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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第一次听我唱歌
2017年1月8日，适逢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怀念周总理的同时，往事一一浮现。1954年，我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考入中央歌剧院，进院不久即演唱了新歌剧《草原之歌》序曲，并录了唱片，还参加了独唱音乐会。半年后，于1955年“三八妇女节”，被剧院派到北京饭店，在庆祝会上演唱，见到了我国第一代女革命家何香凝、宋庆龄、蔡畅、李德全、邓颖超、李伯钊和当时很年轻的王光美，心里既高兴又激动。会上我演唱郑律成写的《延安颂》，正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了掌声，我被惊住了，原来是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只见他挥手示意，让大家听唱，不要鼓掌。就这样周总理听了我唱完了后半段的《延安颂》。此后的19年，直到老人家去世前，不断地召唤我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外国元首贵宾演唱，因而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彭真、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1960年，人们都在饥饿，不少人患上浮肿和肝炎，我是剧院能坚持演出的个别人，想起来只有一个原因，我常被召去和郭兰英、赵青、刘淑芳为国宾演唱，每次都是周总理安排演出后的夜宵，难得地一次次补充了油水。
周总理观看我主演的歌剧《茶花女》
1956年，我参加了歌剧《茶花女》的演出，首演是在北京的天桥剧场，这个剧场是按周总理指示，学习国外剧院的规模建造的国内第一个不同于旧戏园子的现代化歌剧院。当天，周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我在演唱时，无意中，周总理白净的脸庞和两道浓眉吸引我的目光。但后来发现，他坐的座位空了，我想他可能太忙，中间退席了。后来才知道他换了楼上楼下几处不同角度的座位去听音响效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来祝贺我们的演出成功，并对乐队说，请他们摆正伴奏的地位，拆掉“音墙”，不要用大音量压住演员的声音。当时的剧场有1500个座位，我们演唱是按照国际标准，不用“麦克风”电声扩大的。
周总理把我从农村调回，参加赴苏联的演出
1958年初，反右运动后。我被下放到河北省抚宁县海阳镇崔赵庄带着北京的户口到农村当了农民，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九个月后回京探親，见到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忙着置服装准备去苏联访问演出。想到自己，我怀着理想，放弃了高工资，幸运地考上国家剧院，可现在成了农民，虽不怕干重活，但公社化的大锅饭，粮食短缺，吃不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做演员，剧院要出国演出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真不是滋味。假期结束，回到村里。当我往村里走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迎着我说：“老李啊，北京调你回去。”原来是剧院按两国文化协定，要带歌剧和音乐会去苏联演出。周总理审查节目后，指出独唱水平不行，他所熟悉的几位歌唱家为什么没在名单上。剧院报告总理，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总理问还有没有不是右派的，于是才有了我被召回北京的事。
在苏联，我在克林姆林宫为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演唱受到了欢迎。他们认为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他们苏联培养的。因为声音语言表现，体现了俄罗斯学派风格。其实我是听唱片学会的，根本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指点。
周总理调我回来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
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批判宣扬“封资修”，演才子佳人，我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同时，江青说，“什么歌剧院！京戏就是歌剧，歌剧不要了。”1970年，我们歌剧院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咸水沽的部队去接受改造务农，种水稻。至此，我们就整天在小战士的领导下，下地干活和学毛选。“文革“的第六年，1972年的一天，突然我被调回北京，是为西哈努克亲王祝贺50寿辰，唱亲王写的歌。但他提出，他的歌要抒情的歌唱家来唱，总理想到了我。
