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我深知人生的艰辛，也知道国家建设的艰辛。但我也树立了一种信念：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不畏艰险，勇于攀登，一定能达到光辉的顶点。”
　　温家宝，2003年3月18日，就任总理记者招待会
　　所谓的“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在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体的经济建设活动。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在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曾一度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和主要任务，而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空前的。
　　为什么要进行三线建设？它的建设规模和建设过程如何？三线建设取得了哪些成就，又存在着哪些失误？这其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咀嚼和回味。
　　
　　毛泽东：战争不可避免
　　
　　1950年代，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国际威望、国防实力大大增加，周边环境出现了相对安宁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者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阵营，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我们对预防和制止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建设充满了乐观的估计，1953年至1958年也成为新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但这种安定局面从1950年代末期就开始被打破了，在“大跃进”失败后，接踵而来的是全国性的饥荒，工业化进程不得不暂时停止。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为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中苏间的尖锐对立，严重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而两国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引发了激烈的边界争端，苏联派出军队进驻蒙古。以后十余年间，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派驻的军队由10个师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100万人（中国方面当时的估计是200万人），战略导弹也开始瞄准中国。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态势也咄咄逼人，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大力强化对中国的半月形岛链的封锁，先后于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进行了两次以中国为假想敌人、代号为“高跟Ⅰ”和“高跟Ⅱ”的核战争演习。而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升级越南战争，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轰炸。这更是被中国领导层视为时局转换的重要关节点，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发动新的战争、对中国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危险信号。而当时，蒋介石政权也多次企图趁中国大陆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之际反攻大陆；l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之后，印军的边境挑衅不断，战争重起的威胁依然存在。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美苏争霸进入高潮，局部性战争此起彼伏，也加剧了形势的紧张感。
　　在风云动荡的国际形势下，面对强敌压境的紧张局面，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他的关于战争可以避免或推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安全遭受巨大威胁，“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并且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战备，准备对付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
　　


　　国防工业建设在建国后一直是重中之重
　　


　　5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始走上弯路
　　
　　中共中央制定三线建设决策
　　
　　1964年是毛泽东思考并决心调整中国对外战略、改变国内经济政治方针的转折点。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完成后，1964年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回升，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狂热蛮干的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使中国领导人吸取了在几十年战争生涯中未曾遇到的教训，头脑渐趋冷静，对无法一朝改变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有了较客观的认识。而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使得人民对于保证基本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的要求极为迫切。这一点，逐渐成为当时统揽全局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等众多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的共识。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简称“初步设想”），规定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解决常规武器需求，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简称就是：吃穿用第一，国防第二，基础工业第三。1970年三五计划完成时，争取按不高的标准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粮食总产量达到600亿斤左右，人均衣着消费量达到24尺左右等。这样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腾出外汇进口新技术设备。5月10日至12日，“初步设想”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后感到“初步设想”的思路与他脑海里逐渐成型的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差别很大。他认为必须马上扭转这种经济规划中只注重“吃穿用”的倾向。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提出要加强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建设，会议期间他则进一步提出了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的思路。
　　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他对战争威胁的忧虑——“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毛泽东提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做好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
　　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大家陆续发言表态。李富春检讨说：“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周恩来批评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国防工业、基础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随后，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重新拟定了三五计划，并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战备计划，必须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立足战争，积极备战，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同时在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期间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指示，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2/3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构筑国防工事。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其出发点已不再是防备美国，而是针对苏联威胁的防御重点转移：1950年代以东北和华北作为接受苏联援助的建设重点，现在却成了面临苏联威胁的第一线。
　　1964年夏天的一系列会议对中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国内政策的重心迅速从立足于和平建设转向突出地强调备战。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中国领导层进一步加重了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在此后一段时期，战略防御问题更是被升级为要准备应付“四面八方”：北边抗击苏联，西边警惕印度，东边防御美国、日本和蒋介石政权，南边准备参加越南战争。毛泽东根据形势判断，告诫全国：“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之大，何处才是搞建设的安全地方？决策者的目光投向了大西南的险峻山区。
　　


