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窑是四川邛窑体系中的重要成员，它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环路南三段以北、琉璃一街以南、老成仁公路以西、小沙河以东约30万平方米的地区。80年前这里是华阳县仅有20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如今离它不远的周边地区已是高楼林立，现代化大厦鳞次栉比，尚具农村模样的琉璃村老街（图1）不久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就不断有人在琉璃厂窑址“挖釉”。1933年3月，在成都华西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任职的美国人葛维汉先生，首次对琉璃厂窑进行了一次非正式发掘，并于1939年发表了《琉璃厂窑》英文报告。1936年，琉璃厂窑像邛崃十方堂窑一样，遭到过军阀的狂挖乱抢。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部门对琉璃厂窑进行过几次认真的调查，并收集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器物与标本，已故的陈万里、冯先铭先生等人都曾到过琉璃厂窑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琉璃厂窑址群始终未进行过正式全面发掘。
　　由于琉璃厂窑过去未进行过正式发掘，许多未解之谜，始终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关于它的烧造年代，至今仍有不少人沿用上世纪三十年代葛维汉“北宋末……到元初”的过时说法。陈万里、冯先铭二位先师经分析已有实物及资料之后，于1960年指出：“琉璃厂从晚唐以至明代一直没有停烧过，这样历史悠久的一个窑场，是值得予以清理的。”1979年，丁祖春先生根据窑址和墓葬出土物的比对，指出“它的上限在唐、五代，下限在明末”。笔者曾多次到窑址观看，并仔细察看了因起坟、盖拆房以及“找宝”等被人私下挖掘的坑洞，通过窑址东、西不同位置遗物的比较而发现：在东部原一工厂区域，因曾削去一两米的表土，故容易找到早期遗物。根据这一思路，笔者在当地居民私挖的地坑堆土中，看到了隋代标本。还看到大量具有横系、竖复系、短流、短颈、圆腹、饼足等唐早中期特征的瓷片标本（图2）。因此，笔者认为琉璃厂窑的始烧年代应是隋至唐初。图3是一把隋至唐初的琉璃厂窑彩绘无柄壶，它的器形与画法跟青羊宫窑同期器物十分相似。青羊宫窑和琉璃厂窑同处于锦江、府河之畔，在时间上二者有明显的承继关系。隋唐时期，成都迅速扩大，地处护城河附近的青羊宫窑顺势迁至下游，建立琉璃厂窑，是合乎情理的。其实，目前见到的琉璃厂窑唐代器物是很多的，图4是唐代琉璃厂窑黑釉无柄壶，短流、圆腹、无柄、双耳，这是典型的唐代器形，邛崃十方堂窑唐代也有许多类似器形，只是胎、釉不同。图5的琉璃厂窑箕形（风字）砚，也是典型的唐代器物。从晋到唐，四川青羊宫窑、横山子窑、十方堂窑、琉璃厂窑等有许多瓷砚制品，其中，晋代流行三足砚，南朝流行多足及辟雍砚，隋唐流行辟雍和箕形砚。图6的唐代褐彩大酒坛，从前被误认为是邛崃十方堂窑制品，近来经跟琉璃厂窑窑址出土标本比对，它是唐代琉璃厂窑器物。该大酒坛高48.5厘米，最大直径44.5厘米，反映出大唐川酒之盛气，同时，打破了“唐代无大器”之说。琉璃厂窑直径或高度大到半米左右的器物甚多，这正是琉璃厂窑的一大特色，在全国诸窑中独树一帜。图7的唐代刻划彩绘纹大盆为四川博物院藏品，直径45厘米，是唐代琉璃厂窑代表作品，应为琉璃厂窑兴盛期之作，也就是说，琉璃厂窑开始于隋末唐初，兴盛于唐至五代，而非兴盛于宋。图8是琉璃厂窑花釉腰鼓残件的复原品，跟其他窑口唐代此类器物几乎相同，定为唐代应无异议。图9的唐代绿彩单耳杯为郭天庆先生的藏品，它的单耳为唐代常见的复式竖耳，彩绘为唐代常见的如意纹，应定为唐代，而北京故宫收藏的一只琉璃厂窑单耳杯定为宋代。而图10的双鱼纹大盆（北京故宫藏），直径46厘米，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琉璃厂一带的征集品，北京故宫把它也定为宋代，其实成都修建三环路时，出土了许多这样的大鱼盆残件，从胎、釉及其他技术特征来看，定为唐代更加合适。
