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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0日，我国著名科学家张存浩院士获得了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他是我国高能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辉煌科技成就的取得，是心怀强国梦，不慕名利，踏踏实实搞研究，不懈奋斗的结果。在60多年的科研生涯里，他的信念就是国家需要，搞科研等不得，也等不起。他就像是一位一直在和时间赛跑的人，从未停止过挑战的步伐。
1928年张存浩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无棣，抗战时随姑父傅鹰（享誉中外的化学家）、姑母张锦（化学博士）到长汀。曾就读于张伯苓所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1944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并且考进厦门大学，次年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47年毕业。
1948年，张存浩赴美留学。张存浩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然而，1950年，他刚刚获得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22岁的张存浩放弃了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第一次转行：研发火箭推进剂
1951年春天，张存浩谢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石油资源十分短缺，被外国称为贫油国。当时水煤气合成石油是世界性热门课题。面对新中国石油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他急迫地要为新生共和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学。于是，寻找新的催化剂、新工艺，尽快使国家甩掉“贫油”的帽子，一度成为张存浩和同事们的奋斗目标。
在我国催化科学奠基人张大煜的指导下，张存浩开始与楼南泉等人全力投入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三严”作风——“严格、严肃、严密”，一向严于律己的张存浩是作风忠实的履行者。他说：“科研工作必須一丝不苟，你的工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多少年回头看，脸也不红才行。”令人称奇的是，他和同事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研制出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研究成果在产率、产品分布及催化剂寿命等方面都在国际上领先，每立方米煤气得到产品200克，而当时美国只达到150克。该成果1956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随后，他开始面临人生中第一次转行——研发火箭推进剂。
20世纪5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张存浩很快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新的领域。60年代，他和楼南泉负责牵头进行火箭推进剂和发动机燃烧方面的研究，参与提出燃速理论及侵蚀燃烧理论，并开展激波管高速反应动力学等研究。火箭需要高能燃料，为火箭研制新燃料是一个全新课题，一系列复杂问题必须求得准确答案。张存浩和同事们在硼烷高能燃料、固体推进剂、固液推进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在这项重要前沿课题中，他同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当时，这些研究在国外是绝密的，文献资料很少，而且实验的毒性和爆炸危险性很大。满头银发的张存浩回忆说：“当时这方面资料少，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然而，他们的工作得到周恩来、陈毅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其间，张存浩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料理论，并建立了理论模型。
第二次转行：研发化学激光器
1973年，为了国家战略需要，张存浩再一次“转行”——研发化学激光器，参与发展燃烧驱动连续波氟化氢、氟化氘化学激光器的研究。
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技术，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很大，而这项工作又需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对张存浩来说，这的确意味着又一次“改行”。尽管如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他领导的中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氘）激光器的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的成果相当于当时美国达到的水平，为发展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次转行：激光化学和新型化学激光器等领域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存浩与合作者从事双共振多光子电离光谱、激发态分子光谱及化学、量子态分辨的分子传能及新型化学激光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实现了第三次转行，在激光化学和新型化学激光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83年他与合作者开展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的研究，首次发展出光引发/放电引发脉冲氟碘化学激光器。激光器的化学效率达34%，超过前苏联1988年发表的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张存浩院士还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方法，并用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激发态的寿命为100飞秒。该成果被《科学》主编列为亚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他还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混合电子态的分子碰撞传能过程中的量子干涉效应，并明确了此量子干涉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波的干涉。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986年到1990年，张存浩出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目负责人，但取得成果和获得各种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学生和合作者。学生解金春博士回忆说：“获首届吴健雄物理奖的那篇论文，张先生排我为第一完成人，把自己排在最后。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当有人问他，为何尽可能地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时，他总谦虚地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大。”
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张存浩倾注了大量心血。对真正优秀的青年人才，他是发自内心地爱惜。他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报效祖国。领取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在发言中说：“我将以发现和培养人才为己任，激励青年人青胜于蓝，秀出班行。”他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共事或带过的中青年骨干和学生，早已不乏出类拔萃者，比如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桑凤亭、杨学明等，都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张存浩说：“6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让许多同事念念不忘的是，他在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中第一个倡议设立了专门从事学风管理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保障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赢得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赞誉。他的一篇题为《让反学术不端成为文化力量》的文章，对学术不端现象毫不避讳，“‘以量取胜’的政策取向以及相关的管理和评价制度，导致了科学价值的迷失。目前一些科技成果发布得过于随意，也是整体社会环境浮躁的折射……”说到最后，他还不忘整个环境对年轻人的影响，以及年轻人在其中应有的担当，“要形成反对学术不端的文化力量，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和努力”。
60多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将它分为5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前，每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他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然而，这其中有个共同目标，就是满足国家需求。“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存浩坚定而从容：“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多年在大连化物所从事一线科研工作，张存浩认为科学是一个充满惊奇与惊喜的世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有激情的人。