　　60年代初期毛泽东较少实际主管工作
　　
　　三线建设的成就和效益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区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而占国土1/3以上的西南、西北地区，现代工业微乎其微，交通十分闭塞。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于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将一部分对国家经济及国防建设有重大影响的电子、能源、航空、兵器等相关工业相继内迁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的决定，以保存自己的力量。这场工业“大搬家”，定名为“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下，甚至被提升到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和沿边疆地区是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
　　1964年8月初，国务院召开年度计划座谈会，要求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月底提出迁厂计划。8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的项目，都要摆在三线，立即进行勘察设计，不要耽误时间。沿海能搬的项目要搬迁；一两年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全国上下立即行动，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奔赴西部的崇山峻岭、荒漠高原，开始了为期近十年的大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目标，是以战备为中心，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建立一个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和交通体系，形成坚固的战略大后方。从最困难最为不利的情况考虑，如果再次发生像抗日战争那样的恶劣局面，大片国土沦陷，被迫退守到西南一隅，成为一个“缩微中国”，也依然要具备自给自足、坚守防御、等候反攻的能力。为形成纵深，中部及沿海的一些省区，也根据中央精神在自己的腹地山区（即所谓“小三线”）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支农、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三线建设的实施方法是整体搬迁沿海工厂、沿海工厂负责对口包建内地新厂、改建扩建原有老厂等相结合，利用三线地区的各种资源，有计划、有步骤地以铁路建设为先导，以国防建设为重点，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建设互相配合，从而使三线地区基本成为工业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逐步协调发展的战略大后方。根据中央的决策，依靠当时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党和政府巨大的动员力量，从1965年到1980年，在长达十六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离开大城市，告别故乡，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甚至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当年风华正茂的建设者队伍中，就有今天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攀枝花是中国重要的特种钢生产基地
　　


