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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都为一点点的世俗利益牺牲掉原则，那就不能苒去抱怨制度有缺陷
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学术批评网站发出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立即产生巨大反响，舆论的热度堪比近日的高温。
6月28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学术会议的贺卫方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电话专访，细说事件原委，袒露学者忧思。“大学的制度建设是整个社会的事务”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一定要用公开信的方式，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
贺卫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越来越习惯公开信这种方式。它不像我们第一眼看到那样的激烈。公开信是一种更好的论证说理方式，然后诉诸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关注，当然会带来对决策者的压力。你可以看到网络、平面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产生很多不同声音，比如上海的论者明确认为这是一个逃避，对我有批评。也有人从建设者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这本来是公共性的事务，大学的管理，大学的制度建设，不是大学内部或者一个大学内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事务。
我不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决绝的方式。我并不想做对抗性的事情。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老北大的传统，比如校长的去留，老北大以怎样的方式去建设这样一个大学，一直有全社会关注的色彩，我不过延续了老北大这个传统而已。
《瞭望东方周刊》：公开信是北大的传统吗?
贺卫方：就是把所谓的常规认为内部意义的问题转化为外部，让整个社会关注，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比如说，新文学运动推动了文学的改造。北大的开放性也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蔡元培时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在中国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北大学者会有公开化的表达。包括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之职，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现在的惯例，遇串一般先与领导沟通，你有没有走这个程序?
贺卫方：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个人不断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反映自己的看法，在法学院一次次的会议上不断提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作了很多努力，不过看起来收效甚微。
现在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教师所起的作用相当不理想。尤其是学术制度的建设方面应当体现大学的自治，体现教授群体的主导作用。大家应当协商，不存在一方胁迫一方。有人说这是一种胁迫，你不按照希望的路子去走，我就不干了，罢工了。即使是罢招，并不是想离开这个地方，比如工人罢工有其积极意义，通过压力使工厂的管理吏加合理。我认为我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在挑战北大。
贺卫方：其实是在继承，而不是挑战。一个老牌学校在演变中也会偏离原有的轨道，比如文革中有学者参与梁效的写作班子，一个学校和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不可能不走弯路，不遭遇曲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曲折和弯路也是一种财富，使得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真的需要北大的有关领导、部门，包括生活在北大的人，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我经常说应该有文物陈列，显示我们学校生生不息的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同时也把我们走弯路的文物展现出来，让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的人能够经常睹物思人，体味这个学校的精神，以便把传统变成活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力量来自何方?
贺卫方：大学的传统。追溯历史，大学本身是学者的自治共同体，只有这样的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完成其使命，能够进行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够经常地对社会事务表达学者的立场，能够形成大学里的知识观念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有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直言的人一般是刀子嘴豆腐心”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清楚校方的反应?
贺卫方：我看到了媒体对法学院负责人的采访。我在去加拿大开会前已经与负责人交流看法，表达我的苦恼和不满，他也表示理解。这样的考试制度对法律史专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也承认。
我自己个人觉得更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我所指导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专业本身被边缘化得最严重。考试三门课程，居然都不包含法律史，法理学的课程多少还占20％，我连1％都没有。考我的专业居然一点都不涉及我的专业，这对法律史的导师来说是一种羞辱。我的愤怒应该得到更多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公开信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贺卫方：从目前态势来看，全社会很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多的报纸都对此进行报道，让我觉得很意外。好像发生在北大的事情总是更被关注。我坚持认为整个社会的关注是社会对大学制度关心爱护的标志。我向来认为批评者是我们的朋友，只有最热爱，最有情感的人之间才会相互批评。只有没有一点感情的人才不会批评。
其实，包括学校里的同事，学院的同事，或多或少认为我是个直言的人，但是都不认为我是个激烈的人。包括有关校领导也有过私下的交流，跟我说一些话不要说的那样直接。直言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刀子嘴豆腐心。
《瞭望东方周刊》：希望这种关注能迫使学校在压力之下有所改变吗?
