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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原籍湖南，１９４８年出生于吉林。"文革"中，杨小凯曾因撰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１０年。在狱中，他刻苦自学哲学、数学和英语。１９７８年刑满出狱，几经周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后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受聘于澳大利亚莫拉什大学，１９９３年当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８年受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同时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工作。著有《 牛鬼蛇神录》、《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著作。
向继东：你是经济学家，不知你是如何看待经济和政治的？
杨小凯：美国有个新政治经济学派代表、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说过：没有宪政的秩序，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机会主义的，掌权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这种敛财情况，越是落后贫穷的国家，表现越是赤裸裸，如中美洲的海地。在这些地方，官员贪污、垄断性地经营许多行业，都是政府机会主义的行为。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向继东：在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比西方晚，但工业革命却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你是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
杨小凯：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点，反对派喜欢利用结社自由来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所以历朝皇帝对非官方的结社都极为敏感，因而对自由结社有严格的限制。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经济结社（办企业）。政府对非官方的企业也总是担心会被反对派的地下结社所利用，所以中国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从来没有法律保护。因此，中国人虽然商业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发明银行（钱庄）的民族，却很少投资工业企业，赚了钱只是买地。这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
向继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对私有企业的保障比之以往已有很大加强。但在"于志安携资出逃事件"后，有学者提出了私人剩余权问题。你在这方面做过很深的研究，可否谈谈你的观点？
杨小凯：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正视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很高兴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今天之所以贪污成风，就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有明确定义到私人的结果。我认为，要消灭贪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将企业的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污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就会遭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传来的一些故事，某个集体企业或机构的创办人好不容易把企业办成功，却被部下与政府部门联合夺了权。这种侵夺企业家剩余权的行为造成了企业领导不敢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因为当私人剩余权定义不明确时，能干的部下往往对企业领导是个威胁。如企业剩余权是私人的，并受法律保护，则重用人才就不会有被侵权的后顾之忧。不管雇员有多大的本事，拿多高的工资，他也不能不经剩余权市价的买卖变成老板。有的消息还说明，由于剩余权没有私有化，企业的合并和合理化都不能通过剩余权的市场买卖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合理化很难实现。
向继东：私有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私有化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化只是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一种措施，而不是指所有制形态。你能就此谈谈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吗？
杨小凯：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受两个大局的影响，一个是各国争国际实力地位的游戏，决定了中国非走向市场经济不可，这个大局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第二是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关于试验方式的竞争。因此，东欧俄国私有化的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前途会有重大影响。
向继东：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程，你是如何看待的？
杨小凯：东欧私有化试验花样百出，确实大开眼界。但总体而言，东欧俄国经济都乏善可陈，甚至是一塌糊涂。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把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搬去分析东欧经济，提出了震荡疗法方案，当时热闹一时，但最终证明是一个失败的建议。因为现代经济学本身根本无能力回答东欧改革中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中心是价格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而东欧改革中的问题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的问题。产权制度的变化是核心，而价格和资源是次要问题，因此用价格理论来回答产权制度改革，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俄国改革方案把价格改革放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对产权制度的演进需要时间积累低估了，这都是造成混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代经济学中根本没有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真正了解。比如，东欧改革中经互会（一个在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协调计划、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经济组织）解体，那些依赖东欧和前苏联贸易的企业顿时失去了市场和原料，当然整个经济就瘫痪了。