　　三线建设的常见场景
　　


　　当时自行研制的电子计算机
　　
　　整个建设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965年和“三五”时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投入资金560多亿元人民币，主要用在成昆、滇黔、川黔三条铁路和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和重庆工业基地的建设上。其中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干线的建设，是三线建设初期的重中之重，也就是所谓的“两基一线”。
　　“四五”和“五五”计划时期为第二阶段，共投入资金149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36.4%，安排建设项目1100多个，绝大部分生产能力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三线建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2052.68亿元巨资，建立起了从常规到尖端的军事工业，从采矿、冶金到机械制造的基础工业，以及许多高新技术科研机构，为西部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沟通了西部与全国的联系，对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三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中，国家把发展交通事业放在优先地位加以安排，建起了连接西部诸省区之间、西部与全国之间的交通骨架，使西部地区的闭塞状况有了较大改变，满足了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成品运输的要求。在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下，铁道部各工程局、铁道兵各师会同成都、昆明等铁路局和沿线地方民工开进崇山峻岭，展开铁路建设大会战，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枝柳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同时还修建了一些支线和专用线，初步形成铁路网。新增铁路里程共计8046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比重，由1964年占全国的19.2%提高到34.70%，西南地区彻底改变了建国前几乎没有像样铁路的历史。同时，国家还投资整治了三线地区的内河航道，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内河航运能力得到提高。公路建设也得到较大发展，新增通车里程22.78万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增里程的55%。
　　三线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建设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在国务院国防工办的统一组织下，第二（核）、第三（航空）、第四（电子）、第五（兵器）、第六（船舶）、第七（航天）机械工业部和解放军国防科委大力协作，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到1985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及配套单位一百五十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拥有固定资产值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54.1%。
　　三线地区兵器工业得到极大发展，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近一半，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技术先进的重武器。此外在豫西、鄂西、湘西等地也布置了大量军工厂。航空工业以扩建成都飞机公司为中心，先后建成贵州飞机公司、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陕西飞机制造公司，在陕西、四川、贵州、湖北、湖南部署了生产科研基地，新建和扩建了125个项目，这些项目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此外还建成了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航天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尖端，在贵州、四川、鄂西等地建有以061、062、066基地（江南、四川、三江航天工业公司）为龙头的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已经能够制造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工具及其地面设备。西昌试验和发射中心也是同期建成的。
　　船舶工业沿长江中上游地区分布，建设了重庆造船厂、四川涪陵造船厂，舰船科研基地遍布中西部地区。核工业以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为中心，形成了从铀矿开采、水冶、萃取、组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和平利用等比较完整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具有相当的科研生产能力。
　　军工电子工业新建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等省，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品兼容、生产科研结合的体系。整个国防科技工业后方基地试验设备配套、研究手段齐全、技术力量雄厚，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对于加速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线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是按照既能为国防军事工业配套，又能为国民经济提供重要装备的原则进行规划的，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
　　汽车工业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同时还新建和扩建了一批重要的配套工厂，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型、重型汽车批量生产能力，汽车的年产量已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在四川、陕西、甘肃、湖南、宁夏等省区，建立了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工程机械制造厂，从而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重型机械制造力量。
　　电机电器工业重点建设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电机电器工业的制造体系。母机工业新建了16个机床磨具制造骨干企业，能成批生产各种型号和用途的机床，在贵州建成了磨料磨具生产基地。精密仪器工业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贵阳新天精密光学仪器总厂、甘肃光学仪器总厂等骨干企业，使三线地区形成了较强的仪器仪表科研生产能力。农业机械工业新建和扩建了一批中小型拖拉机和内燃机制造工厂，使三线地区各省、区基本上都形成了相互配套的农机工业体系。
　　在三线建设中，国家从物力、财力、技术等各方面保证燃料动力和金属原材料的供应。能源工业重点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等50多个统配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11211万吨；建成了葛洲坝、刘家峡、龙羊峡、龚嘴、乌江渡、凤滩、秦岭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占全国的40%，新增装机容量1872.4万千瓦，比1964年增长4.3倍；开发了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形成556万吨原油加工能力，天然气开采能力达54亿立方米。
　　金属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贵州水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甘肃金川有色冶金基地、宝鸡钛加工厂、贵州铝厂等有色金属企业945个。炼铁生产能力达到1248万吨，炼钢生产能力达到1161万吨，铜、铝、铅、锌、镍、锑、汞、镁、海绵钛等有色金属的产量达到62.64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0.2%。国家在加强三线重工业建设的同时，还兴建了一批轻工和纺织企业，三线地区的轻纺工业已经形成门类比较齐全、产品基本配套、具有一定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产业部门，初步改变了过去轻纺产品绝大部分靠沿海地区供应的状况。同时，在三线地区建立了相当数量的医疗机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
　　三线建设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交通落后、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历史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当地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工业企业的布点，给一些封闭落后的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在贵州和四川西部的荒蛮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这些新鲜的地名从地图上的空白区域里迅速生长出来，变成各具特色的中小工业城市，展现出勃勃生机。同时，西部原有中心城市的工业经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三线地区的综合开发也为内地的长远建设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三线建设的成果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三线企业至今仍是中西部工业的骨干，如二汽、长虹、嘉陵、长安、新飞等等。
　　