贺卫方：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希望我的角色是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学者呼声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我们有良好的机制能使意见得到吸纳，或者说迅速建立对话机制，使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呈现，大家进行很好的协商讨论，达成一种妥协。
如果说这样公开的表达被误读，被理解为对抗，然后甚至出现越是主张这样越不按照这样来做，不采取任何方式进行对话，就会愈演愈烈，问题变得棘手。我当然不希望走向这条道路。
北大有非常好的传统，多少对教师和管理者来说有一种影响。我看到法学院的回应是比较积极的。他们也会说理解教师，也没有完美的考试制度，目前的考试有好处。作为对媒体的回应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要等待下一步的协商。
“陈丹青比我更决绝”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把你和陈丹青联系到一起，认为你们的选择是相近的。
贺卫方：他比我更决绝。我读过陈教授的文章，也了解当时他辞职的情况。当时心理咯瞪一下，对一个学者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特别不容易，他心里要经过多少内心的折磨。
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陈教授长期生活在体制外，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回到清华进入体制内，他特别不适应，不能理解大学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逻辑。一个艺术家培养后辈，看到一个有天分的人因为外语和政治没过关而不得不把他拒之门外，我可以想见那种痛苦。
我基本在体制内，对大学的管理问题比他更适应和理解。我的专业也与陈教授的不一样，他的专业非常个性化，而我的专业不是那样的个性化。他选择激烈的辞职，我选择的是不那样激烈的暂停招收硕士生，还可以继续招博士生，教本科生。我只是暂停工作中的局部。陈教授走出体制，生存能力可能比我强。我要走出体制，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遇到过陈教授一样的情况吗?
贺卫方：在上一次硕士生考试中，我们有四个法律史的考生，只有一个人是考过来的，其他的都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对本专业一点认识都没有。问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真是感到特别凄凉。
《瞭望东方周刊》：你没有权力拒绝自己不满意的学生吗?
贺卫方：你知道有时候学生很不容易考上来，你会于心不忍，感觉到自己是在杀人。法学院领导的回应，我认为有的地方是错的，说法律史是冷门专业，其实每年报考我的人相当不少，可最后越是喜欢法律史的人知识结构越会发生偏差，越不能适应这样的考试，最后失败的人简直是尸横遍野。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的制度是不是很难培养出学术人才?
贺卫方：我觉得目前的制度下，中等人才往往能够成功。很差的人很难成功，特立独行的人才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数学不及格，清华不受常规约束招了他，此后历史上有了一个伟大的名字，可是按照目前的体制，非常突出又另类的人才就进不去。
大学目前的体制越来越格式化。由于外部权力对大学体制进行越来越多的塑造，比如各种科研项目由外部权力来干涉，评定，或者给予资金的支持。然后硕士生考试，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强调统一化和格式化，比如是不是正在探索一种可行性，一个专业的考试由教育部门来统一组织命题，比如说更多的题库制度，用题库的方式来避免教师的腐败，结果就是大学的个性越来越没有，大学之间必要的合理竞争机制不可能出现，大学越来越官僚化。外部的官僚影响内部的管理，使得内部的管理也趋向于官僚化，各种东西都通过表格来进行。这样的体制下建设一流大学我看要等到黄河清了。
教师就是要教书育人，考试制度就是要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环境加以培养，使得素质高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大学存在最重要的价值。陈教授和我的做法都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大家都是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制度。
“学者的确有一种社会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这段时间学者对体制发出异议的越来越多，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贺卫方：我想不是偶然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学术界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得到越来越多的领悟和追求。比如法学专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进大学时，更常用的词是政法，就是政治化的法律，法学完全处于依附状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法学独立性的重要性。法学的独立性是审判独立、检查制度独立非常基础性的要件。所以学术界群体的独立意识必然会导致学者们更多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是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
正是因为学者的独立性和社会在转型期对各种知识的饥渴，导致学者的声音在社会中频频表达出来，而社会对学术界的存在给予了更多关注，当然对教授群体的批评也是更激烈的。这是社会演变中正常的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这是一种高贵的声音。
贺卫方：我对这个有一点害怕。其实我自己更愿意解释成是学者为了维护自己学术园地本身的一种规则和逻辑而作的很自然的反映。我觉得并不是哪种声音特别高贵，哪种声音特别低贱。但是我愿意说，道德、勇气、知识、尊严，应当体现在学者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勇气一定会促使学者保证立场的独立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本身更要体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感，不可以充当完全屈从性的依附角色。对社会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这是作秀。
贺卫方：对法律史的教授来说，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羞辱，我们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被逼到墙角了，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里还有作秀的想法?
