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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即将崩溃论”(以下简称“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问题，有的还是许多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在中国大概最不难找到的东西，就是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
中国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所以说，中国的特点就是问题特别多，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中国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许多问题很容易就成为世界之最——坏账是世界最多，失业、等待就业人口世界最多，国企下岗也是世界之最，收入差距问题也可能发展到世界之最，不是之最，也是之最之一。
认识到中国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中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而且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难题之一：收入差距
经济学上有两个衡量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
绝对贫困化是动态指标，指的是一个人今天的收入按物质水平来衡量，绝对量低于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不论收入水平有多高。需要注意的是，绝对贫困化不等于是“绝对贫困”，那是一个表态的概念，指一些人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需要。而“绝对贫困化”指的是哪怕是高收入者，只要其今天的收入低于昨天的收入，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上，就是发生了绝对贫困化。
相对贫困化也是一个动态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相对贫困化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当国际上一些人士批评中国贫富差距在扩大时，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也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必然结果之一。拉大是正常的，拉得太大则需要进行调整。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收入差距拉大这个过程。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一些措施来遏制贫困化的过快发展，特别是现在要开始考虑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希望富人多交点税，为社会多做点贡献，搞一些对穷人的转移支付。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城里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职工下岗，有社会贫困化的问题，导致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等社会现象，包括犯罪率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它因素——腐败、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发生了一点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由于非农收入增长，总收入是会增长的。
那么，中国最大的收入下降群体是什么人？应该说就是城市里的下岗职工中还没有找到的工作这些人。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加上大集体下岗职工的话，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三十多岁下岗职工总有办法，能找到出路，最难的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一批人。但是，这批人是经历过60年大饥饿、在文化大革命时下乡插队、有着商品短缺记忆的一批人。在这批人的潜意识中，仍然不断把现在与20年前、与改革前的生活进行比较。参照系不同，得出的主观感觉也就有差异。这样，尽管有些人过去收入是一千块钱，现在只能拿到四五百块钱，但是，整体生活水平与20年前相比，还是提高了，所以说，这些人不仅自我生存能力强，而且对现实的反感，没有那么大。
因此，中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但是一方面规模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以前实行的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政策看来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的建议是，可以划个杠，比如国有职工45岁以上的由政府把他们的社保缴费都包下来，这些工人的工资成本就便宜30－40％，再就业的机会就大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政府再发给失业补助，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而且还保证了未来预期的稳定——老了有所养，生病了有人管。采取这个方法，不让这批人感到严重的绝对贫困化。政府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是一次性的对历史性问题进行解决。这是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
难题之二：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人口。
中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农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根本无法承受中国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最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已经没有可能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还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新的就业岗位。
这个挑战有多大？现在，转移到乡镇企业和转移到城里的农业人口，我估计大概有1.5亿人－2亿人，大概还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是以农业为主。农村剩下的这4亿人，基本都要转移出来。再加上人口增长，今后四五十年内，就将会有4亿－5亿农民要转移出农业。这也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这些农民基本就可以脱离农业。最基础的依据，就是我们还得用四五十年的时间，才能使农民都转移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不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不用考虑就可以肯定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贬低了中国，而中国应当成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国成了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否则，几亿农民进到城里干什么？做工程师？不是，还是得做制造业。即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移到中国，也许尚且不够消耗中国的劳动力。来料加工，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得地租、税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几亿农民的生存问题。
因此，中央政府万不可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企业可以不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而是只关注盈利与否，但是，这些问题最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提升产业结构的提法值得商榷，不如改为扩充产业结构。即使发展了高级的产业，低级的也不能扔，而是最好全部都留在中国，这样才能通过产业升级为更多的人解决就业问题。
“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
难题之三：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是目前中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内地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作一个例子。
此外，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西部开发资金使用效率低，并举出西部地区建设的高速公路上没多少车，而深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为证。其意思是说，西部修路的资金投入没有回报，应该把政府资金投入到有回报的地区。
将腐败问题放在一边(腐败是不分沿海与内陆地区都存在的)，这恰恰说明，西部资金的使用目的达到了。因为，正是由于沿海地区公路建设有回报，就应该让民间资金去投资，把政府的资金投入到没有回报、吸引不了民间资金的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最大程度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创造社会平等。政府在西部投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让市场多一些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使中国的公民都能享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即使是政府投资以后吸引不到外来的投资，政府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投入。
当然，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的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的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运输成本、地理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在发展整体经济时需要思考的问题。由于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所以，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是有解的，而不像世界的南北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南北问题是国家间的问题，人口是无法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人才”当然是可以流动的，而民工是要被“拒签”的)。