　　毛泽东与胡志明谈笑风生
　　


　　位于湖北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三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勿庸讳言，三线建设在布局、效益、实施等方面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失误和偏差。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过高，建设规模过大，一些项目缺乏论证，要求过急，进展过快，过分强调战备需要而对经济效益有所忽视，造成较大的浪费。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建设过程中曾一度片面强调“山、散、洞”的方针，违反了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根据“一个炸弹不能炸两个车间”的战备原则，工厂的布局要靠山、分散甚至是进洞，一个个专业工厂分布在一条条山沟里，每个车间前后要拉开几公里，给生产、科研、职工生活都带来许多困难。选址时大多没有做好勘查、论证工作，地质条件差，建设成本高，生产用房建筑标准大多较低，生活用房更是一律因陋就简，搞“干打垒”，职工的生活福利设施较差，职工家属难以安心。不仅如此，许多三线企业一直存在着生产成本高、交通不便、产品无出路、经济效益低等严重的遗留问题。由于不少三线工厂远离大城市，加上军工体制上的封闭、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条块分割，自己不建设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能生存，因而从一开始这些企业的各种社会保障、后勤服务一应俱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因此三线企业与地方经济关联度较小，带动性较差，形成反差特别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围墙内的航天时代高技术与围墙外的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并存（如西昌卫星城），被形容为镶嵌式发展或者孤岛经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整体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此外，三线建设工程的大部分项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实施并完成的，在1967—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高峰时期，各地三线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更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统计，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数百亿元，并且还留下了长期经济效益低下的后遗症，无论在纵向上与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比，还是在横向上与同时期的东部地区比，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都是比较低的。
　　1983年，针对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国务院做出决策，对三线建设中企业布局、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造，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领导小组。到2003年年底，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项目完成190项，剩余11个项目将于2005年全部完成。
　　三线调整改造是三线人的第二次创业，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完善。经过调整改造，这些三线企业脱离了险情，盘活了三线建设业已形成的巨大资产存量，使之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磐。三线承担军品科研任务的行业基地都得到了巩固、发展，非军工企业和转民的军工企业更是逐步融入了市场经济大潮。
　　


　　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
　　


　　壮观的襄渝铁路
　　
　　三线决策的反思
　　
　　总起来看，三线建设是在对外封闭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中央政府直接主持，完全依靠财政拨款来进行的，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国家安全利益，但不能由此认为可以不考虑成本和效益。回首三线建设决策与实施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三线建设的决策是否有其正确性？
　　当时毛泽东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认为国际形势是“帝修联合反华”，尤其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作了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过于严重的估计。因此，“要准备打仗”、“备战、备荒、为人民”、“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这一方面表现了他非凡的才智和魄力，另一方面多少也反映出他个人的失误和局限。
　　现在分析起来，苏联虽然对我们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也进行过军事威胁，中苏之间出现过武装冲突，但是对中国总的战略思想是“以压促变”，要“促进中国内部健康势力的发展”，最终目的还是把中国拉回它的阵营里去，实际上苏联是“拉我之心不死”。目前的解密材料已证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将自己摆在了防御地位，都没有实质性的主动挑起全面战争的计划。至于1969年中苏双方互相升级的激烈反应，也仍然是双方互相夸大对方威胁的典型例子。
　　即便在当时，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就对那种过火的战备行动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虽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屯集重兵，对中国构成威胁，但苏联受制于两线对峙的境地，还难以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遗憾的是，受制于党内当时“左”的思潮，这种正确意见没有被听取。在过分地夸大战争危险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逐步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此后，又因越南战争升级和中苏边界冲突两个因素，军队员额和国防费用连续上了两个大台阶。l965年全军总数超过500万，1971年增至610万，1975年达到解放后的最高峰——640万人。地方上也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民用企业转向军工生产，成千万居民构筑人防工事。此时不单三线，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都开始转向临战状态。这种长期过分紧张的战备，不能不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在70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有30%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果再加上经济建设上用于战备建设的费用，比例高达近一半，甚至超过了苏联的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在70年代以前得不到提高，与战备搞得太多有很大的关系。
　　这段时间由于过度的战备，国防建设本身也受到影响，虽然投入大，但主要是应急建设，根本没有长远规划，事实上造成军队装备水平在60、70年代后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逐步拉大。但整个国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远不限于此。
　　60年代在对外关系和国防建设上的判断失误是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和关键部分。毛泽东关于苏联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不仅坚定了他“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了他对国内形势的判断，幻化出“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忧。他进一步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与清除修正主义的影响联系到一起，决定调动国内的一切可利用因素，掀起一场反对所谓中共党内苏联修正主义代理人的政治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空前的十年浩劫。
　　20世纪60、70年代，人类迎来了一个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巨大浪潮。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抓住了发展的契机，迅速增强了经济实力。而已经拥有令众多亚洲国家羡慕的完整工业基础的中国，却在“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思想的指导下，把战备放到了压倒一切的地位，再加上“文革”的巨大冲击，从而错过了一次经济发展的良机。中国由于自己国家战略取向上的种种失误，使得它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是一笔最大的历史性的代价。所幸，后来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美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加上出于对抗苏联的权宜之计，所以他在70年代初决定开始实现中美和解，邀请尼克松访华，大大缓解了中国东部的紧张局势。从1950年代“联苏反美”，到60年代“反美反苏”，再到70年代的“联美反苏”，政策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而此后执掌中国政坛的邓小平则延续这一政策，彻底打开了通向西方的窗口；同时，他也致力于与苏联关系的恢复。由于有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才可能出现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关于1960-1970年代中国对战争危险的“过火反应”，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一文中，将其列为当时中国“左”的错误的五大表现之一，认为这是对世界局势缺乏科学认识，以自我为中心、将意识形态绝对化心态的反映。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维的事物。在看到当时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策略存在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时的中国的确面临着战争危胁。不管是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设想动用原子武器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还是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的计划，都对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只是，过度的反应、不恰当的策略和急促的实施过程，使得我们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倘若当时能冷静评估形势，做好长远规划，避免应急建设，减少冒进浪费，三线建设将会有更好的收益。没有在重点建设内地战略后方的同时，充分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生产潜力，促进整体经济健康发展，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规划三线建设的初期，毛泽东曾有着冷静的考虑，说：“他们的看法（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他对三线的前景有美好的设想：“后方建设好了，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遗憾的是，对国际形势过于严重的判断，实施过程中“左”的错误，最终使得三线建设走过了一段崎岖的弯路。什么样的战争准备和怎样进行战争准备，才能发挥遏制战争的最大效益？这将是一个值得人们长期探讨的问题。
　　


