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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演员金柏莉的妈妈不幸罹患老年痴呆症，看着那位曾经善解人意、明理热情的妈妈逐渐变成了一个狂躁乖僻的陌生人，难堪？痛苦？金柏莉最终选择了用爱重新认识和关怀不幸的母亲。
曾经优雅善良的妈妈
关于妈妈，有这样一幕我永远无法忘记：妈妈将一个哭泣的陌生人抱在怀里，安慰她。
那一年我9岁，爸爸开车带我们出门，我坐在汽车后座。半路上，车突然停住了，我没看清前面发生的事，但很快听说前面那辆车刚刚撞了一个男孩。妈妈和爸爸看到那个男孩被撞飞了出去，不知摔到了哪里。
爸妈一起跳下了车，爸爸跑向了摔在地上的男孩，万幸的是，男孩受的伤不是很严重。而妈妈快步走向了肇事女司机。“他从我车前直接跑了过来！”女司机喃喃地说，然后瘫坐在大街上。妈妈抱住了她，安慰她，和她一起流泪。
“我知道，是的，我知道。”妈妈哽咽着说。
妈妈永远友善地对待他人，即使对陌生人也是如此，没有虚情假意，总与人为善，这是我最喜欢她的一个优点。我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司机，但是我相信，妈妈那天给她的安慰一定会帮她度过生活中最糟糕的一次经历。
患病初期
9年后，妈妈自己遇到了几乎颠覆整个生活的灾难。
那年，妈妈61岁，医院诊断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那以后，我心中那位热情乐观的女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人见人爱的知心朋友，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变得让人几乎无法认出她。我痛苦地感到，我正在慢慢地失去她。
发病前一年，妈妈曾说她拼写名字有些困难。她在福克斯防治帕金森基金工作，是位受人爱戴的良师益友。但是发病后，无论每天和谁说话，都吞吞吐吐，人多时更是这样。她不再能听懂别人讲的笑话，经常问爸爸，这个笑话哪里可笑。爸爸开始带她去医院做种种化验，想找出原因。
2005年圣诞节期间，妈妈被确诊罹患老年痴呆症。哥哥、姐姐、姐夫当时都在我家里。爸爸对我们说，最多再过5到7年，妈妈就需要全职护理了。我们一听，都很震惊，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
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我们开始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因为妈妈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老年痴呆症，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们和妈妈一起外出时，要尽量掩盖她的情况，即使去星巴克喝咖啡也是这样，排队时，妈妈说：“咱们买点儿玉米片吧！”我们就假装很爱听她说的“笑话”。
没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就训练她记住一些东西，以免她闹笑话。一天，我的姐姐阿什丽去了她的公司，看到她正翻着一本电话簿。“哦，你来了，太好了。”妈妈轻声说，“‘芝加哥’怎么拼？”
几乎每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妈妈都会把一个杯子或一盘食物碰到地上，还会用手指抓着面条吃。在医院候诊室里，她有时会摔倒在地上。一起聊天时，我们得小心地提醒妈妈找到合适的词，或者完整地说出一句话，以免她干着急。这些情况让我们提心吊胆、筋疲力尽。
最熟悉的陌生人
夏日的一天，我一位高中时的朋友看到妈妈正在离家不远的一条马路上溜达，就让妈妈搭她的车回家。妈妈无法跟她说清家在哪儿，好像迷了路一样，表情茫然。就这样，妈妈假装没病的日子结束了。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是个豁达乐观的人，经常和我们进行情感交流，对我的行为举止，要求也不严苛。她很爱开玩笑，不喜欢批判别人。
但是得病后，她经常情绪低落，越来越爱发火。终于有一天，和医生预言的一样，爸爸一个人照顾不了妈妈了。妈妈不能自己穿衣服或洗澡，经常怒气冲冲地握着拳头走出家门。每到这时，爸爸就得追上她，把她哄回家。她变得充满攻击性，恶形恶状，有时还会咬人和摔东西。我们和妈妈见面时，都得留心不要让她在身体或精神上伤害到我们，尤其是孩子。一次，妈妈当着我两个儿子的面歇斯底里地吼着脏话，并且把一个玻璃杯子摔碎在孩子脚前，孩子当时正光着脚。
我们尝试过雇用护工照顾妈妈，但所有人都因受不了她的坏脾气而辞职。一天清晨，爸爸感觉心脏很不舒服。当他坐在沙发上等待医生时，他担心更多的却是妈妈，而不是自己，因为他眼看着妈妈只穿着内裤，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她想帮爸爸做点儿什么，却什么也做不了。万幸的是，后来的检查显示，爸爸没得心脏病。但我们意识到，爸爸的压力很大，他几乎要熬出焦虑症了。于是，全家人达成共识，把妈妈送进了护理医院。
护理院里的工作人员友善且专业，妈妈不久就自在地安定下来，几乎没意识到那是个新地方。但对我来说，每次去探望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会抑制不住地想起以前那个优雅正常的妈妈，与眼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对比十分强烈：这个占据了我妈妈身体的狂躁又危险的疯女人，我恨她！
每次从护理院回到家，我都会崩溃，抑制不住地哭泣。
用新的方式爱她
我不懂得如何帮助妈妈，更不知如何缓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压力。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和老年痴呆患者相处的方式。
