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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承继八十年代对生存困境的启蒙关注时，更主要的是在寻求困境的缓解与克服。精神力量、幽默，贫嘴、自嘲等成了刘恒克服困境的主要出路。从性质而言，九十年代的刘恒放弃了八十年代的启蒙叙事而转向了平民化写作，这种变化，一方面来自刘恒化解自身“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冲突的理性自觉，另一方面也是世纪末语境的影响使然。
[关键词] 生存困境 平民化写作 理性自觉 世纪末语境
刘恒自八十年代登上文坛以来，一直以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揭示人的在世境遇与生存困境，并对其作出冷酷的逼视。欲望中的挣扎、孤独的存在、宿命的死亡是其八十年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命题。[1]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刘恒的小说创作与八十年相比，有坚持也有变化。就前者而言。刘恒在自己的小说中仍然在继续关注人的苦难与生存困境问题，就后者而言，刘恒似乎多了一种舒缓、克服生存苦难与生存困境的冲动。
对于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写作与八十年代的承继关系，昌切早已指出过，他说，“我不相信存在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刘恒，……我不是说刘恒的创作在九十年代毫无变化，变化肯定是难免的，而是说这种变化不具有实质性，是皮面的，还谈不上脱胎换骨，尚不足以确证现在这个刘恒已不在是原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刘恒”。[2]他进一步指出，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和八十年代相比“仍然坚持以人为中心，仍然以密切关注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勘探生存之道，探索人性之谜，揭示无所不在的人生宿命，表现无可逃遁的人的悲剧命运”。[3]换言之，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为对“生存困境”的启蒙关注。在八十年代，刘恒以鲁迅式的启蒙姿态，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绝望中的精神与物质生存图景。不同的是，在九十年代，这种困境图景更多的表现在物质的层面。《哀伤自行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年“你”。由于家庭贫困，父亲生病，小小年纪就外出揽活，肩负起重大的家庭责任。最后被大石头慢慢挤压而死在巷道里。这里，小说以哀伤的语调突显了一个物质困境的主题。《天知地知》与八十年代后期的《力气》无论在叙述、结构、主题，甚至它们的不足，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两篇小说都按照时间的顺序叙写人物的命运，都淡化时代背景。主人公李来昆的一生表面上看去，充满了传奇色彩，甚至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实质上他的生是苦难的一生、悲剧的一生。而当我们剥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贫嘴、幽默、自嘲与反讽外，裸露出来的仍然是张大民及其家人生活中的物质苦难与生存的艰辛。
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刘恒在步入九十年代后没有完全割断与八十年代的联系。对此，刘恒自己也曾坦率的表达过，“创作是有连贯性的，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很少发生变化的”。[4]不过，肯定刘恒小说创作的连贯性并非意味着否定其中的变化。事实上，与此前小说相比，自九十年代以来，其小说创作透露出了刘恒对人之困境克服的思考冲动。这种冲动在其作品中的突出表征，总的看来就是压抑、冷酷、绝望的色调开始减弱，而欢乐、愉快、调侃的情绪逐步加强。对此刘恒也曾坦率的表达过，“我自己从前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去观察生活，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当这种心境融入到作品中去的时候，就产生悲观沉重的效果。从一九九五年《九月感应》开始。手法上发生了变化。”[5]虽然刘恒承认“这种变化仍然是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升发出来的”。主题仍然是“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但他同样指出了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即是作品中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轻松”的氛围。