　　唐至五代时期，琉璃厂窑陶瓷丰富多彩。图11是一把晚唐至五代的褐釉斑彩执壶，这种所谓“斑彩”实际就是把白色化妆土画（或沥）于深色胎体上，外罩一层褐釉烧制而成。这种采用化妆土制作图形的装饰方法，在四川战国至西汉的岷江上游文化的陶器中就已出现，直至南宋，四川诸窑屡见不鲜。图12是一把划花绿彩执壶，它跟前述的唐代刻划彩绘纹大盆有异曲同工之感，可谓我国早期的素三彩。图13的黑釉高足杯表明，唐、五代时期琉璃厂窑的乳浊黑釉技术已经成熟，为五彩斑斓的窑变釉器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图14的窑变釉盏代表着这一时期琉璃厂窑烧制窑变釉的新水平。这种窑变釉技术经岷江传至眉山青神坛罐窑和乐山西坝窑，并由西坝窑发挥到了极致。
　　两宋时期，四川比较安定、富庶，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多汇于此，琉璃厂窑的釉色与造型更加多样，只是红褐色胎体几乎一成不变。图15是胡维忠先生收藏的宋代划花绿釉洗，釉色温润，划工十分流畅。图16是一只刻有窑家姓氏的灯盏，琉璃厂窑器物内壁、外沿或足圈内有文字或符号者较多，尤其是足圈内有字或符的，多达四五百种，可谓我国较早的商标。其中也不乏有年款者，图17为“绍圣三年五月”铭文残盏。耿宝昌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一书304页的“宣和四年”铭文盏，也是典型的宋代琉璃厂窑制品。
　　琉璃厂窑的狮子、犬、羊、猴等动物造型较多，多为捏塑。图18的褐釉捏塑犬栩栩如生，十分传神，可谓千年艺术佳作。图19的宋代盘龙罐上有一条巨龙，似乎在蜿蜒蠕动，透出令人起敬的威猛。唐宋时期，琉璃厂窑类似的盘龙罐较多，最大者高达38厘米，最小者高度只有五六厘米。小者可当水盂，而那些较大者，装盛什么都不方便，大概就是陈设器。宋代是一些瓷器由实用器转变为陈设器的时代，最典型的就是贯耳瓶，晋代产生的竞技贯耳瓶，唐代还是投壶实用器，宋代的陶瓷贯耳瓶就是陈设器了。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宋代官、哥、汝、定、龙泉等窑的那些精美绝伦的瓶、炉等，当时就已是陈设器了。
　　唐宋时期香道盛行，因此，琉璃厂窑的炉、薰、插较多，图20所示的褐釉斑彩大炉，宽22厘米，但炉膛较浅，不像敬神、敬祖焚香之用，更像用于燃以香料的香道。可以想像，在绿茵流水之畔，飘出阵阵清香，知己相聚，探寻修身养性之理，该是何等的惬意。
　　图21为宋代琉璃厂窑省油灯。一提起四川的省油灯，就不能不先说一下陆游（公元1125-1210年）。他曾说：“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见《陆放翁全集斋居中物纪事》）陆游于公元1170年入川任夔州通判，公元1172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1173年夏被任命为蜀州通判，后又被调到嘉州，年底又回到蜀州，1174年10月陆游被调到荣州摄理州事，公元1175年陆游应范成大之邀任其幕中参议官。陆游在成都及周边工作、生活多年，对南宋时期这一带的社会状况与习俗相当了解。我们都知道，邛崃十方堂窑的省油灯主要产于唐到五代，距离陆游在四川生活的年代相差两百多年，而琉璃厂窑的生产年限为隋末至明末，因此，陆游使用的省油灯应是琉璃厂窑的产品。琉璃厂窑生产省油灯的时间跨度很长，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及收藏界收藏的南宋时期的省油灯，几乎都是琉璃厂窑的制品。最近乐山西坝窑也发现了一只宋代黑釉省油灯，是迄今已知的唯一例外。此前历年来有关省油灯的数篇文章，几乎都把唐代十方堂窑的省油灯跟陆游联系起来，看来是需要商榷的。
　　图22的宋代三彩将军坐像，是高邦荣先生的藏品，高43厘米，造型极为生动。川窑宋代三彩陶器较多，这样硕大、精细者实为罕见。
　　关于琉璃厂窑烧造年代的下限，笔者在窑址西部多次看到过明代琉璃瓦。在明嘉靖二十一年下葬的太监丁祥的墓碑中说“屡命于琉璃厂董督陶冶”。1933年版《华阳县志》记载：“琉璃厂，明世官烧琉璃地也。”这些正是琉璃厂地名的来由，无疑，明代琉璃厂窑曾为官府烧造陶瓷器物。如果从隋末的公元618年开始，到明末的公元1644年停烧，历时1026年，可称为四川盆地中烧造时间最长的古瓷窑了。
　　此外，琉璃厂窑还生产白釉瓷，在窑址，红褐胎白釉瓷片随处可见。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在窑址不断发现跟定窑、磁峰窑相似的白瓷片，最近笔者在窑址唐代地层中发现了跟邢窑十分相似的白瓷片。众所周知，杜甫（公元712－770年）留给后世的“大邑烧瓷”这个千年悬案，至今尚无破解的头绪。
　　期待在考古部门的正式发掘中，弄清琉璃厂窑更加全面真实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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