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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最崇高的目的是防病，其次才是治病。我们的祖先在与疾病斗争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形成了誉满世界的中医，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防病医学知识。我国的经典医籍《内经》中就载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对预防为主的战略思想，就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西汉《淮南子》中还进一步说道：“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敌无病。”古时把高明的医生在病未形成时就去防治称为“上工治未病”，可见对预防医学评价之高。作为祖国预防医学中最重要的部分，则是数千年来在我国人民中普遍形成的许多良好卫生习惯。
相传笤帚、簸箕的创始者是夏朝少康帝。传说虽不足信，但“帚”字最早见于甲骨文确属实事。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就有“子持帚作洒扫形”铭文，说明那时就已通用扫帚扫尘了。《礼记》中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的记事，说明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就已沿用合乎卫生要求的湿式扫尘法了。
我们祖先十分重视个人卫生，比如甲骨文就有“沐浴”二字。“沐”字形如散发洗面，“浴”字状似人在盆中洗澡，我国古代文学中的“虢季子白盘”就是现存最古的浴器，距今约有两千六百多年了。我国起码从宋朝起就已有了城市浴室设施和专业理发师。古人早就认为随地吐痰是坏习惯，唐代孙思邈就曾明确提出“常习不唾地”。唐书《千金方》云： “凡食毕漱口数过，令人固齿。”后来在公元十世纪的辽代，就已发明和使用了植毛牙刷，要较西方国家早六百多年。元朝《饮膳正要》还说：“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追昔抚今，现代许多个人卫生习惯不正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吗!
古人对饮食卫生也很重视，《周礼》记载，周朝就已有专管饮食卫生和营养的“食医”。《论语》中还特别指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千金方》还记有“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须煮烂”的卫生格言，我国自汉代就开始提倡喝开水，至晋朝更养成了饮茶习惯。公元前二世纪，我们的祖先为保护水源以防污染。就已开始“凿井而饮”，并订立护井公约，后来还建立了定期浚井的制度。这些习惯无不有助于防止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我们祖先还十分重视环境卫生设施，在战国时代已有陶质阴沟，考古工作中从当时燕国下都所在地(今河北省易县)掘出的沟管，在管经和构造上都有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表明我国从商朝起就有清扫垃圾的劳务。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每天还有清扫工以维持公共卫生，我国古代一些都市的卫生设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地位，如唐代设计的长安城，元、明时代修建的北京城，都是举世闻名的。相比之下，英国爱丁堡城在1760年还每晚将粪便倾倒于窗外，第二天才扫去。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祖先原本就是很讲究清洁卫生的，
重视劳动和体质锻炼也是古人防病的重要手段，如东汉末年华陀首创五禽之戏，这是模仿虎、鹿、熊、猿、鸟而编的一套体操。勤于“动”，自然“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华陀弟子吴普坚持五禽之戏活了90多岁。现在的“八段锦”、“太极拳”就是从“五禽戏”演变而米。此外，祖国预防医学，分强调“养生”和“摄生”。它根据“人与天地相应”这一基本思想，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地土环境、生活习性以保养身体、避免时疫疾病等，有一套完整的意见和办法。
对传染病的预防隔离以及预防接种等方面，我国对世界医学也有巨大贡献。例如我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最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发明，较英国琴纳发明牛痘至少要早一百多年，可以说是现代人工免疫法的起源。周书《秘奥造宅经》中有“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的记载；《左传》则有“国人逐瘿狗(疯狗)”的记事。《诗经》有“穹室薰鼠”之说，《潜确类书》则主张“除污水以灭孑孓”……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古人早已发现污秽、昆虫与传染病有一定关系，同时开始了初具规模的除害灭病活动。我国农民还早就知道把清扫保浩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宋代《陈·农书》上就说：“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取其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之，长又撒以壅，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及至现在，则发展为堆肥了，正如谚语所说：“扫帚响，灰堆长，讲卫生，多打粮。”
借四时节气来定期突击扫除，灭毒防病，并进行体育锻炼，这种好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上说：“十二月……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阃，去尘秽，净庭户……”就指的是春节前大扫除。春节扫尘已沿袭至今，北方叫“扫房”，江南称“掸尘”，那是自发的、全国规模的、较为彻底的卫生大突击。利用清明节大好春光来植树造林和锻炼身体，在古时规模很大，如《乾淳岁时记》上说：“清明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唐朝清明时节拔河、打球、放风筝、荡秋千……等娱乐体育活动就很兴盛。有首古诗描写荡秋千道：“满街杨柳绿似烟，划出清明三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毫无疑问，清明节的这些活动，对古人的防病保健曾起了积极作用。端午节处于小满和夏至之间，昆虫、细菌极易繁殖，我们的祖先便采集艾叶，茸蒲悬挂门上以驱虫蚁，并将雄黄酒“……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还开展大规模灭五毒(蝎子、蜈蚣、蛇、癞蛤蟆和壁虎)活动。
让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爱清洁、保健康的良好传统，为树立今日的卫生新风而努力!