在“用人要问政治”的年代，在祝寿音乐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见到我进了大会堂，就约我去录了三首歌《北京颂歌》、《远航》和《巍巍钟山迎朝阳》（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开通）向全国播出。当时很少有电视，广播电台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歌，这三首歌向全国播出后，真是让广大听众耳目一新。记得文革结束后，第四届文代会上见到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他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农村，一天劳动完了，晚上集体听全国新闻联播，听完往回走的时候听到了《北京颂歌》，我们都站住了，虽然不报名字，但我们能听出是你的声音，当时我们好多人都哭了，因为你被‘解放’，我们也有希望了。”就这样，多数人十年离开专业岗位，而我的此次“出头“，后几年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开始恢复了业务。
我唱《周总理，您在哪里？》
1976年1月8日，我正在家里吃早点，电视和广播里都在播放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我整个人像凝固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摸到衣服前襟全湿了，流泪已不自觉。当时离“四人帮”垮台还有九个月，“四人帮”不让大家举行悼念活动。总理的灵堂在北京医院只是医院一间不大的屋子，能与总理告别的人都是他们选定的“四人帮”亲信。后来在电视新闻栏目上看到他们丝毫没有悲痛的表情，其实他们都是曾经受过总理提携关心过的人。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扼杀不了的。火化那天，总理灵车在北京长安街从东向西行进，天是那么冷，但十里长街，挤满了流着泪要送他老人家一程的人们。若干年后，每当电视播放这个画面时，我们还是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
1977年，文艺界为了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当我接到施光南为柯岩的诗《周总理，您在哪里？》谱的曲时，怎么也唱不下去，拿起歌谱就流泪，嗓子也梗住了。大家开导我，要我把这首悼念周总理的歌唱好唱出去，以寄托亿万人民对总理的哀思和怀念，要我克服个人的悲痛，学习郭兰英，她可以一边哭着流着泪，还能把歌曲完整地唱好。那是我第一次艺术实践和强烈感情交织的经历。经过多次努力练习，算是能上台演唱了。然而到了台上演唱时，见到台下的观众都在流泪。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流着泪完整地演唱了这首歌曲。这首歌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表现了人民不愿相信亲人已逝去，还要去追寻他的足迹和呼唤他的名字。周总理生前给了人们最珍贵的人生启示，去世后又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而艺术的真、善、美，是要把“真”字提在前头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全国政协20年，有幸接触到各行各界的精英、名人，大家只要回忆起周总理，都一样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只要接触过总理的人都会感到他的真诚，亲切的关怀，他的爱。他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搞的是五湖四海，他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责编：张志国）
2017年1月8日，适逢周恩来总理逝世41周年。怀念周总理的同时，往事一一浮现。1954年，我以业余爱好者身份考入中央歌剧院，进院不久即演唱了新歌剧《草原之歌》序曲，并录了唱片，还参加了独唱音乐会。半年后，于1955年“三八妇女节”，被剧院派到北京饭店，在庆祝会上演唱，见到了我国第一代女革命家何香凝、宋庆龄、蔡畅、李德全、邓颖超、李伯钊和当时很年轻的王光美，心里既高兴又激动。会上我演唱郑律成写的《延安颂》，正当我唱到一半的时候，现场突然爆发了掌声，我被惊住了，原来是周总理走进了会场，只见他挥手示意，让大家听唱，不要鼓掌。就这样周总理听了我唱完了后半段的《延安颂》。此后的19年，直到老人家去世前，不断地召唤我去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为中央和国务院接待外国元首贵宾演唱，因而也有幸多次见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彭真、陈毅、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1960年，人们都在饥饿，不少人患上浮肿和肝炎，我是剧院能坚持演出的个别人，想起来只有一个原因，我常被召去和郭兰英、赵青、刘淑芳为国宾演唱，每次都是周总理安排演出后的夜宵，难得地一次次补充了油水。
周总理观看我主演的歌剧《茶花女》
1956年，我参加了歌剧《茶花女》的演出，首演是在北京的天桥剧场，这个剧场是按周总理指示，学习国外剧院的规模建造的国内第一个不同于旧戏园子的现代化歌剧院。当天，周总理亲临剧场观看，我在演唱时，无意中，周总理白净的脸庞和两道浓眉吸引我的目光。但后来发现，他坐的座位空了，我想他可能太忙，中间退席了。后来才知道他换了楼上楼下几处不同角度的座位去听音响效果。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来祝贺我们的演出成功，并对乐队说，请他们摆正伴奏的地位，拆掉“音墙”，不要用大音量压住演员的声音。当时的剧场有1500个座位，我们演唱是按照国际标准，不用“麦克风”电声扩大的。
周总理把我从农村调回，参加赴苏联的演出
