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柱，字仲玉，又字森琅，广东顺德伦教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于乡试，天启二年(1622)进士。他生当明末时局动荡之际，故虽有功名，但仕途屡遇不淑。他先是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迁陕西道御史。因不愿迎合魏忠贤党羽，被削职还籍，归隐广州粤(越)秀山，并筑堂日“偶然”，与粤东文人李云龙、梁继善、赵焯夫、邝露、黎美周、陈子壮等诗酒唱和，往还无虚日。崇祯改元，召还前职，至河间而京师围急，逐抵京，补福建道御史，监北京乡试，后奉敕按云南便道，再迁广西参议，未赴而疾卒。
　　梁元柱并非以政绩知名者，故虽魏忠贤欲笼络之，梁元柱因大书二十字“不忧不惧，君子乃能遁世；患得患失，鄙夫安可事君”而名扬朝野，但终究以一时豪气而寂寂于政坛。后世知之者，乃以政治之暇，雅擅诗文、书画，故得以扬名于画史、书史及文学史者。其著述如《疏要》则多为政治八股之文，乏善可陈；《偶然堂集》则为诗文结集，不徒具文学价值，于考订其生平及其与时人之交游，多所备焉。前人所谓以诗证史，于此可得之。
　　关于梁元柱生卒年，近人汪宗衍《岭南画人疑年录》称其生万历九年(1581)，卒在崇祯元年(1628)。其后各家均沿用此说。汪氏此说，殆据其先哲汪兆镛《岭南画徵略》云：“崇祯改元……(梁元柱)迁陕西参议，未赴，卒，年四十八”所推知。而此引文与原著(《顺德县志》出入甚大。《顺德县志》曰：
　　崇祯改元，召还前职，至河间而京师围急。朝臣在外，咸多观望，柱曰：主忧臣辱，正当稽首伏阶以笏画策君前，尚泄泄在此耶!闻者慑服。抵京，补福建道御史，监北京乡试，巡青坝上，旋奉敕按云南，便道归省，连遭父母丧，服阕迁广西参议，未赴，得疾，卒年四十八。功业未竟，朝野惜之。
　　很显然，梁元柱并非卒于崇祯改元(1628)当年。期间尚经历抵京、补福建道御史、监北京乡试、巡青坝上、按云南、归省诸事，从时间上虽是连贯的，但当非一年所历。在梁元柱的《偶然堂集》里，尚有作于崇祯二年(1629)的《己巳初秋将应环召友人招饮舟中口占》、《己巳中秋夜留别》诗、崇祯三年(1630)的《庚午中秋登燕闱明远楼》等诸诗，都是在崇祯元年(1628)以后所作，故卒在1628年是不可能的。
　　此外，梁元柱《偶然堂集》有评画家梁楗(1628～1763)数语，谓“梁器甫生平慕云林为人，并师法其画；显者或求画，虽甚贫，亦返璧不一作”，而梁槌生于崇祯元年，此年梁元柱便已疾卒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另，梁元柱之友邝露(1604～1650)在其《峤雅》集中有《婆侯戏韵致宫体寄侍御梁仲玉》一诗，其诗序曰：“甲戌上元跨马，值黄令公行幰，梁侍御请罪，弗释。予亦曳裾长安，留滞维扬，感曩粤之繁盛，愍今时之凋弊，逝同硕鼠，哀切蟪蛄，而终之以娼嫉，庶几风人之旨云。”“甲戌上元”即崇祯七年(1634)。这是目前所见梁元柱生平活动的最晚记载。由是可知，梁元柱当卒于此年或此年以后。
　　梁元柱画擅多艺。据说他在仕途乖蹇隐居粤(越)秀山时，“醉则泼墨，纵笔作山水、一松石、人物，必尽纸乃已。间画鬼神，宛有生气，得者恒以为宝”，据此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全能的画家。文献记载说梁元柱的画皆“落落有奇致，学士家争宝之”，说明其画在当时是很受推崇的，尤其是“学士家争宝之”，说明不是普通的画匠所能比拟的。
　　不过遗憾的是，梁元柱传世的画迹并不多。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其画作仅有四件，分别是《森琅公少年自画小照》轴、《雏鸡图》轴、《迎风竹图》轴和《墨竹图》扇面。
　　很显然，无论从梁元柱的仕途经历还是诗文、艺术成就看，梁元柱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所以在他的画中，能感受到一个文人画家的笔墨气韵。这种气韵集中体现在两件以墨竹为主题的画作中。
　　《迎风竹图》轴(图1)(广州艺术博物院藏)作于天启四年(1624)，所画乃荒野杂草中昂然屹立之两株墨竹，雨横风狂，竹叶随风飘动而枝干不折。作者自题日：“迎风行蠹乱，暴雨老龙狂。天启甲子初秋为敦吾世丈写于邸中，梁元柱”，钤白文方印“梁元柱”、“御史之章”和朱文方印“森琅”。作者之书法劲健，不事雕饰，与凛然之墨竹相得益彰。从画图及意韵看，作者似在喻示自己于暴风雨般的政治洗礼中不天不屈的心志。整个画面笔墨清劲，浓淡相间，枝叶飞舞灵动，给人洒脱清逸之感。自宋代文同开始，画竹者多以浓墨示面，淡墨示背，此画亦然。作者以竹叶之向背与墨色之浅深体现竹之不同情态，以寄寓文人崇尚竹之“气节”，传递作者之胸臆。作为衬景之杂草、坡石，虽为随意点染，实则不苟一笔。这些衬景乃以静态衬托竹之动态，在精心营造的氛围中突出迎风不折之竹的生命意志。