向继东：海外曾有一说，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似乎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认为２１世纪必将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但从去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儒家文化成为２１世纪的主流文化似乎已成泡影了。你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化，你认为儒家文化是否已走到尽头？顾准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产生民主和科学的。你能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杨小凯：说哪个文化占优势，恐怕不太妥当。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功，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过去英国没有文官制度，是从中国文化里学去的。欧洲发展快，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碰撞的结果。在亚洲中国文化占主流，但总强调一家是危险的。汤因比早就预言过，太平洋由于是东西十几种文化交汇处，它比地中海十几种西方文化交汇孕育的当代西方文明的潜力更大。因此我认为，２１世纪太平洋一定会孕育出一个超过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模仿也是一种文化，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是一种进步。苏联不是也模仿资本主义吗？中国近年来出台的《破产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产法》、《证券法》等法律也都是模仿的结果。但模仿的同时必须有创新，不创新必然失败，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向继东：已有专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你对此是否持相同看法？从目前迹象观察，亚洲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你认为它最终对中国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这次危机是否会引起类似３０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
杨小凯：对于目前亚洲的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乐观的。总的来看，这次危机是发展成功的后果，不是失败的后果。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成功，彼此产生了作用和影响。日本和韩国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还很不自由化，如韩国政府垄断了许多行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它是儒家式的资本主义，还可以走后门，贷款还可以不还，政府干预太多。看来韩国是失败了，学不得。海外有的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新加坡是专制下的畸形发展，也学不得。台湾就不一样，这次虽受了点影响，但比韩国好多了。所以我主张：如果中国大陆想从亚洲"四小龙"身上借鉴经验，应该学香港和台湾，不能学新加坡和韩国。
至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乃至对全球的影响，因为我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不做结论。危机还在继续，看不到即将结束的迹象。中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贬不贬值的问题。不贬值，有好处也有不利。好处是可以稳定亚洲经济，稳住大局；不利是出口下降、旅游业不景气等。我认为，中国今年以来多次采取降息、降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弥补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损失。
向继东：有一种说法，学术是不能逃离政治的。你在西方做中国问题研究，在你的中国问题著作中，你是否倾注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急切呼唤？
杨小凯：我１７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过牢，现在对政治依然热情不减，不过现在理性多于感性了。如果说我的某个观点过了临界点，那是因为我想从学术需要去探究问题。□（编辑：张良）
向继东：你是经济学家，不知你是如何看待经济和政治的？
杨小凯：美国有个新政治经济学派代表、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说过：没有宪政的秩序，政府的行为必然是机会主义的，掌权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这种敛财情况，越是落后贫穷的国家，表现越是赤裸裸，如中美洲的海地。在这些地方，官员贪污、垄断性地经营许多行业，都是政府机会主义的行为。所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本身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向继东：在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比西方晚，但工业革命却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你是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
杨小凯：从中国历史来看，由于多次革命和朝代周期的特点，反对派喜欢利用结社自由来从事推翻政府的活动，所以历朝皇帝对非官方的结社都极为敏感，因而对自由结社有严格的限制。这种传统也影响到经济结社（办企业）。政府对非官方的企业也总是担心会被反对派的地下结社所利用，所以中国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从来没有法律保护。因此，中国人虽然商业本能非同一般，也是最早发明银行（钱庄）的民族，却很少投资工业企业，赚了钱只是买地。这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原因。
向继东：在今天中国的改革中，对私有企业的保障比之以往已有很大加强。但在"于志安携资出逃事件"后，有学者提出了私人剩余权问题。你在这方面做过很深的研究，可否谈谈你的观点？