《九月感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篇小说，或者说是一篇抒情散文可能更为恰当些。该作品以我在飞机上的感受为线索，抒发了自己面对生活、自然以及家人时的乐观情绪，全篇充满了轻松乐观的色彩。刘恒小说中常见的冷酷、悲观、死亡等元素在此消失的不见踪影。同样，《拳圣》讲述了主人公偷窥领导在周末与异性偷情，并进行敲诈勒索的故事，通篇充满了猎奇的色彩。《哀伤自行车》和《天知地知》尽管保留了刘恒苦难困境的叙事特色，但前者在讲述“你”的苦难中，增加了“漂亮姐姐”对“你”的同情、关心与爱护的叙述。尽管这条叙述线索在文本中遭受到了周围人的非议与嘲笑，因而显得极其脆弱，但它却给读者留有对苦难困境克服的信念：而在《天知地知》中，李来昆充满了传奇与喜剧色彩的一生，更是冲淡了其死亡的悲剧感和沉重感：李来昆1950年出生于玉米地被狗叼走，9岁那年在巨大的泥石流中神奇地活下来，1966年11月李来昆与大辫子姑娘在广播室打情骂俏，说下流话，并引出了副队长与队长和大辫子姑娘的性隐私，成为老百姓笑谈的佐料：1968年槐树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队，李来昆任队长，经常去农村演出，一直维持到粉碎“四人帮”；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李来昆一败再败，最后在弟弟承包的煤场看门，喝醉酒翻越铁门时，被门上的铁刺扎死。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李来昆的经历，在于说明，尽管李来昆的人生也充满了苦难和困境。但其中渗透着丰富的令人发笑的东西，从而冲淡了其苦难。更何况主人公的苦难史还嵌入了不少幸福时光如娶上一个自己喜欢而又体贴关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些短暂的辉煌阶段，广播站的调情，演出中的桃色事件，与小寡妇不成功的艳遇等等，都为文本增添了不少笑声。苦难因此变成了得意的笑。
很显然，刘恒试图想寻找一些东西来缓解、稀释生存的苦难、挣扎以及死亡。刘恒的这种自觉意识及其实践的努力，在一九九七年推出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得到了极端性的呈现。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刘恒九十年后其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其九十年代小说风格的代表作。此后刘恒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把精力投向了影视。在这部作品了，刘恒八十年代小说中常见的苦难、困境、挣扎、宿命以及内心的那种紧张的冲突，几乎消失了。刘恒一改以前的悲观、压抑、死亡的话语特征，小说的内在变的轻松、幽默、乐观，就如同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充满了“幸福”。
刘恒曾说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内心本意”上讲，它仍然是在试图“揭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在这个小说里，实际上我是罗列地写了城市底层人的困境”。[6]事实上，刘恒并不是完全在矫情。从文本本身来看，这种困境就主要体现为张大民及其家人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存苦难。这种苦难困境在小说中除了表现为金钱的匮乏外，更表现为生存空间的逼仄。而空间的逼仄又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畸形挤压，男女大防、上下伦理、夫妻房事、个人隐私都要受到莫大的干涉。张大民整天过着做爱之生相闻的尴尬的生活。刘恒用稍带夸张的叙述，给我们展示了一副二十世纪末中国城市底层贫民生存困境的历史图景。在此，我们依然能看见八十年代通视生存困境的刘恒的身影。 但是，刘恒在展示苦难困境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抚摸苦难困境，而且在刘恒的叙述中，后者完全充斥了小说的各个角落，以至对前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遮蔽。刘恒为苦难、困境找到的克服方法首先是靠精神力量，如刘恒所说，(张大民)“首先是一个平民，一个小人物。……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也是有限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的，当这些你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了呢？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张大民就是靠着它，把所有困难都踩在脚下了。从这一点讲，张大民又无疑是个强者，说他是英雄也说的过去。英雄是相对的。