在一次派对上，我遇到了两个女人，她们的父母也是老年痴呆，我和她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告诉我，她搬到纳什维尔照顾患上了痴呆症的妈妈，陪妈妈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年。她说，她和妈妈在情感和精神上建立了一种祥和、宽容的感情关系，这比妈妈以前接受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有效。第二个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在临死前，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能听出电话中的父亲思路非常清晰。她在一生里头一次听到了父亲说他爱她，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听着她们的故事，我流泪了。我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我的妈妈。
带着全新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去看了妈妈。她坐在卧室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个吉他手弹奏着乐曲，还有几个病人在旁边听着。一个女病人到处乱走，时不时还吼上几句。一个男病人坐在轮椅上狂躁地喊着：“来人！”还有一个女人笔直地站着唱歌，唱的是《你是我的阳光》，很动听，一句歌词都没唱错。
妈妈睡着了，我轻轻地摇醒了她。“是我。”我说，“我是小金啊。”我蹲在了她的膝盖前，想引起她的注意。过了好长一会儿，她才看到我，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的两眼睁大了，嘴角上扬，翘出了一个大大的、高兴的笑容，仿佛我是她生命里最大的奇迹一样。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微笑着、对视着，一起随着音乐哼唱了几句。我在她干枯的手上涂了些护肤霜，我注视着眼前的妈妈，她像个陌生人，但同时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平和的气息，这是一种对别人丝毫没有防备心、甚至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安宁感。
妈妈有时候会很伤心，无缘无故地哭起来，不说一句话。爸爸教我，在这种时候，要模仿妈妈曾经的语气和她说话，尝试和她交流。她听到我说话后，抬头看着我，我也直视着她，然后，我用她从前最常使用的平和的口吻和她说话。慢慢地，她也平静地和我交谈起来。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向对方表达：我听懂了、你理解了我、我们爱着对方。
从很多方面来看，她确实是一个“新”妈妈了。我伸出双臂抱着这个与过去判若两人的女人。半晌过后，我站起身，给她拿了一杯果汁和一根吸管。再走回来时，她已经忘了我是谁，但是当她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我时，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了快乐的光芒，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想出去走走吗？”我问。她的呼吸加快了，眼睛睁得又大又亮。
“想！”她惊喜地答道，就像个返老还童的孩子。
曾经优雅善良的妈妈
关于妈妈，有这样一幕我永远无法忘记：妈妈将一个哭泣的陌生人抱在怀里，安慰她。
那一年我9岁，爸爸开车带我们出门，我坐在汽车后座。半路上，车突然停住了，我没看清前面发生的事，但很快听说前面那辆车刚刚撞了一个男孩。妈妈和爸爸看到那个男孩被撞飞了出去，不知摔到了哪里。
爸妈一起跳下了车，爸爸跑向了摔在地上的男孩，万幸的是，男孩受的伤不是很严重。而妈妈快步走向了肇事女司机。“他从我车前直接跑了过来！”女司机喃喃地说，然后瘫坐在大街上。妈妈抱住了她，安慰她，和她一起流泪。
“我知道，是的，我知道。”妈妈哽咽着说。
妈妈永远友善地对待他人，即使对陌生人也是如此，没有虚情假意，总与人为善，这是我最喜欢她的一个优点。我们后来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司机，但是我相信，妈妈那天给她的安慰一定会帮她度过生活中最糟糕的一次经历。
患病初期
9年后，妈妈自己遇到了几乎颠覆整个生活的灾难。
那年，妈妈61岁，医院诊断她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那以后，我心中那位热情乐观的女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人见人爱的知心朋友，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变得让人几乎无法认出她。我痛苦地感到，我正在慢慢地失去她。
发病前一年，妈妈曾说她拼写名字有些困难。她在福克斯防治帕金森基金工作，是位受人爱戴的良师益友。但是发病后，无论每天和谁说话，都吞吞吐吐，人多时更是这样。她不再能听懂别人讲的笑话，经常问爸爸，这个笑话哪里可笑。爸爸开始带她去医院做种种化验，想找出原因。
2005年圣诞节期间，妈妈被确诊罹患老年痴呆症。哥哥、姐姐、姐夫当时都在我家里。爸爸对我们说，最多再过5到7年，妈妈就需要全职护理了。我们一听，都很震惊，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
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我们开始了一段难熬的时光。因为妈妈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老年痴呆症，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们和妈妈一起外出时，要尽量掩盖她的情况，即使去星巴克喝咖啡也是这样，排队时，妈妈说：“咱们买点儿玉米片吧！”我们就假装很爱听她说的“笑话”。