1928年张存浩生于天津，祖籍山东无棣，抗战时随姑父傅鹰（享誉中外的化学家）、姑母张锦（化学博士）到长汀。曾就读于张伯苓所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1944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并且考进厦门大学，次年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1947年毕业。
1948年，张存浩赴美留学。张存浩本应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然而，1950年，他刚刚获得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学位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面对紧张的中美关系，张存浩不得不重新权衡自己的留学计划。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22岁的张存浩放弃了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毅然回到当时条件还十分艰苦的祖国。
第一次转行：研发火箭推进剂
1951年春天，张存浩谢绝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4所京区高校和研究所的邀请，辞别了家人，来到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报效祖国的科研人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石油资源十分短缺，被外国称为贫油国。当时水煤气合成石油是世界性热门课题。面对新中国石油资源匮乏的严峻形势，他急迫地要为新生共和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才学。于是，寻找新的催化剂、新工艺，尽快使国家甩掉“贫油”的帽子，一度成为张存浩和同事们的奋斗目标。
在我国催化科学奠基人张大煜的指导下，张存浩开始与楼南泉等人全力投入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提出科学研究“三严”作风——“严格、严肃、严密”，一向严于律己的张存浩是作风忠实的履行者。他说：“科研工作必須一丝不苟，你的工作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多少年回头看，脸也不红才行。”令人称奇的是，他和同事们在很短时间内就研制出高效氮化熔铁催化剂，研究成果在产率、产品分布及催化剂寿命等方面都在国际上领先，每立方米煤气得到产品200克，而当时美国只达到150克。该成果1956年获首届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随后，他开始面临人生中第一次转行——研发火箭推进剂。
20世纪5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张存浩很快转入火箭推进剂研制，这对他来说几乎是全新的领域。60年代，他和楼南泉负责牵头进行火箭推进剂和发动机燃烧方面的研究，参与提出燃速理论及侵蚀燃烧理论，并开展激波管高速反应动力学等研究。火箭需要高能燃料，为火箭研制新燃料是一个全新课题，一系列复杂问题必须求得准确答案。张存浩和同事们在硼烷高能燃料、固体推进剂、固液推进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在这项重要前沿课题中，他同样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当时，这些研究在国外是绝密的，文献资料很少，而且实验的毒性和爆炸危险性很大。满头银发的张存浩回忆说：“当时这方面资料少，我们几乎是从头做起，非常艰难。”然而，他们的工作得到周恩来、陈毅高度期许：“这是对我们外交工作的支撑。”其间，张存浩与合作者首次提出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料理论，并建立了理论模型。
第二次转行：研发化学激光器
1973年，为了国家战略需要，张存浩再一次“转行”——研发化学激光器，参与发展燃烧驱动连续波氟化氢、氟化氘化学激光器的研究。
回首当年，张存浩说：“搞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还难，主要是一无所有。资料、仪器、设备样样都缺，光谱仪、示波器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全新的前沿技术，以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研究，难度确实很大，而这项工作又需要集成多个学科的知识。对张存浩来说，这的确意味着又一次“改行”。尽管如此，在不长的时间里，他领导的中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氘）激光器的研制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的成果相当于当时美国达到的水平，为发展中国国防高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次转行：激光化学和新型化学激光器等领域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存浩与合作者从事双共振多光子电离光谱、激发态分子光谱及化学、量子态分辨的分子传能及新型化学激光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实现了第三次转行，在激光化学和新型化学激光器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83年他与合作者开展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的研究，首次发展出光引发/放电引发脉冲氟碘化学激光器。激光器的化学效率达34%，超过前苏联1988年发表的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92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整体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张存浩院士还注重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多项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方法，并用该方法首次测定了氨分子预解离激发态的寿命为100飞秒。该成果被《科学》主编列为亚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他还在国际上首次观测到混合电子态的分子碰撞传能过程中的量子干涉效应，并明确了此量子干涉效应本质上是一种物质波的干涉。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1986年到1990年，张存浩出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学术生涯。尽管他身为领导，又是项目负责人，但取得成果和获得各种重大奖励时，他总是把最大的功劳归于工作在第一线的学生和合作者。学生解金春博士回忆说：“获首届吴健雄物理奖的那篇论文，张先生排我为第一完成人，把自己排在最后。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当有人问他，为何尽可能地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时，他总谦虚地说：“我的贡献不如年轻人大。”
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张存浩倾注了大量心血。对真正优秀的青年人才，他是发自内心地爱惜。他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和在香港等地讲学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赠给了大连化物所设立奖学金，以此激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发奋学习、献身科研、报效祖国。领取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他在发言中说：“我将以发现和培养人才为己任，激励青年人青胜于蓝，秀出班行。”他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共事或带过的中青年骨干和学生，早已不乏出类拔萃者，比如何国钟、沙国河、杨柏龄、桑凤亭、杨学明等，都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
张存浩说：“6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常常想起那些共同工作的技术人员。他们得到的荣誉少、待遇低，但没有他们协助，也就无法取得科研的成功。一想起他们，我就觉得特别感激。我忘不了他们。”让许多同事念念不忘的是，他在我国科技管理部门中第一个倡议设立了专门从事学风管理的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保障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赢得科技界乃至整个社会的赞誉。他的一篇题为《让反学术不端成为文化力量》的文章，对学术不端现象毫不避讳，“‘以量取胜’的政策取向以及相关的管理和评价制度，导致了科学价值的迷失。目前一些科技成果发布得过于随意，也是整体社会环境浮躁的折射……”说到最后，他还不忘整个环境对年轻人的影响，以及年轻人在其中应有的担当，“要形成反对学术不端的文化力量，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和努力”。
60多年的科研经历，张存浩将它分为5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前，每10年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他有着不同的研究方向，然而，这其中有个共同目标，就是满足国家需求。“回国后，做了这么多任务性科研，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科学兴趣？”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存浩坚定而从容：“从青年时代起，为自己树立的最大科研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研究方向。”多年在大连化物所从事一线科研工作，张存浩认为科学是一个充满惊奇与惊喜的世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有激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