那种在挫折不断的情况下，还能笑口常开的人，有了某种相对性，同时又显示了某种意义，显示了我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7]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的力量。张大民既有鲁迅笔下阿Q式的麻木。也有余华笔下福贵式的坚韧，“咱们这种人不能靠别的，靠别的也靠不上。只能靠东钻钻，西钻钻，上钻钻下钻钻。本来没有路也让咱们钻出一条路来”。张大民克服困境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贫嘴和幽默。有意思的是，本来“死淘死淘，不爱说话”的张大民，在父亲意外早逝后，逐渐变成了话“越来越多。彻头彻尾”耍贫嘴的人。张大民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尴尬时，总是通过贫嘴，用平民式的智慧和幽默，在自嘲中来一一化解。就如刘恒所说，“不管多困难，人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欢乐。这是自己的盾牌。一个最后的盾牌”。[8]张大民的生活本来是艰辛的、悲苦的、充满困顿的，可是由于他的乐观与幽默，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乐趣，使艰辛的人生适合自己而继续生活下去。或许是为了配合张大民的幽默，刘恒的叙述也变的充满了幽默感。比如，在张大民把三民的结婚床安排好在自己的旁边，并在中间只安置一块三和板之后，对新郎三民和新娘有一段描写：“婚礼圆满结束了。太阳落山了。新郎张三民搀着新娘毛莎莎姗姗而来，翩然如在梦中。他们推开了钉着椅子背儿的院门，走过大坑似的院子，跨过高高的门槛兼挡水坝，穿过厨房的菜味儿和油烟味儿，蹭过大哥大嫂的床头，饶过用三和板钉的像厕所挡板似的隔断，眼前豁然一亮，不由长长地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终于看见自己的双人床了。它在新郎的心里奔腾过。它在新郎的眼睛里奔腾过。现在，它安静了。”空间的逼仄在刘恒幽默的叙述中变的富有诗意。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露出亲切的面貌。刘恒是想通过幽默来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困境的现实表示悲观和绝望，他大概觉得这样对待现实未免显得太过褊狭了，于是，就选择了幽默，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
实事求是的讲，不管是张大民的贫嘴，还是叙述者的幽默，都含有一定的反讽意味，正是这种反讽意味的存在，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批判性指向。但由于反讽并不是作品的主要话语，批判性精神在欢乐、贫嘴、自嘲以及笑声的包围中，不断的被钝化淹没，最后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张大民恍惚看见父亲和四民在云影里若隐若现，老的问日子好过吗？小的问孩子可爱幸福吗？待要端详，却又飘然不见。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
事实上，张大民对困境的克服很难说不是对现实的妥协和投机，而所谓的“幸福”又很难说不是一种掩耳盗铃。“平心而论，张大民一家的生活从内容上看，用幸福形容实在是充满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生活在那么差的环境里，要是我肯定感到不幸福，也笑不出声来”，[9]而事实上，张大民也笑不出声来“夜雨茫茫，张大民的手在三民眼前上下翻飞，代表着两张不幸的双人床，像两只饥饿的野兽的爪子。又一道闪电划过去，照亮了张大民的脸，是淡紫色的，也照亮了三民的脸，是深绿色的。彼此恐惧地望着，至少在一瞬之间生了怀疑，怀疑对方也怀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东西呢？是人，又算哪路人呢？张大民的脑袋深处又略吱咯吱地发出声音来了。”道理很简单，精神的幸福绝对不能没有物质基础作为依托。其实，刘恒非常清楚精神作用的有限，他说过，“人的精神生活越丰富越好，但是我仍然觉得，它跟人性的困境相比，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10]
很显然，刘恒在作品的真正意图是要克服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苦难困境，通过贫嘴、幽默、调侃和乐天知命的快乐来化解度过苦难困境。然而，苦难困境如果作为一种遭遇，它的确是会过去和消失的，但如果苦难困境作为一种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的整个生存之中，永不会消失，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1]一个作家，如果真正看见了这个存在论上的答案，他就不会轻易有乐观思想，也不会轻易让他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因为乐观或快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中缺乏充分的理由。