没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就训练她记住一些东西，以免她闹笑话。一天，我的姐姐阿什丽去了她的公司，看到她正翻着一本电话簿。“哦，你来了，太好了。”妈妈轻声说，“‘芝加哥’怎么拼？”
几乎每次全家人一起吃饭，妈妈都会把一个杯子或一盘食物碰到地上，还会用手指抓着面条吃。在医院候诊室里，她有时会摔倒在地上。一起聊天时，我们得小心地提醒妈妈找到合适的词，或者完整地说出一句话，以免她干着急。这些情况让我们提心吊胆、筋疲力尽。
最熟悉的陌生人
夏日的一天，我一位高中时的朋友看到妈妈正在离家不远的一条马路上溜达，就让妈妈搭她的车回家。妈妈无法跟她说清家在哪儿，好像迷了路一样，表情茫然。就这样，妈妈假装没病的日子结束了。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是个豁达乐观的人，经常和我们进行情感交流，对我的行为举止，要求也不严苛。她很爱开玩笑，不喜欢批判别人。
但是得病后，她经常情绪低落，越来越爱发火。终于有一天，和医生预言的一样，爸爸一个人照顾不了妈妈了。妈妈不能自己穿衣服或洗澡，经常怒气冲冲地握着拳头走出家门。每到这时，爸爸就得追上她，把她哄回家。她变得充满攻击性，恶形恶状，有时还会咬人和摔东西。我们和妈妈见面时，都得留心不要让她在身体或精神上伤害到我们，尤其是孩子。一次，妈妈当着我两个儿子的面歇斯底里地吼着脏话，并且把一个玻璃杯子摔碎在孩子脚前，孩子当时正光着脚。
我们尝试过雇用护工照顾妈妈，但所有人都因受不了她的坏脾气而辞职。一天清晨，爸爸感觉心脏很不舒服。当他坐在沙发上等待医生时，他担心更多的却是妈妈，而不是自己，因为他眼看着妈妈只穿着内裤，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她想帮爸爸做点儿什么，却什么也做不了。万幸的是，后来的检查显示，爸爸没得心脏病。但我们意识到，爸爸的压力很大，他几乎要熬出焦虑症了。于是，全家人达成共识，把妈妈送进了护理医院。
护理院里的工作人员友善且专业，妈妈不久就自在地安定下来，几乎没意识到那是个新地方。但对我来说，每次去探望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我会抑制不住地想起以前那个优雅正常的妈妈，与眼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对比十分强烈：这个占据了我妈妈身体的狂躁又危险的疯女人，我恨她！
每次从护理院回到家，我都会崩溃，抑制不住地哭泣。
用新的方式爱她
我不懂得如何帮助妈妈，更不知如何缓解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压力。直到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和老年痴呆患者相处的方式。
在一次派对上，我遇到了两个女人，她们的父母也是老年痴呆，我和她们聊了起来。其中一个告诉我，她搬到纳什维尔照顾患上了痴呆症的妈妈，陪妈妈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年。她说，她和妈妈在情感和精神上建立了一种祥和、宽容的感情关系，这比妈妈以前接受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有效。第二个女人是我的一位好友，她告诉我，她的父亲在临死前，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她能听出电话中的父亲思路非常清晰。她在一生里头一次听到了父亲说他爱她，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听着她们的故事，我流泪了。我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我的妈妈。
带着全新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去看了妈妈。她坐在卧室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个吉他手弹奏着乐曲，还有几个病人在旁边听着。一个女病人到处乱走，时不时还吼上几句。一个男病人坐在轮椅上狂躁地喊着：“来人！”还有一个女人笔直地站着唱歌，唱的是《你是我的阳光》，很动听，一句歌词都没唱错。
妈妈睡着了，我轻轻地摇醒了她。“是我。”我说，“我是小金啊。”我蹲在了她的膝盖前，想引起她的注意。过了好长一会儿，她才看到我，但在看到我的那一刻，她的两眼睁大了，嘴角上扬，翘出了一个大大的、高兴的笑容，仿佛我是她生命里最大的奇迹一样。
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微笑着、对视着，一起随着音乐哼唱了几句。我在她干枯的手上涂了些护肤霜，我注视着眼前的妈妈，她像个陌生人，但同时她浑身散发出一种平和的气息，这是一种对别人丝毫没有防备心、甚至没有任何自我意识的安宁感。
妈妈有时候会很伤心，无缘无故地哭起来，不说一句话。爸爸教我，在这种时候，要模仿妈妈曾经的语气和她说话，尝试和她交流。她听到我说话后，抬头看着我，我也直视着她，然后，我用她从前最常使用的平和的口吻和她说话。慢慢地，她也平静地和我交谈起来。就这样，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向对方表达：我听懂了、你理解了我、我们爱着对方。
从很多方面来看，她确实是一个“新”妈妈了。我伸出双臂抱着这个与过去判若两人的女人。半晌过后，我站起身，给她拿了一杯果汁和一根吸管。再走回来时，她已经忘了我是谁，但是当她觉得是第一次看到我时，她的脸上立刻泛起了快乐的光芒，然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想出去走走吗？”我问。她的呼吸加快了，眼睛睁得又大又亮。
“想！”她惊喜地答道，就像个返老还童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