“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这个金融危机共实已经发生。”
难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一个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另一个是政府的债务。但其实这两个问题，情况不太一样。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亿元)，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并且，中国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什么道理呢？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债务，很多是政府干预下形成的，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国际上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的分析，大家都同意这点，这属于“准国债”。像资产经营公司的那些就更属于“准国债”。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四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不过16％(3月份人大公布的数字)。16％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即使现在，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仍然达90％。日本这个数字是140％。
中国之所以银行债务比较高、政府债务比较低，是有历史来由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实行拨改贷政策，政府不再给国有企业拨款，初始投资和补贴等都由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都是短缺经济，财政没有真正发挥过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功能，即很少发债。所以，中国的国债占GDP的比率是较低的。
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中国并不太高。可以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
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可以控制范围以内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这个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发生。这也是中国从1996年出现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帐户保持盈余，资本帐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已经达到2300多亿美元(今年有可能达到2600亿美元)。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中国金融有这么多问题，有几个方面体制上的原因，这是我们改革的重点。
首先是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几乎所有的竞争性领域都已向民营经济开放了，而银行领域仍然由政府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没有彻底改革，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贷款大户，结果导致中国创造产值和就业的部门无法获得金融资源，而不创造产值的部门又占有过多的金融资源。
现在，中国非国有企业创造全国将近70％的GDP，却只能获得大概不到30％的贷款。而国有企业目前创造全国30％的产值，却获得70％的金融资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额是什么？正是那40％的坏账。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分配出现扭曲和无效率。此外，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而很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增长，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为金融资产寻找新的增长点，这样要消灭当前的坏账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如果银行坏账保持目前占GDP的比重，即40％，而GDP每年增长8％，七年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这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债转股，而是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才是金融问题的出路所在。(本刊有删节）
“中国即将崩溃论”(以下简称“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问题，有的还是许多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在中国大概最不难找到的东西，就是问题。而且，中国的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腐败问题。
中国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它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所以说，中国的特点就是问题特别多，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中国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许多问题很容易就成为世界之最——坏账是世界最多，失业、等待就业人口世界最多，国企下岗也是世界之最，收入差距问题也可能发展到世界之最，不是之最，也是之最之一。
认识到中国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中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而且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难题之一：收入差距
经济学上有两个衡量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
绝对贫困化是动态指标，指的是一个人今天的收入按物质水平来衡量，绝对量低于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不论收入水平有多高。需要注意的是，绝对贫困化不等于是“绝对贫困”，那是一个表态的概念，指一些人的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的需要。而“绝对贫困化”指的是哪怕是高收入者，只要其今天的收入低于昨天的收入，在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上，就是发生了绝对贫困化。
相对贫困化也是一个动态概念，指的是一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和其他人比较起来，他的收入增长没有其他人快，与高收入者的差距在拉大。中国目前有一大部分人属于这种状况，包括农民、许多工人，虽然这么多年来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是因为社会上有别的人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也会感到自己相对贫困了。
在一定意义上说，相对贫困化不可避免，这是改革和发展必经的阶段。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当国际上一些人士批评中国贫富差距在扩大时，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也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必然结果之一。拉大是正常的，拉得太大则需要进行调整。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收入差距拉大这个过程。大多数人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反感，是认为贪污腐败是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但是，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需要做的是采取一些措施来遏制贫困化的过快发展，特别是现在要开始考虑遗产税、累进所得税，希望富人多交点税，为社会多做点贡献，搞一些对穷人的转移支付。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在扩大，城里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职工下岗，有社会贫困化的问题，导致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等社会现象，包括犯罪率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它因素——腐败、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发生了一点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由于非农收入增长，总收入是会增长的。
那么，中国最大的收入下降群体是什么人？应该说就是城市里的下岗职工中还没有找到的工作这些人。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加上大集体下岗职工的话，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三十多岁下岗职工总有办法，能找到出路，最难的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一批人。但是，这批人是经历过60年大饥饿、在文化大革命时下乡插队、有着商品短缺记忆的一批人。在这批人的潜意识中，仍然不断把现在与20年前、与改革前的生活进行比较。参照系不同，得出的主观感觉也就有差异。这样，尽管有些人过去收入是一千块钱，现在只能拿到四五百块钱，但是，整体生活水平与20年前相比，还是提高了，所以说，这些人不仅自我生存能力强，而且对现实的反感，没有那么大。