与八十年代刘恒的困境叙事相比，九十年代的刘恒对现实显得过于宽容乐观了，甚至还有点含情脉脉，将苦难的困境戏剧化、幽默化，更是使苦难困境丧失了给人物和读者带来自我感动和道德审判的可能，它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必须经历的环节，成了现实得以展开的依据，成了存在的基本内容，我们惟有接受它。你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你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困境，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刘恒所发现的“幸福生活”，它的里面，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当然，也充满了中国式的思想局限。
刘恒小说创作中的变化，从八十年代的《狗日的粮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九月感应》再到九十年代后期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能看到其中清晰的变化轨迹：由逼视人的生存困境到对困境的抚摸最后变成了“幸福”的歌唱，刘恒的悲剧精神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调侃和油滑。刘恒的这种变化即是由“悲观主义”向“理想主义”的滑翔，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悲剧叙写模式，从现实的逻辑出发，理所当然地认同了平民化写作。
刘恒的这种“启蒙精神”，不断地迷失在平民化的写作中，从其主体看大概是有着十分的理性自觉。刘恒从不讳谈自己在小说创作中对追求多种风格的冲动与主动。“风格的牌坊上似乎应当大书两字——贞操。然而，我感到了造物主的仁慈，它使人类远胜于蟋蟀……我以人类的名义向文学讨还至少一百种声音！如有必要，我不拒绝狗似的狂吠，哪怕在美丽的贞操牌坊上喷一滩狗血。”[12]刘恒的小说告诉我们，人要摆脱生存困境，要么死去，要么消失。要么苟且幸福的活着，刘恒也许在悲观的情绪里呆的太久了，他既想给他笔下的人物寻找现实的 出路，同时也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刘恒曾说，“悲观主义的写作，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自己完全陷进去了，情绪几乎失控。”他还说，他写《苍河白日梦》，曾多次难以进行下去，写到伤心处，竟然大哭起来，甚至连跳楼的心情都有。“我觉得悲观主义对我是个伤害，无论如何，要与‘悲观主义写作’告别了”。[13]刘恒在拳圣的后记里写到，“这几篇小说正是变化的产物。前几年写《苍河白日梦》……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比止。讲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笑出声来了”[14]另一方面，刘恒灰色、沉重、忧郁、悲观的背后，还有着坚实的温柔和善良，“笔软下来的时候，那颗心便硬了，化成难以破碎的顽石。笔触硬起来的时候，那颗心便软了，软到只需轻轻一措，便有鲜红的泪水四处飞溅”。[15]“我觉得最后给人带来心灵温暖的还是人的那种善良，人要在精神上进八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还得靠人与人之间友好的温暖的相互关怀，这可能是人类最有安全感的状态吧“。[16]“刘恒骨子里是一个顽固透顶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过为自己的追求披上了一层痛苦的外衣，使他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一种更剧烈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罢了”。[17]集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身的刘恒。为了将自我与笔下人物拯救出来，在九十年代的写作路向明显偏向后者，急于为困境中的生存寻找出路。哪怕是想象性的虚无的出路。
刘恒写作向平民化立场的转变，以及遮蔽苦难与困境的倾向。显然与世纪末中国语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陶东风先生称这种变化为“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他解释到“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和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可以互相支持、互相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九十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互相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18]质言之，改革开放通过利益调整在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的同时，同时也改变了精神信仰和价值标准的一元化，其中，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市民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相反，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启蒙话语也不断遭受置疑与批判。