1958年初，反右运动后。我被下放到河北省抚宁县海阳镇崔赵庄带着北京的户口到农村当了农民，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九个月后回京探親，见到剧院的同志们正在忙着置服装准备去苏联访问演出。想到自己，我怀着理想，放弃了高工资，幸运地考上国家剧院，可现在成了农民，虽不怕干重活，但公社化的大锅饭，粮食短缺，吃不饱，也不知道何时能重做演员，剧院要出国演出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心里真不是滋味。假期结束，回到村里。当我往村里走的时候，村里的干部迎着我说：“老李啊，北京调你回去。”原来是剧院按两国文化协定，要带歌剧和音乐会去苏联演出。周总理审查节目后，指出独唱水平不行，他所熟悉的几位歌唱家为什么没在名单上。剧院报告总理，他们都被打成右派了。总理问还有没有不是右派的，于是才有了我被召回北京的事。
在苏联，我在克林姆林宫为苏共中央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演唱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连斯基咏叹调，演唱受到了欢迎。他们认为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他们苏联培养的。因为声音语言表现，体现了俄罗斯学派风格。其实我是听唱片学会的，根本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指点。
周总理调我回来为西哈努克亲王祝寿
1966年文革开始，我被批判宣扬“封资修”，演才子佳人，我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同时，江青说，“什么歌剧院！京戏就是歌剧，歌剧不要了。”1970年，我们歌剧院被下放到天津郊区咸水沽的部队去接受改造务农，种水稻。至此，我们就整天在小战士的领导下，下地干活和学毛选。“文革“的第六年，1972年的一天，突然我被调回北京，是为西哈努克亲王祝贺50寿辰，唱亲王写的歌。但他提出，他的歌要抒情的歌唱家来唱，总理想到了我。
在“用人要问政治”的年代，在祝寿音乐会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见到我进了大会堂，就约我去录了三首歌《北京颂歌》、《远航》和《巍巍钟山迎朝阳》（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开通）向全国播出。当时很少有电视，广播电台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歌，这三首歌向全国播出后，真是让广大听众耳目一新。记得文革结束后，第四届文代会上见到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他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农村，一天劳动完了，晚上集体听全国新闻联播，听完往回走的时候听到了《北京颂歌》，我们都站住了，虽然不报名字，但我们能听出是你的声音，当时我们好多人都哭了，因为你被‘解放’，我们也有希望了。”就这样，多数人十年离开专业岗位，而我的此次“出头“，后几年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名义开始恢复了业务。
我唱《周总理，您在哪里？》
1976年1月8日，我正在家里吃早点，电视和广播里都在播放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时间我整个人像凝固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摸到衣服前襟全湿了，流泪已不自觉。当时离“四人帮”垮台还有九个月，“四人帮”不让大家举行悼念活动。总理的灵堂在北京医院只是医院一间不大的屋子，能与总理告别的人都是他们选定的“四人帮”亲信。后来在电视新闻栏目上看到他们丝毫没有悲痛的表情，其实他们都是曾经受过总理提携关心过的人。人民对总理的感情是扼杀不了的。火化那天，总理灵车在北京长安街从东向西行进，天是那么冷，但十里长街，挤满了流着泪要送他老人家一程的人们。若干年后，每当电视播放这个画面时，我们还是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
1977年，文艺界为了纪念总理逝世一周年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曲。当我接到施光南为柯岩的诗《周总理，您在哪里？》谱的曲时，怎么也唱不下去，拿起歌谱就流泪，嗓子也梗住了。大家开导我，要我把这首悼念周总理的歌唱好唱出去，以寄托亿万人民对总理的哀思和怀念，要我克服个人的悲痛，学习郭兰英，她可以一边哭着流着泪，还能把歌曲完整地唱好。那是我第一次艺术实践和强烈感情交织的经历。经过多次努力练习，算是能上台演唱了。然而到了台上演唱时，见到台下的观众都在流泪。我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悲痛，流着泪完整地演唱了这首歌曲。这首歌之所以感人至深是因为表现了人民不愿相信亲人已逝去，还要去追寻他的足迹和呼唤他的名字。周总理生前给了人们最珍贵的人生启示，去世后又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艺术源于生活的道理，而艺术的真、善、美，是要把“真”字提在前头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全国政协20年，有幸接触到各行各界的精英、名人，大家只要回忆起周总理，都一样地表达出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只要接触过总理的人都会感到他的真诚，亲切的关怀，他的爱。他是我们大家的亲人，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他搞的是五湖四海，他团结了所有能团结的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责编：张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