　　所写另一件《墨竹图》(图2)(广东省博物馆藏)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此乃扇面，受篇幅所限，作者选取的只是数段折枝墨竹。画面墨气凝重，枝叶雄劲挺直，有剑拔弩张之势。这与前作中竹叶的细劲、墨色的层次感比较起来，显得更恣肆淋漓，直抒胸臆。该图中，作者重在突出叶之各种表象，或挺立，或飞动，或婀娜，或张扬……并且以浓墨重笔渲染其宽阔之页面，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力；那些支撑着竹叶之竹竿反而成为“衬景”，如果以竹叶比喻怒放之鲜花，则竹竿则为默默无闻的绿叶，正是这种一“明”一“暗”的鲜明对比，将颇具活力的墨竹精神诉诸笔端。
　　此外，梁廷枬《藤花亭书画跋》曾著录其《墨竹中轴》，纵四尺、横一尺五分，款署“梁元柱”，钤白文印“梁元柱印”，可惜未见流传。
　　不难看出，梁元柱的墨竹是其仕途坎坷、遇人不淑后心灵的折射。迎风竹表现的是一种顽强的意志力；墨竹扇面则是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与此心路历程相得益彰的则是《雏鸡图》。
　　《雏鸡图》轴(图3)(广东省博物馆藏)作于天启六年(1626)。也是作者隐居越秀山时所作。作者于笔淡墨皴擦山石，再辅以浓墨点苔，给人苍劲古朴之感。雏鸡白描绘出，羽翼微丰，立于山坡上，昂首欲啼。画面的主题经作者的题识而得到升华：“一鸣惊人者，鸡也，而性善于人，何况未鸣而雏者平?知其惊人者，几希矣。龙之潜也，吾侪之未试也，亦若是口矣。丙寅春杪为和生词史写并题，梁元柱”，钤白文方印“梁元柱印”及朱文方印“字仲玉”。作者书法苍劲，行笔流畅。题识蕴涵的深意将作者韬光养晦、欲一鸣惊人的志向表露无遗。画面墨晕浑厚，气象肃然，近似于漫画且略显夸张的雏鸡向人们昭示了作者的哲理文心。在古代广东画坛上，这类构思及创意较为少见，显示出作者在绘画主题上的创意。
　　不仅如此，梁元柱还擅长人物。广东顺德博物馆藏其早年作品《森琅公少年自画小照》轴(图4)。此图纸本设色，虽然并无款识印鉴显示出作者的姓名，但从诗塘梁元柱族孙梁廷枬(1796～1861)的题跋可看出其作者为梁元柱。梁廷枬题于咸丰七年(1857)：“森琅公少年自画小照。公幼善丹青，先由工笔入界画，皆精，往往驾唐伯虎而上之。人物衣摺直与仇十洲不分轩轾。世独传其没骨墨竹与魁斗像者，大率服官后少作人物耳。此帧已断裂下半，与有亭台丛卉者同守于家，为补缺而识之如右，咸丰丁巳十月十日，族孙廷楞谨题。”此图在罗天尺《五山志林》、梁廷枬《藤花亭书画跋》等书均有记载，见刊于《顺德历代士林书画专集》，可谓流传有绪。据梁氏题跋可知，梁元柱自幼便擅丹青，早年以工笔人物为主，为官后则多作墨竹。该图所画主人右手倚桌，盘腿而坐，一书置于膝上，左侧白衣书僮端立，神态逼肖。《五山志林》载：“余曾游公(梁元柱)乡，访公裔孙，见公自写小影，面如削瓜，深衣幅巾，四面围以盘兰，王香碍门，公之志欤?”这与此图所描绘的景象是一致的。这说明至少在罗天尺所处的康乾时代，此画便已珍藏在梁氏后人手中。
　　画中人物之衣摺纹饰、赋色与仇英极为相似，工整秀逸。花瓶、兰草、文房四宝及书桌均工笔画出，色调淡雅、明净，极富文人气息。是图之技法、构思与意境又与曾鲸有神似之处。梁元柱所处时代与曾鲸(1564～1647)同时，现在尚无资料证实他曾与曾鲸交往或观摩其画作，受其影响，但至少从画风可看出二者暗合之处。这一点，似乎与赵焯夫画风与“青藤白阳”暗合相互呼应。这说明在晚明时代，广东绘画之风格自觉或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主流画坛的影响。
　　从以上流传罕有的梁元柱画迹中看出梁元柱画风早岁秀丽淡雅，晚期则苍劲浑厚；早年工笔赋彩，晚年水墨渲染；早年写实，晚年写意。他的书画因其人品之重而受人青睐，据说当时“藏者往往宝如谚璧”。近人陈融(1876～1955)更有诗咏之“画人胸次自崟奇，信笔都无入俗诗。独惜王香风露早，老苍骨力尚需时”，认为其诗、画能脱俗，颇具气格，可惜少年早成却早逝，其骨力尚欠一定的火候。此乃天妒其才，不然其成就当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