杨小凯：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正视企业的私人剩余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很高兴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今天之所以贪污成风，就是由于企业剩余权没有明确定义到私人的结果。我认为，要消灭贪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将企业的剩余权私有化，将政府垄断的种种特权废止。那时任何通过贪污侵犯私人企业剩余权的行为就会遭到私人老板的强烈抵制，不正之风也就刮不起来了。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所有权是道德神"，当法律不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时，社会道德是不可能有准则的。
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传来的一些故事，某个集体企业或机构的创办人好不容易把企业办成功，却被部下与政府部门联合夺了权。这种侵夺企业家剩余权的行为造成了企业领导不敢重用有才能的部下。因为当私人剩余权定义不明确时，能干的部下往往对企业领导是个威胁。如企业剩余权是私人的，并受法律保护，则重用人才就不会有被侵权的后顾之忧。不管雇员有多大的本事，拿多高的工资，他也不能不经剩余权市价的买卖变成老板。有的消息还说明，由于剩余权没有私有化，企业的合并和合理化都不能通过剩余权的市场买卖实现，所以经济组织的合理化很难实现。
向继东：私有化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私有化不等于私有制。私有化只是国有资产存量调整的一种措施，而不是指所有制形态。你能就此谈谈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吗？
杨小凯：我认为，中国的发展受两个大局的影响，一个是各国争国际实力地位的游戏，决定了中国非走向市场经济不可，这个大局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第二是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渡中关于试验方式的竞争。因此，东欧俄国私有化的试验对中国经济改革前途会有重大影响。
向继东：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进程，你是如何看待的？
杨小凯：东欧私有化试验花样百出，确实大开眼界。但总体而言，东欧俄国经济都乏善可陈，甚至是一塌糊涂。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把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搬去分析东欧经济，提出了震荡疗法方案，当时热闹一时，但最终证明是一个失败的建议。因为现代经济学本身根本无能力回答东欧改革中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中心是价格制度和资源分配制度，而东欧改革中的问题是经济组织演进和体制演进的问题。产权制度的变化是核心，而价格和资源是次要问题，因此用价格理论来回答产权制度改革，当然是牛头不对马嘴。俄国改革方案把价格改革放在产权制度改革之前，对产权制度的演进需要时间积累低估了，这都是造成混乱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代经济学中根本没有成熟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不真正了解。比如，东欧改革中经互会（一个在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协调计划、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经济组织）解体，那些依赖东欧和前苏联贸易的企业顿时失去了市场和原料，当然整个经济就瘫痪了。
向继东：海外曾有一说，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似乎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希望，由此认为２１世纪必将是儒家文化的天下。但从去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来看，儒家文化成为２１世纪的主流文化似乎已成泡影了。你是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化，你认为儒家文化是否已走到尽头？顾准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能产生民主和科学的。你能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杨小凯：说哪个文化占优势，恐怕不太妥当。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功，都是多种文化交汇的结果。过去英国没有文官制度，是从中国文化里学去的。欧洲发展快，就是多种文化并存碰撞的结果。在亚洲中国文化占主流，但总强调一家是危险的。汤因比早就预言过，太平洋由于是东西十几种文化交汇处，它比地中海十几种西方文化交汇孕育的当代西方文明的潜力更大。因此我认为，２１世纪太平洋一定会孕育出一个超过西方文明的新文明。模仿也是一种文化，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是一种进步。苏联不是也模仿资本主义吗？中国近年来出台的《破产法》、《公司法》、《公平交易法》、《房地产法》、《证券法》等法律也都是模仿的结果。但模仿的同时必须有创新，不创新必然失败，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向继东：已有专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你对此是否持相同看法？从目前迹象观察，亚洲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你认为它最终对中国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这次危机是否会引起类似３０年代的全球金融危机？
杨小凯：对于目前亚洲的金融危机，我的看法是乐观的。总的来看，这次危机是发展成功的后果，不是失败的后果。因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成功，彼此产生了作用和影响。日本和韩国危机的根源是经济还很不自由化，如韩国政府垄断了许多行业，造成了严重后果。它是儒家式的资本主义，还可以走后门，贷款还可以不还，政府干预太多。看来韩国是失败了，学不得。海外有的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新加坡是专制下的畸形发展，也学不得。台湾就不一样，这次虽受了点影响，但比韩国好多了。所以我主张：如果中国大陆想从亚洲"四小龙"身上借鉴经验，应该学香港和台湾，不能学新加坡和韩国。
至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乃至对全球的影响，因为我还没有作过专门研究，不做结论。危机还在继续，看不到即将结束的迹象。中国现在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人民币贬不贬值的问题。不贬值，有好处也有不利。好处是可以稳定亚洲经济，稳住大局；不利是出口下降、旅游业不景气等。我认为，中国今年以来多次采取降息、降贷款利率、提高出口退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弥补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损失。
向继东：有一种说法，学术是不能逃离政治的。你在西方做中国问题研究，在你的中国问题著作中，你是否倾注了对中国现代化的急切呼唤？
杨小凯：我１７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过牢，现在对政治依然热情不减，不过现在理性多于感性了。如果说我的某个观点过了临界点，那是因为我想从学术需要去探究问题。□（编辑：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