相传笤帚、簸箕的创始者是夏朝少康帝。传说虽不足信，但“帚”字最早见于甲骨文确属实事。陕西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就有“子持帚作洒扫形”铭文，说明那时就已通用扫帚扫尘了。《礼记》中有“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的记事，说明两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就已沿用合乎卫生要求的湿式扫尘法了。
我们祖先十分重视个人卫生，比如甲骨文就有“沐浴”二字。“沐”字形如散发洗面，“浴”字状似人在盆中洗澡，我国古代文学中的“虢季子白盘”就是现存最古的浴器，距今约有两千六百多年了。我国起码从宋朝起就已有了城市浴室设施和专业理发师。古人早就认为随地吐痰是坏习惯，唐代孙思邈就曾明确提出“常习不唾地”。唐书《千金方》云： “凡食毕漱口数过，令人固齿。”后来在公元十世纪的辽代，就已发明和使用了植毛牙刷，要较西方国家早六百多年。元朝《饮膳正要》还说：“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追昔抚今，现代许多个人卫生习惯不正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吗!
古人对饮食卫生也很重视，《周礼》记载，周朝就已有专管饮食卫生和营养的“食医”。《论语》中还特别指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千金方》还记有“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须煮烂”的卫生格言，我国自汉代就开始提倡喝开水，至晋朝更养成了饮茶习惯。公元前二世纪，我们的祖先为保护水源以防污染。就已开始“凿井而饮”，并订立护井公约，后来还建立了定期浚井的制度。这些习惯无不有助于防止肠道传染病的发生。
我们祖先还十分重视环境卫生设施，在战国时代已有陶质阴沟，考古工作中从当时燕国下都所在地(今河北省易县)掘出的沟管，在管经和构造上都有相当高的水平。甲骨文表明我国从商朝起就有清扫垃圾的劳务。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每天还有清扫工以维持公共卫生，我国古代一些都市的卫生设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地位，如唐代设计的长安城，元、明时代修建的北京城，都是举世闻名的。相比之下，英国爱丁堡城在1760年还每晚将粪便倾倒于窗外，第二天才扫去。从这里不难看出，我们的祖先原本就是很讲究清洁卫生的，
重视劳动和体质锻炼也是古人防病的重要手段，如东汉末年华陀首创五禽之戏，这是模仿虎、鹿、熊、猿、鸟而编的一套体操。勤于“动”，自然“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华陀弟子吴普坚持五禽之戏活了90多岁。现在的“八段锦”、“太极拳”就是从“五禽戏”演变而米。此外，祖国预防医学，分强调“养生”和“摄生”。它根据“人与天地相应”这一基本思想，对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地土环境、生活习性以保养身体、避免时疫疾病等，有一套完整的意见和办法。
对传染病的预防隔离以及预防接种等方面，我国对世界医学也有巨大贡献。例如我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最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就已发明，较英国琴纳发明牛痘至少要早一百多年，可以说是现代人工免疫法的起源。周书《秘奥造宅经》中有“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的记载；《左传》则有“国人逐瘿狗(疯狗)”的记事。《诗经》有“穹室薰鼠”之说，《潜确类书》则主张“除污水以灭孑孓”……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古人早已发现污秽、昆虫与传染病有一定关系，同时开始了初具规模的除害灭病活动。我国农民还早就知道把清扫保浩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宋代《陈·农书》上就说：“凡扫除之土，燃烧之灰……取其细者和匀种子，疏把撮之，待其苗之，长又撒以壅，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及至现在，则发展为堆肥了，正如谚语所说：“扫帚响，灰堆长，讲卫生，多打粮。”
借四时节气来定期突击扫除，灭毒防病，并进行体育锻炼，这种好传统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宋代吴自牧《梦梁录》上说：“十二月……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阃，去尘秽，净庭户……”就指的是春节前大扫除。春节扫尘已沿袭至今，北方叫“扫房”，江南称“掸尘”，那是自发的、全国规模的、较为彻底的卫生大突击。利用清明节大好春光来植树造林和锻炼身体，在古时规模很大，如《乾淳岁时记》上说：“清明节……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唐朝清明时节拔河、打球、放风筝、荡秋千……等娱乐体育活动就很兴盛。有首古诗描写荡秋千道：“满街杨柳绿似烟，划出清明三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毫无疑问，清明节的这些活动，对古人的防病保健曾起了积极作用。端午节处于小满和夏至之间，昆虫、细菌极易繁殖，我们的祖先便采集艾叶，茸蒲悬挂门上以驱虫蚁，并将雄黄酒“……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还开展大规模灭五毒(蝎子、蜈蚣、蛇、癞蛤蟆和壁虎)活动。
让我们继承和发扬我国人民爱清洁、保健康的良好传统，为树立今日的卫生新风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