2015年6月17日，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顾鸣超向我们谈起了中国金融走出去的发展历程和即将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从他那气宇轩昂的风度和目光炯炯的神态，我们看到了中国金融走向世界过程中的坎坷历程和今天中国作为全球经济金融大国的自信。
　　不甘现状，奋发图强
　　出生在上海崇明岛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顾鸣超，从小生活艰苦，他通过努力，考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系。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外贸局做了一名业务员。他每天要跋山涉水，步行几十里收购农民的土特产。在贵州这个经济相对落后、交通欠发达地区，他一干就是11年。艰苦的生活没有磨灭他的斗志，他始终怀揣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能从事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在更高领域施展自己的才华。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顾鸣超通过给各地外贸单位写自荐信，抓住了机遇，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79年9月，身在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顾鸣超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银行江苏省连云港分行的录取通知，激动万分的他告别了山区的老乡们，进入银行国际结算部门做了业务员。连云港作为欧亚大陆的起点，是国内最早开放的14个口岸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开始对外贸易的地方。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银行作为国家唯一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刚刚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员工普遍缺乏经验，技术水平较低，业务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到了银行，顾鸣超感到金融知识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比外贸工作高深得多。银行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比外贸高得多。当时摆在顾鸣超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外语和打字。他为了克服困难，加班加点，背诵单词、练习打字常常到深夜。
　　对外催款，理直气壮
　　出生于江南的顾鸣超却有着一股北方汉子的执着与倔强。这种执着与倔强时时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中。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出口一批矿产到日本，但日本方面一直拖欠货款不还，拖延的这批款项半年的利息就高达9万美元。作为负责催收业务的经办人员，顾鸣超先后写了3封英文催收信，第一封他采用了礼貌用语，但很久不见回音，第二封信语气就有些不客气了，但仍然石沉大海，他接着写第三封信，措辞强硬。科长为此还到行长那里告状，行长把顾鸣超叫到办公室严厉批评了一番，说他的信会影响代理行关系，甚至影响中日关系。顾鸣超自信地说，这是催款的技巧和策略，日本买方欺软怕硬，我们催收欠款就应该理直气壮，先礼后兵，他坚信这次日方肯定会有所反应。果然，一周后，日本方面以电传方式将欠款全部偿还，还写了一封致歉信。正是由于顾鸣超不认输、不服输的性格和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硬是把拖欠了半年之久的巨款从日本人手中要了回来，给中方挽回了损失。1983年，顾鸣超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连云港分行行长，4年里连升三级，这是与他的努力和业绩分不开的。
　　1985～1993年，顾鸣超先后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浙江省分行担任领导。他亲自走出去动员在海外的温州籍华侨回国投资，并通过在香港成立融资平台、在内地设立合资银行等一系列方式，利用各种渠道引进外资支持企业进口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国内办厂，为日本投资的三得利啤酒厂、香港投资的连云港彩色塑料包装厂、南京华飞彩色显像管项目、张家港沙钢企业引进1000万美元二手设备等提供了银行保函、外汇贷款、银团贷款等一系列金融服务。在积极支持地方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为中国金融走向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求真务实，自强不息
　　“刻苦学习，求真务实，自强不息，修身律己”，这16个字是顾鸣超奉行的宗旨。
　　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顾鸣超被任命为副行长。当时国内出口产品主要以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和支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等资本性货物的出口。建行初期，业务基础非常薄弱，人员大都有做外贸业务的经验，但对集金融外贸于一体的新银行业务还是很不熟悉，市场需要去开拓，客户也需要去挖掘。作为主抓出口信贷的行领导，顾鸣超不但要抓业务，还要抓培训和宣传。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内客户和宣传进出口银行的支持政策，顾鸣超举办了多次业务培训和企业座谈会。他常说，出口信贷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贷款，它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全方位的知识，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操作本领，还要有很强的防范风险意识。
　　出口信贷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一般的商业贷款，因为它牵涉到国家风险，虽然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政策性银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是对国家的资金安全问题更需要高度重视。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顾鸣超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了很多新的业务品种，如额度贷款、福费廷和融资担保等，为中国出口企业广开融资渠道。2014年年底，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由1994年的26.4%提高到了56%。这与中国进出口银行20年来的金融支持是分不开的。
　　身为监事，执法为国
　　顾鸣超常说：“三分本事，七分做人。要时刻牢记法律纪律，公私分明，廉洁自律。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2000年，金融领域不良资产达到27.8%。为了健全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督机制，加强对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督管理，国务院颁布了的《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暂行条例》，并向国有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派驻17个监事会监督检查。监事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代表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
　　从2000年6月开始，顾鸣超受命，先后担任银河证券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交通银行监事会主席、中国农业银行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交通银行独立董事、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
　　监事会制度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对防范金融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一项制度创新，对于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金融机构监督机制，加强金融内部管理，提高国有金融资产质量，保证金融稳健运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展望由中国主导的即将成立的亚投行，顾鸣超既欣慰又担忧。他欣慰的是中国金融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后，终于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主导国际金融规则，彰显中华民族的雄威。放眼全球，在世界经济都萎靡不振的时候，中国经济还保持着稳定增长，这足以让各国对中国刮目相看。他们从此看到了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事实上，无论是亚投行的目的和使命，还是在成员构成、股权分配、组织结构、治理框架等方面，遵循的都是现有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规范，希望以此打造一个包容、开放、透明的新型全球金融机构，推动互联互通、跨境融资及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亚投行是开创全球金融治理新格局的新起点。
　　顾鸣超担忧的是，国内金融机构能否抓住这个机遇，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有些人认为，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将会在业务上和国内的银行形成竞争关系。做过多年金融监管工作的顾鸣超深知中国的金融发展的瓶颈在哪里，想要突破瓶颈从而取得更高的成就，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学习。顾鸣超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应该是国内金融业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要抓住机会完善我们的机制，学习别国先进的管理办法，再结合我们的国情，深化改革中国的金融现状。顾鸣超说：“亚投行的成立会对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起到促进作用，中国的金融机构要学习、借鉴亚投行成员国的各种先进管理办法和科学的机制和做法，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国情拿出怎么跟亚投行合作共赢切实可行的方案。好好借这个东风，把它与我们的“一带一路”结合起来，帮助中国企业走得更快更远。
　　最后，顾鸣超说今生最令他欣慰的就是中组部在他退休时的谈话：“你的品行、能力、业绩、清廉，中央对你是充分肯定的”。在金融界这个充满挑战的行业上干了一辈子，能有这样一句来自中央的肯定总结是他最满意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