有人说，贺卫方愿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尽可能在表达任何问题的时候一以贯之，把自己的追求体现在任何方面。一方面学者应该认真地做学问，去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写作和教学，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确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对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种独立立场的展现本身就具有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的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研究生招生不是北大的问题，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改变现状一个学校是无能为力的。
贺卫方：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义务和责任，就是清晰明确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对于有关制度建设我们要尽到交涉的责任。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拥有的就是真理，也可能会犯错误，但是错误也是真诚的错误。不要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高兴，但是为了某种利益和诉求，会装出一幅笑脸来表示我们会赞成这个，使得对方发生一种误解，原来这个政策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此前我也有过一封致校长的公开信，作为校领导守土有责，应该维护学校的利益和精神，成为伟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为一点点的世俗利益牺牲掉原则，那就不能再去抱怨国家的制度有重大缺陷。因为我们实际上都在默许，容忍，甚至成为某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甚至制度的帮凶。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教育部门，而是来自每个大学，每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想好回国后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了吗?
贺卫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第一次。学者不应该在出现社会压力就沉默或者退缩。我还是我，我会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准备对已经发表的观点作一个回应。
6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学术批评网站发出了《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立即产生巨大反响，舆论的热度堪比近日的高温。
6月28日，在加拿大渥太华开学术会议的贺卫方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电话专访，细说事件原委，袒露学者忧思。“大学的制度建设是整个社会的事务”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一定要用公开信的方式，有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途径?
贺卫方：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家应该越来越习惯公开信这种方式。它不像我们第一眼看到那样的激烈。公开信是一种更好的论证说理方式，然后诉诸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的关注，当然会带来对决策者的压力。你可以看到网络、平面媒体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产生很多不同声音，比如上海的论者明确认为这是一个逃避，对我有批评。也有人从建设者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这本来是公共性的事务，大学的管理，大学的制度建设，不是大学内部或者一个大学内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事务。
我不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决绝的方式。我并不想做对抗性的事情。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到老北大的传统，比如校长的去留，老北大以怎样的方式去建设这样一个大学，一直有全社会关注的色彩，我不过延续了老北大这个传统而已。
《瞭望东方周刊》：公开信是北大的传统吗?
贺卫方：就是把所谓的常规认为内部意义的问题转化为外部，让整个社会关注，这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比如说，新文学运动推动了文学的改造。北大的开放性也是这样的，长期以来，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不是北大的注册学生，蔡元培时代就有这样的传统。在中国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北大学者会有公开化的表达。包括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之职，都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现在的惯例，遇串一般先与领导沟通，你有没有走这个程序?
贺卫方：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我个人不断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涉，反映自己的看法，在法学院一次次的会议上不断提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作了很多努力，不过看起来收效甚微。
现在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教师所起的作用相当不理想。尤其是学术制度的建设方面应当体现大学的自治，体现教授群体的主导作用。大家应当协商，不存在一方胁迫一方。有人说这是一种胁迫，你不按照希望的路子去走，我就不干了，罢工了。即使是罢招，并不是想离开这个地方，比如工人罢工有其积极意义，通过压力使工厂的管理吏加合理。我认为我的做法是非常积极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在挑战北大。
贺卫方：其实是在继承，而不是挑战。一个老牌学校在演变中也会偏离原有的轨道，比如文革中有学者参与梁效的写作班子，一个学校和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样的，不可能不走弯路，不遭遇曲折。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曲折和弯路也是一种财富，使得悲剧不再重演。
我们真的需要北大的有关领导、部门，包括生活在北大的人，反思一下我们的传统。我经常说应该有文物陈列，显示我们学校生生不息的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同时也把我们走弯路的文物展现出来，让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的人能够经常睹物思人，体味这个学校的精神，以便把传统变成活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你的力量来自何方?
