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定都北京后，南方移民及商业民族为维护同乡、同行利益，往往联络同籍京官在京师修建了大批同乡会馆、商业会馆及同行公所等，以此来达到联络同乡、同行的感情，达到互助团结的目的。而后各省公车岁贡及低级官吏进京，均以会馆为下榻或寓所，会馆的职能则更加丰富。明朝为了加强对会馆的控制，保护京城的安全，责令各县会馆均要选名绅为馆主，使会馆逐渐发展成社团形式。
　　京城是戏剧的集大成之地，明末山西梆子腔、江西弋阳腔、浙江海盐腔已盛行京师。随着戏剧艺术的繁荣，京师之地亦修有舞榭歌台、乐棚、勾栏，为戏剧演员提供演出场所。明代东城是文化盛地，因此亦是戏剧演出的最佳场所，故而东城曾有“勾栏胡同”(内务部街)“演乐胡同”等名称，大概与戏剧舞台有关。外省剧团进京演出，主要是通过在京的同乡会馆联系的，为了配合乡剧团在京献技，一些会馆将厅堂改为戏台，供乡剧团演出，同乡聚会和绅士宴会，当时多利用会馆场所，而乡剧则是宴会上不可缺少的娱乐节目。因此，在明嘉庆、万历年间，北京的一些会馆中已有堂会式的演出厅，其最著名的当属明嘉靖年创建的北京江西会馆。
　　明万历年间有两大戏曲流派，一是沈璟所领导的吴江派，另一是汤显祖领导的临川派。尽管吴江派包括苏、松、常、嘉、湖、杭等吴语地区的昆腔势力，但终不敌后起之秀临川派。临川派虽只有戏剧家汤显祖一人，但自其《临川四梦》相继问世，一直盛演不衰，闻者无不拍案称奇，并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吴江派，被后人誉为“东方莎士比亚”。因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其《临川四梦》随着赣剧团走进北京江西会馆，走向宫庭、走向社会，以强劲的东风，在京师掀起一股戏曲狂潮。江西会馆的堂会式演出厅之所以名扬京师，是与汤显祖的历史贡献分不开的。
　　清代皇宫、王府都曾大兴戏楼、戏台，但为了维护京都治安，却不准民间在内城开设戏馆。为了满足群众娱乐的需求，清朝准许在外城兴建戏园，供群众娱乐，然却不允许旗人潜往游戏。清朝时，正阳门外是商业集贸中心，同时亦是娱乐文化的中心，故而戏楼多集中在此，著名的如“广和戏园”等。
　　然而这些商业性的戏园，多操纵在商界之手，随着市场的兴衰，戏园亦随之盛败，故而难以满足社会需求。而南城是会馆的聚集区，南来北往的客商大贾均云集于会馆之中、商业中介及贸易洽谈，均免不了宴会，因此会馆戏楼及戏台，则应运而生。
　　据考证，京中会馆戏楼中的“山西平阳会馆”，始建年代约在清顺治年代，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会馆戏楼中创建最早，面积最大的会馆戏楼。因其建于明清两朝交替时期，必承袭明代戏楼的建筑风格及模式，故可知明朝末期，戏楼建筑已成规模。
　　会馆戏楼风起云涌，为乡剧团提供了演出空间，满足了异地同乡的戏瘾，但随着同行业会馆的兴起，戏剧界艺人亦走出同乡会馆，涌进同行业会馆。北京最为著名的“梨园会馆”亦称“梨园子弟公所”，始建于清雍正年间，设于珠市口外东小市精忠庙之喜神庙址。
　　梨园会馆的成立，为各省进京戏曲艺人提供了交流、会演的场所，并以同行特征取代了同乡特色。为了寻求戏曲艺术的京化，众多戏种逐渐走上了戏曲融合的大趋势。
　　清中叶，以安庆方言为基础的徽派剧种，在京师逐渐走红。“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个徽剧班被誉为“四大徽班”。清嘉庆年间，梨园界共推徽班名角高朗亭为梨园会首，直至同治年间梨园会首程长庚，梨园会馆及梨园公会的实权，一直垄断在徽班之手，足见徽派剧种在京都的实力。
　　在徽班鼎盛时期，湖北楚剧(汉剧)亦跻身于北京梨园界，楚剧唱的是西皮调，虽与徽戏唱的二黄调唱腔有别，但唱词和戏路比较接近，因此徽班与楚班演员交流的机会较多，经常搭班同台演出，逐渐形成融合趋势，在戏剧京味化的需求下，徽楚两班最先融合，形成皮(西皮)黄(二黄)戏并融合吸收了梆子戏等其它剧种的优点，“京剧”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剧种。
　　京剧是南北戏曲艺术的结晶，是会馆戏楼哺育出来的艺术之花，因此深受广大群众的爱好，更迎合了商业民族的口味，因而不但在京师受到欢迎，在全国各省都有其演出的市场，因此，她成为中国的国粹艺术。
　　清末民初，随着会馆戏楼对社会开放，商家独资的戏楼，戏园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会馆戏楼竞争，因而，这一时期，会馆戏楼成为北京的主要娱乐场所和大型集会场所。会馆戏楼由封闭式单一性发展为开放式多元化，其历史贡献已远远超过其当初的设计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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