而这种变革直接刺激与影响了世纪末文化与文学的变化与走向。“因为缺少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文化底蕴，不少人便在纷纭繁复、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和现代思潮面前，失去了对于社会人生和审美价值进行理性思辩和总体把握的能力，误以为文学创作消解、颠覆了以往的那些宏大叙事、主题意义之类的外在压力之后，就可以在超离社、放逐精神的自由自在的艺术想象中预支‘快乐’了”[19]。身处这一语境中的刘恒不可能不受影响。主观的内在诉求与客观环境的影响，刘恒的转变是必然的。
[关键词] 生存困境 平民化写作 理性自觉 世纪末语境
刘恒自八十年代登上文坛以来，一直以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揭示人的在世境遇与生存困境，并对其作出冷酷的逼视。欲望中的挣扎、孤独的存在、宿命的死亡是其八十年代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命题。[1]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刘恒的小说创作与八十年相比，有坚持也有变化。就前者而言。刘恒在自己的小说中仍然在继续关注人的苦难与生存困境问题，就后者而言，刘恒似乎多了一种舒缓、克服生存苦难与生存困境的冲动。
对于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写作与八十年代的承继关系，昌切早已指出过，他说，“我不相信存在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刘恒，……我不是说刘恒的创作在九十年代毫无变化，变化肯定是难免的，而是说这种变化不具有实质性，是皮面的，还谈不上脱胎换骨，尚不足以确证现在这个刘恒已不在是原来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刘恒”。[2]他进一步指出，刘恒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和八十年代相比“仍然坚持以人为中心，仍然以密切关注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勘探生存之道，探索人性之谜，揭示无所不在的人生宿命，表现无可逃遁的人的悲剧命运”。[3]换言之，这种同一性主要表现为对“生存困境”的启蒙关注。在八十年代，刘恒以鲁迅式的启蒙姿态，给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绝望中的精神与物质生存图景。不同的是，在九十年代，这种困境图景更多的表现在物质的层面。《哀伤自行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年“你”。由于家庭贫困，父亲生病，小小年纪就外出揽活，肩负起重大的家庭责任。最后被大石头慢慢挤压而死在巷道里。这里，小说以哀伤的语调突显了一个物质困境的主题。《天知地知》与八十年代后期的《力气》无论在叙述、结构、主题，甚至它们的不足，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两篇小说都按照时间的顺序叙写人物的命运，都淡化时代背景。主人公李来昆的一生表面上看去，充满了传奇色彩，甚至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实质上他的生是苦难的一生、悲剧的一生。而当我们剥去《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贫嘴、幽默、自嘲与反讽外，裸露出来的仍然是张大民及其家人生活中的物质苦难与生存的艰辛。
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刘恒在步入九十年代后没有完全割断与八十年代的联系。对此，刘恒自己也曾坦率的表达过，“创作是有连贯性的，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很少发生变化的”。[4]不过，肯定刘恒小说创作的连贯性并非意味着否定其中的变化。事实上，与此前小说相比，自九十年代以来，其小说创作透露出了刘恒对人之困境克服的思考冲动。这种冲动在其作品中的突出表征，总的看来就是压抑、冷酷、绝望的色调开始减弱，而欢乐、愉快、调侃的情绪逐步加强。对此刘恒也曾坦率的表达过，“我自己从前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去观察生活，产生一种失望的情绪。当这种心境融入到作品中去的时候，就产生悲观沉重的效果。从一九九五年《九月感应》开始。手法上发生了变化。”[5]虽然刘恒承认“这种变化仍然是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升发出来的”。主题仍然是“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但他同样指出了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即是作品中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轻松”的氛围。