因此，中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但是一方面规模不是很大，另一方面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以前实行的一次性买断工龄的政策看来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的建议是，可以划个杠，比如国有职工45岁以上的由政府把他们的社保缴费都包下来，这些工人的工资成本就便宜30－40％，再就业的机会就大一些。找不到工作的，政府再发给失业补助，以维持其基本的生活，而且还保证了未来预期的稳定——老了有所养，生病了有人管。采取这个方法，不让这批人感到严重的绝对贫困化。政府在这方面花一点钱，是一次性的对历史性问题进行解决。这是涉及到一代人的问题。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
难题之二：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所谓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人口。
中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农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根本无法承受中国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最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已经没有可能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还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新的就业岗位。
这个挑战有多大？现在，转移到乡镇企业和转移到城里的农业人口，我估计大概有1.5亿人－2亿人，大概还有4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是以农业为主。农村剩下的这4亿人，基本都要转移出来。再加上人口增长，今后四五十年内，就将会有4亿－5亿农民要转移出农业。这也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这些农民基本就可以脱离农业。最基础的依据，就是我们还得用四五十年的时间，才能使农民都转移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不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不用考虑就可以肯定回答的问题。有人认为世界制造中心是贬低了中国，而中国应当成为科技中心。但是，即使中国成了科技中心，也还必须是制造中心，否则，几亿农民进到城里干什么？做工程师？不是，还是得做制造业。即使全世界的制造业都移到中国，也许尚且不够消耗中国的劳动力。来料加工，不仅可以使中国获得地租、税收，还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解决几亿农民的生存问题。
因此，中央政府万不可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企业可以不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而是只关注盈利与否，但是，这些问题最后都是中央政府的问题。提升产业结构的提法值得商榷，不如改为扩充产业结构。即使发展了高级的产业，低级的也不能扔，而是最好全部都留在中国，这样才能通过产业升级为更多的人解决就业问题。
“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
难题之三：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是目前中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内地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作一个例子。
此外，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西部开发资金使用效率低，并举出西部地区建设的高速公路上没多少车，而深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为证。其意思是说，西部修路的资金投入没有回报，应该把政府资金投入到有回报的地区。
将腐败问题放在一边(腐败是不分沿海与内陆地区都存在的)，这恰恰说明，西部资金的使用目的达到了。因为，正是由于沿海地区公路建设有回报，就应该让民间资金去投资，把政府的资金投入到没有回报、吸引不了民间资金的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其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最大程度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创造社会平等。政府在西部投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让市场多一些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使中国的公民都能享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即使是政府投资以后吸引不到外来的投资，政府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投入。
当然，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的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的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运输成本、地理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在发展整体经济时需要思考的问题。由于是在一个国家之内，所以，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是有解的，而不像世界的南北问题，无法解决。因为南北问题是国家间的问题，人口是无法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人才”当然是可以流动的，而民工是要被“拒签”的)。
“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这个金融危机共实已经发生。”
难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中国的金融问题，一个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另一个是政府的债务。但其实这两个问题，情况不太一样。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6％－27％。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资产(扣除出售部分，还剩1300亿元)，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并且，中国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什么道理呢？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债务，很多是政府干预下形成的，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国际上的分析和经济理论的分析，大家都同意这点，这属于“准国债”。像资产经营公司的那些就更属于“准国债”。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四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不过16％(3月份人大公布的数字)。16％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即使现在，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仍然达90％。日本这个数字是140％。
中国之所以银行债务比较高、政府债务比较低，是有历史来由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实行拨改贷政策，政府不再给国有企业拨款，初始投资和补贴等都由银行贷款。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都是短缺经济，财政没有真正发挥过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功能，即很少发债。所以，中国的国债占GDP的比率是较低的。
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中国并不太高。可以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
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可以控制范围以内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这个金融危机其实已经发生。这也是中国从1996年出现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帐户保持盈余，资本帐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已经达到2300多亿美元(今年有可能达到2600亿美元)。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中国金融有这么多问题，有几个方面体制上的原因，这是我们改革的重点。
首先是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中国几乎所有的竞争性领域都已向民营经济开放了，而银行领域仍然由政府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没有彻底改革，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贷款大户，结果导致中国创造产值和就业的部门无法获得金融资源，而不创造产值的部门又占有过多的金融资源。
现在，中国非国有企业创造全国将近70％的GDP，却只能获得大概不到30％的贷款。而国有企业目前创造全国30％的产值，却获得70％的金融资源。两者之间存在的差额是什么？正是那40％的坏账。这种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体制导致金融资源分配出现扭曲和无效率。此外，资本市场从一开始就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而很少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在哪？如果一方面能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增长，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为金融资产寻找新的增长点，这样要消灭当前的坏账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如果银行坏账保持目前占GDP的比重，即40％，而GDP每年增长8％，七年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这同时提醒我们，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债转股，而是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才是金融问题的出路所在。(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