贺卫方：大学的传统。追溯历史，大学本身是学者的自治共同体，只有这样的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完成其使命，能够进行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能够经常地对社会事务表达学者的立场，能够形成大学里的知识观念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终有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直言的人一般是刀子嘴豆腐心”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清楚校方的反应?
贺卫方：我看到了媒体对法学院负责人的采访。我在去加拿大开会前已经与负责人交流看法，表达我的苦恼和不满，他也表示理解。这样的考试制度对法律史专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也承认。
我自己个人觉得更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改革过程中，我所指导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专业本身被边缘化得最严重。考试三门课程，居然都不包含法律史，法理学的课程多少还占20％，我连1％都没有。考我的专业居然一点都不涉及我的专业，这对法律史的导师来说是一种羞辱。我的愤怒应该得到更多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公开信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贺卫方：从目前态势来看，全社会很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多的报纸都对此进行报道，让我觉得很意外。好像发生在北大的事情总是更被关注。我坚持认为整个社会的关注是社会对大学制度关心爱护的标志。我向来认为批评者是我们的朋友，只有最热爱，最有情感的人之间才会相互批评。只有没有一点感情的人才不会批评。
其实，包括学校里的同事，学院的同事，或多或少认为我是个直言的人，但是都不认为我是个激烈的人。包括有关校领导也有过私下的交流，跟我说一些话不要说的那样直接。直言的人一般被认为是刀子嘴豆腐心。
《瞭望东方周刊》：希望这种关注能迫使学校在压力之下有所改变吗?
贺卫方：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希望我的角色是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学者呼声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我们有良好的机制能使意见得到吸纳，或者说迅速建立对话机制，使相关问题能够得到呈现，大家进行很好的协商讨论，达成一种妥协。
如果说这样公开的表达被误读，被理解为对抗，然后甚至出现越是主张这样越不按照这样来做，不采取任何方式进行对话，就会愈演愈烈，问题变得棘手。我当然不希望走向这条道路。
北大有非常好的传统，多少对教师和管理者来说有一种影响。我看到法学院的回应是比较积极的。他们也会说理解教师，也没有完美的考试制度，目前的考试有好处。作为对媒体的回应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要等待下一步的协商。
“陈丹青比我更决绝”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把你和陈丹青联系到一起，认为你们的选择是相近的。
贺卫方：他比我更决绝。我读过陈教授的文章，也了解当时他辞职的情况。当时心理咯瞪一下，对一个学者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特别不容易，他心里要经过多少内心的折磨。
我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陈教授长期生活在体制外，他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回到清华进入体制内，他特别不适应，不能理解大学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逻辑。一个艺术家培养后辈，看到一个有天分的人因为外语和政治没过关而不得不把他拒之门外，我可以想见那种痛苦。
我基本在体制内，对大学的管理问题比他更适应和理解。我的专业也与陈教授的不一样，他的专业非常个性化，而我的专业不是那样的个性化。他选择激烈的辞职，我选择的是不那样激烈的暂停招收硕士生，还可以继续招博士生，教本科生。我只是暂停工作中的局部。陈教授走出体制，生存能力可能比我强。我要走出体制，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遇到过陈教授一样的情况吗?
贺卫方：在上一次硕士生考试中，我们有四个法律史的考生，只有一个人是考过来的，其他的都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对本专业一点认识都没有。问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真是感到特别凄凉。
《瞭望东方周刊》：你没有权力拒绝自己不满意的学生吗?
贺卫方：你知道有时候学生很不容易考上来，你会于心不忍，感觉到自己是在杀人。法学院领导的回应，我认为有的地方是错的，说法律史是冷门专业，其实每年报考我的人相当不少，可最后越是喜欢法律史的人知识结构越会发生偏差，越不能适应这样的考试，最后失败的人简直是尸横遍野。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的制度是不是很难培养出学术人才?