《九月感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篇小说，或者说是一篇抒情散文可能更为恰当些。该作品以我在飞机上的感受为线索，抒发了自己面对生活、自然以及家人时的乐观情绪，全篇充满了轻松乐观的色彩。刘恒小说中常见的冷酷、悲观、死亡等元素在此消失的不见踪影。同样，《拳圣》讲述了主人公偷窥领导在周末与异性偷情，并进行敲诈勒索的故事，通篇充满了猎奇的色彩。《哀伤自行车》和《天知地知》尽管保留了刘恒苦难困境的叙事特色，但前者在讲述“你”的苦难中，增加了“漂亮姐姐”对“你”的同情、关心与爱护的叙述。尽管这条叙述线索在文本中遭受到了周围人的非议与嘲笑，因而显得极其脆弱，但它却给读者留有对苦难困境克服的信念：而在《天知地知》中，李来昆充满了传奇与喜剧色彩的一生，更是冲淡了其死亡的悲剧感和沉重感：李来昆1950年出生于玉米地被狗叼走，9岁那年在巨大的泥石流中神奇地活下来，1966年11月李来昆与大辫子姑娘在广播室打情骂俏，说下流话，并引出了副队长与队长和大辫子姑娘的性隐私，成为老百姓笑谈的佐料：1968年槐树堡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队，李来昆任队长，经常去农村演出，一直维持到粉碎“四人帮”；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李来昆一败再败，最后在弟弟承包的煤场看门，喝醉酒翻越铁门时，被门上的铁刺扎死。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出李来昆的经历，在于说明，尽管李来昆的人生也充满了苦难和困境。但其中渗透着丰富的令人发笑的东西，从而冲淡了其苦难。更何况主人公的苦难史还嵌入了不少幸福时光如娶上一个自己喜欢而又体贴关爱自己的妻子，有一些短暂的辉煌阶段，广播站的调情，演出中的桃色事件，与小寡妇不成功的艳遇等等，都为文本增添了不少笑声。苦难因此变成了得意的笑。
很显然，刘恒试图想寻找一些东西来缓解、稀释生存的苦难、挣扎以及死亡。刘恒的这种自觉意识及其实践的努力，在一九九七年推出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得到了极端性的呈现。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刘恒九十年后其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其九十年代小说风格的代表作。此后刘恒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把精力投向了影视。在这部作品了，刘恒八十年代小说中常见的苦难、困境、挣扎、宿命以及内心的那种紧张的冲突，几乎消失了。刘恒一改以前的悲观、压抑、死亡的话语特征，小说的内在变的轻松、幽默、乐观，就如同题目所标示的那样，充满了“幸福”。
刘恒曾说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从“内心本意”上讲，它仍然是在试图“揭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困境”。“在这个小说里，实际上我是罗列地写了城市底层人的困境”。[6]事实上，刘恒并不是完全在矫情。从文本本身来看，这种困境就主要体现为张大民及其家人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存苦难。这种苦难困境在小说中除了表现为金钱的匮乏外，更表现为生存空间的逼仄。而空间的逼仄又给人带来了精神上的畸形挤压，男女大防、上下伦理、夫妻房事、个人隐私都要受到莫大的干涉。张大民整天过着做爱之生相闻的尴尬的生活。刘恒用稍带夸张的叙述，给我们展示了一副二十世纪末中国城市底层贫民生存困境的历史图景。在此，我们依然能看见八十年代通视生存困境的刘恒的身影。 但是，刘恒在展示苦难困境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抚摸苦难困境，而且在刘恒的叙述中，后者完全充斥了小说的各个角落，以至对前者构成了某种程度的遮蔽。刘恒为苦难、困境找到的克服方法首先是靠精神力量，如刘恒所说，(张大民)“首先是一个平民，一个小人物。……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也是有限的，机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的，当这些你都没有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了呢？只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张大民就是靠着它，把所有困难都踩在脚下了。从这一点讲，张大民又无疑是个强者，说他是英雄也说的过去。英雄是相对的。那种在挫折不断的情况下，还能笑口常开的人，有了某种相对性，同时又显示了某种意义，显示了我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7]正是依靠这种精神的力量。张大民既有鲁迅笔下阿Q式的麻木。