　　务实的邓小平引导了中国的改革和开放
　　
　　三线建设的代价与收获
　　
　　三线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并非一无所获。从战略意义上审视，除了建成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外，还达成了改善自身环境、扼制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
　　三线建设的目的首先是防备苏联的入侵，其次则是作为间接参加越南战争的重要举措。西南三线建设，既是对美国侵越行动的警惕和防备，也成为支援越南的后方基地。整个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的援助支出，但达成了削弱和驱逐美国在东南亚军事势力的目的，收获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要补上一次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但总的说来，失小于得，无伤大雅。因此总的看来，三线建设是属于为保证自身安全、进行国际博弈必须付出的国防安全支出。
　　从经济学观点来看，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入封闭偏僻的三线因而带来的效率与效益损失（并非指错误决策导致的浪费），也可视为均衡东西部生产力布局、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而预付的必要社会成本。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打下坚固的基础。从一五计划开始，在投资中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上，通过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上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工业产值在世界上的排名，从建国初期的第26位，升到世界第7位，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而三五、四五计划的核心环节，便是三线建设。如前所述，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地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西移，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工业、交通、文化、科技的差距，为中国工业向纵深发展，开发西部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整个西南的全面开发和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恐怕要大大地推迟。工业经济布局的不合理状况，也会影响东部的发展。今天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因此，三线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在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不同于单纯的损失。从经济发展的延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
　　可以说，三线建设以较高昂的代价，较多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完成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均衡布局和初步工业化。连同1950年代以“156项”为代表的工业基础建设，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保障，这应该是大多数研究中国工业史和经济史的人的共识。
　　


　　西部三线建设的功效到80年代才真正显现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几代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三线建设的决策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取得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它在中国西部建设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比较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它留给我们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已成为今天发展的基石。历史已成过去，时代的车轮仍在永不停息地向前滚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觉到，正确的战略抉择，一定要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清醒认识，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分析，对国际动向的冷静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