贺卫方：我觉得目前的制度下，中等人才往往能够成功。很差的人很难成功，特立独行的人才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钱钟书当年考清华，数学不及格，清华不受常规约束招了他，此后历史上有了一个伟大的名字，可是按照目前的体制，非常突出又另类的人才就进不去。
大学目前的体制越来越格式化。由于外部权力对大学体制进行越来越多的塑造，比如各种科研项目由外部权力来干涉，评定，或者给予资金的支持。然后硕士生考试，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强调统一化和格式化，比如是不是正在探索一种可行性，一个专业的考试由教育部门来统一组织命题，比如说更多的题库制度，用题库的方式来避免教师的腐败，结果就是大学的个性越来越没有，大学之间必要的合理竞争机制不可能出现，大学越来越官僚化。外部的官僚影响内部的管理，使得内部的管理也趋向于官僚化，各种东西都通过表格来进行。这样的体制下建设一流大学我看要等到黄河清了。
教师就是要教书育人，考试制度就是要为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环境加以培养，使得素质高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大学存在最重要的价值。陈教授和我的做法都是具有建设意义的，大家都是为了建立更加合理的制度。
“学者的确有一种社会责任”
《瞭望东方周刊》：这段时间学者对体制发出异议的越来越多，你认为这是偶然的吗?
贺卫方：我想不是偶然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学术界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得到越来越多的领悟和追求。比如法学专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进大学时，更常用的词是政法，就是政治化的法律，法学完全处于依附状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到法学独立性的重要性。法学的独立性是审判独立、检查制度独立非常基础性的要件。所以学术界群体的独立意识必然会导致学者们更多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是社会演变的必然结果。
正是因为学者的独立性和社会在转型期对各种知识的饥渴，导致学者的声音在社会中频频表达出来，而社会对学术界的存在给予了更多关注，当然对教授群体的批评也是更激烈的。这是社会演变中正常的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这是一种高贵的声音。
贺卫方：我对这个有一点害怕。其实我自己更愿意解释成是学者为了维护自己学术园地本身的一种规则和逻辑而作的很自然的反映。我觉得并不是哪种声音特别高贵，哪种声音特别低贱。但是我愿意说，道德、勇气、知识、尊严，应当体现在学者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勇气一定会促使学者保证立场的独立性。当然更重要的是精神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本身更要体现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感，不可以充当完全屈从性的依附角色。对社会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这是作秀。
贺卫方：对法律史的教授来说，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羞辱，我们哪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被逼到墙角了，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里还有作秀的想法?
有人说，贺卫方愿意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尽可能在表达任何问题的时候一以贯之，把自己的追求体现在任何方面。一方面学者应该认真地做学问，去进行学术意义上的写作和教学，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学者的确有一种社会责任，应该对更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种独立立场的展现本身就具有推动社会制度合理化的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研究生招生不是北大的问题，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改变现状一个学校是无能为力的。
贺卫方：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义务和责任，就是清晰明确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对于有关制度建设我们要尽到交涉的责任。我们不能保证自己拥有的就是真理，也可能会犯错误，但是错误也是真诚的错误。不要说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不高兴，但是为了某种利益和诉求，会装出一幅笑脸来表示我们会赞成这个，使得对方发生一种误解，原来这个政策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此前我也有过一封致校长的公开信，作为校领导守土有责，应该维护学校的利益和精神，成为伟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这样的事情，为一点点的世俗利益牺牲掉原则，那就不能再去抱怨国家的制度有重大缺陷。因为我们实际上都在默许，容忍，甚至成为某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甚至制度的帮凶。所以我认为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教育部门，而是来自每个大学，每个人。
《瞭望东方周刊》：想好回国后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了吗?
贺卫方：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第一次。学者不应该在出现社会压力就沉默或者退缩。我还是我，我会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人，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准备对已经发表的观点作一个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