也有余华笔下福贵式的坚韧，“咱们这种人不能靠别的，靠别的也靠不上。只能靠东钻钻，西钻钻，上钻钻下钻钻。本来没有路也让咱们钻出一条路来”。张大民克服困境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贫嘴和幽默。有意思的是，本来“死淘死淘，不爱说话”的张大民，在父亲意外早逝后，逐渐变成了话“越来越多。彻头彻尾”耍贫嘴的人。张大民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尴尬时，总是通过贫嘴，用平民式的智慧和幽默，在自嘲中来一一化解。就如刘恒所说，“不管多困难，人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欢乐。这是自己的盾牌。一个最后的盾牌”。[8]张大民的生活本来是艰辛的、悲苦的、充满困顿的，可是由于他的乐观与幽默，他硬是在这种人生中找到乐趣，使艰辛的人生适合自己而继续生活下去。或许是为了配合张大民的幽默，刘恒的叙述也变的充满了幽默感。比如，在张大民把三民的结婚床安排好在自己的旁边，并在中间只安置一块三和板之后，对新郎三民和新娘有一段描写：“婚礼圆满结束了。太阳落山了。新郎张三民搀着新娘毛莎莎姗姗而来，翩然如在梦中。他们推开了钉着椅子背儿的院门，走过大坑似的院子，跨过高高的门槛兼挡水坝，穿过厨房的菜味儿和油烟味儿，蹭过大哥大嫂的床头，饶过用三和板钉的像厕所挡板似的隔断，眼前豁然一亮，不由长长地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们终于看见自己的双人床了。它在新郎的心里奔腾过。它在新郎的眼睛里奔腾过。现在，它安静了。”空间的逼仄在刘恒幽默的叙述中变的富有诗意。沉重感被缓解了，生活开始露出亲切的面貌。刘恒是想通过幽默来与现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不再对困境的现实表示悲观和绝望，他大概觉得这样对待现实未免显得太过褊狭了，于是，就选择了幽默，以证明自己经历了与现实的各种冲突之后，开始获得宁静、平和与宽广。
实事求是的讲，不管是张大民的贫嘴，还是叙述者的幽默，都含有一定的反讽意味，正是这种反讽意味的存在，使得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批判性指向。但由于反讽并不是作品的主要话语，批判性精神在欢乐、贫嘴、自嘲以及笑声的包围中，不断的被钝化淹没，最后在廉价的乐观主义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张大民恍惚看见父亲和四民在云影里若隐若现，老的问日子好过吗？小的问孩子可爱幸福吗？待要端详，却又飘然不见。日子好过极了！孩子幸福极了！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
事实上，张大民对困境的克服很难说不是对现实的妥协和投机，而所谓的“幸福”又很难说不是一种掩耳盗铃。“平心而论，张大民一家的生活从内容上看，用幸福形容实在是充满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生活在那么差的环境里，要是我肯定感到不幸福，也笑不出声来”，[9]而事实上，张大民也笑不出声来“夜雨茫茫，张大民的手在三民眼前上下翻飞，代表着两张不幸的双人床，像两只饥饿的野兽的爪子。又一道闪电划过去，照亮了张大民的脸，是淡紫色的，也照亮了三民的脸，是深绿色的。彼此恐惧地望着，至少在一瞬之间生了怀疑，怀疑对方也怀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人。不是人，是什么东西呢？是人，又算哪路人呢？张大民的脑袋深处又略吱咯吱地发出声音来了。”道理很简单，精神的幸福绝对不能没有物质基础作为依托。其实，刘恒非常清楚精神作用的有限，他说过，“人的精神生活越丰富越好，但是我仍然觉得，它跟人性的困境相比，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10]
很显然，刘恒在作品的真正意图是要克服消除人类生活中的苦难困境，通过贫嘴、幽默、调侃和乐天知命的快乐来化解度过苦难困境。然而，苦难困境如果作为一种遭遇，它的确是会过去和消失的，但如果苦难困境作为一种存在，它就将贯彻在人的整个生存之中，永不会消失，苦难是人存在的基本状况，如叔本华所言：“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脱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目的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11]一个作家，如果真正看见了这个存在论上的答案，他就不会轻易有乐观思想，也不会轻易让他笔下的人物放声歌唱，因为乐观或快乐，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中缺乏充分的理由。
与八十年代刘恒的困境叙事相比，九十年代的刘恒对现实显得过于宽容乐观了，甚至还有点含情脉脉，将苦难的困境戏剧化、幽默化，更是使苦难困境丧失了给人物和读者带来自我感动和道德审判的可能，它成了生活的馈赠，成了生活中我们必须经历的环节，成了现实得以展开的依据，成了存在的基本内容，我们惟有接受它。你所能做的，不过是服从生活给予你的全部事实。而克服生活中的困境，靠的也只能是生活本身。生活在生产苦难的同时，也生产麻木、幽默和乐观，后者使前者变得可以忍受。这似乎就是刘恒所发现的“幸福生活”，它的里面，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当然，也充满了中国式的思想局限。
