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级军区共5个， 即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华中军区、西北军区。1950年1月，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至此6个大区的党政军系统格局形成。
　　过渡时期，彭德怀兼任西北中央局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
　　西北复杂，幸有“彭习军”
　　1949年9月10日，毛泽东就新疆的问题向彭德怀发电报：“集中注意力争取于11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陶峙岳、赵锡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汗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
　　半月左右，彭德怀致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甚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陶峙岳和包尔汉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于25日和26日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自青海致电彭德怀，要求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如何对待藏民，彭德怀深入思考过。就在班禅来信前半个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青海现状和藏民工作的意见。
　　他说，甘、青两省藏民不少，把青海藏民的工作搞好对川、康、西藏很有影响，还提出了对藏民工作的方针：“第一，慢慢做到政教分离，把喇嘛和土司的统治权力分开，然后经过发动群众再逐渐取消土司的独裁;第二，实行贸易自由，帮助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取消土司的垄断;第三，主张信教自由，信教与不信教各随自愿;第四，在进行工作时是利用上层，靠近下层，达到团结下层，以便逐步完成经济上、政治上的逐渐改造。”毛泽东在9月23日发来电报，对此评价：“ 9月18日报告已悉，各项意见均好。”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当时各族人民之间有隔阂，有的甚至互相仇恨，个别地方有械斗和仇杀。解放西北时期，彭德怀就挤时间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和历史资料，翻阅左宗棠文集，找熟悉边疆情况的人询问，了解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
　　彭德怀是党政军一肩挑，同时还有个好搭档——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与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二是随陈毅去华东。但毛泽东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习仲勋留在工作过多年的陕北，领导西北局建设，巩固好陕甘宁边区。这一年，习仲勋32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为党内领导同志所公认，毛泽东也很了解。1947年冬季，各个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有些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战时期的半老区，发生了与新区土地改革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习仲勋向党中央、毛泽东3次致函，列举了违反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毛泽东收到这份报告后，即于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彭德怀与习仲勋二人的默契，毛泽东也很了解。
　　因战争环境所限，习仲勋与年长自己15岁的彭德怀常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回忆：“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
　　据不完全统计，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以及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96份之多。这些电文均以彭习并列，毛泽东在电文中直称他们为“彭习军”。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彭德怀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习仲勋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
　　彭德怀“挂帅”抗美，习仲勋挑重任
　　1950年1月19日，西安市10万余人举行集会，庆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就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彭德怀在西安《群众日报》上发表了《新西北一年来的工作》特约文章，总结了一年来西北在军事、政权、财经、民族、文化教育等五个方面的工作。
　　但是3天后，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突然接走了彭德怀。毛泽东与彭德怀面谈，拟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率兵援朝，征求其意见。彭德怀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经略西北的重任落在了习仲勋的肩上。时任西北局组织部处长何载回忆：“习仲勋和彭德怀一样，第一是很尊重民主人士，所以张治中等这些军政委员会的人，都佩服彭德怀，也佩服他，他们处得很融洽。第二个，习仲勋很关心他们，经常去看望民主人士，找民主人士谈话，征求意见，习仲勋在这一点上比较突出。还有一个事情，习仲勋处理民族问题处理得比较好。”
　　习仲勋结交的党外知名人士有新疆的包尔汗、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甘肃的邓宝珊……有一次，邓宝珊同毛澤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五省残兵混杂，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青海黄河上游的尖扎、同仁一带是藏族聚集的地区。青海解放后，尖扎县昂拉部落头领项谦发动叛乱，凭着险要地势武装割据。当时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坚持军事进剿，并向西北局发电陈述进剿理由。习仲勋收到电报心情焦急，回复说：“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进行军事进剿，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有利。”
　　后来，青海先后派出官员和藏族部落首领、活佛等50多人，17次到昂拉劝说项谦。1952年夏天，项谦终于向人民政府投诚，特意到兰州向习仲勋敬献了哈达。毛泽东曾当面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1952年下半年，中央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转向了社会主义改造。这年8月，中央决定调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到中央工作。习仲勋赴京接替陆定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