刘恒小说创作中的变化，从八十年代的《狗日的粮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九月感应》再到九十年代后期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我们能看到其中清晰的变化轨迹：由逼视人的生存困境到对困境的抚摸最后变成了“幸福”的歌唱，刘恒的悲剧精神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调侃和油滑。刘恒的这种变化即是由“悲观主义”向“理想主义”的滑翔，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悲剧叙写模式，从现实的逻辑出发，理所当然地认同了平民化写作。
刘恒的这种“启蒙精神”，不断地迷失在平民化的写作中，从其主体看大概是有着十分的理性自觉。刘恒从不讳谈自己在小说创作中对追求多种风格的冲动与主动。“风格的牌坊上似乎应当大书两字——贞操。然而，我感到了造物主的仁慈，它使人类远胜于蟋蟀……我以人类的名义向文学讨还至少一百种声音！如有必要，我不拒绝狗似的狂吠，哪怕在美丽的贞操牌坊上喷一滩狗血。”[12]刘恒的小说告诉我们，人要摆脱生存困境，要么死去，要么消失。要么苟且幸福的活着，刘恒也许在悲观的情绪里呆的太久了，他既想给他笔下的人物寻找现实的 出路，同时也给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刘恒曾说，“悲观主义的写作，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精神痛苦。自己完全陷进去了，情绪几乎失控。”他还说，他写《苍河白日梦》，曾多次难以进行下去，写到伤心处，竟然大哭起来，甚至连跳楼的心情都有。“我觉得悲观主义对我是个伤害，无论如何，要与‘悲观主义写作’告别了”。[13]刘恒在拳圣的后记里写到，“这几篇小说正是变化的产物。前几年写《苍河白日梦》……竟然好几次攥着笔大哭比止。讲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终于笑出声来了”[14]另一方面，刘恒灰色、沉重、忧郁、悲观的背后，还有着坚实的温柔和善良，“笔软下来的时候，那颗心便硬了，化成难以破碎的顽石。笔触硬起来的时候，那颗心便软了，软到只需轻轻一措，便有鲜红的泪水四处飞溅”。[15]“我觉得最后给人带来心灵温暖的还是人的那种善良，人要在精神上进八一种比较舒适的状态，还得靠人与人之间友好的温暖的相互关怀，这可能是人类最有安全感的状态吧“。[16]“刘恒骨子里是一个顽固透顶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过为自己的追求披上了一层痛苦的外衣，使他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以一种更剧烈的矛盾形式表现出来罢了”。[17]集悲观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身的刘恒。为了将自我与笔下人物拯救出来，在九十年代的写作路向明显偏向后者，急于为困境中的生存寻找出路。哪怕是想象性的虚无的出路。
刘恒写作向平民化立场的转变，以及遮蔽苦难与困境的倾向。显然与世纪末中国语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陶东风先生称这种变化为“社会同质性的消解”，他解释到“在过去计划模式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和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的，可以互相支持、互相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九十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互相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18]质言之，改革开放通过利益调整在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的同时，同时也改变了精神信仰和价值标准的一元化，其中，物质文化、消费文化、市民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相反，知识分子不断边缘化，启蒙话语也不断遭受置疑与批判。而这种变革直接刺激与影响了世纪末文化与文学的变化与走向。“因为缺少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文化底蕴，不少人便在纷纭繁复、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和现代思潮面前，失去了对于社会人生和审美价值进行理性思辩和总体把握的能力，误以为文学创作消解、颠覆了以往的那些宏大叙事、主题意义之类的外在压力之后，就可以在超离社、放逐精神的自由自在的艺术想象中预支‘快乐’了”[19]。身处这一语境中的刘恒不可能不受影响。主观的内在诉求与客观环境的影响，刘恒的转变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