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不理解是最大难题
　　创建于1987年的北京松堂医院，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在医院的三层小楼里，几乎每间病房都住满了老人。每间病房外都有一张卡片，记录着老人是否可以交谈、是否需要安静等信息。老人大多在安然入睡，或者静静地望着窗外。
　　和这座永远向前奔跑的城市不同的是，这个院子里的人们早已甩开了快节奏的生活，安静地等待生命最后一刻的到来。这家不起眼的医院，已经为两万多位老人带去了诚挚的关怀和帮助，使他们在临终前依然感受到生命的尊严和安详。
　　然而，即便是将老人或者绝症患者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很多病人家属也不能马上理解什么是临终关怀。47岁的张大诺从2003年起就在松堂医院担任志愿者，每周他都会去医院2～4次，坐在床边与病人聊天，进行心理护理。对他来说，病人家属的不理解是他志愿工作的最大难题。在对临终病人的关怀过程中，心理护理是最重要的环节。心理护理，一方面是对患者，需要医护人员向患者解释病情、认识病情，进一步理解治疗是有意义的，以减轻患者的疑虑；另一方面是对家属，对其进行死亡教育，先让家属正视死亡，再让其协助医生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张大诺说：“在我关怀过的一百多位临终病人中，只有两三位是家属主动找上我的，有七位的家属是再三观察了我与其他病人交流后才对我说：‘要不，你和我妈妈也聊一聊？’”
　　恐惧让人忌谈死亡
　　事实上，中国临终关怀事业的起步并不算太晚。早在1988年，天津医学院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筹建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境遇却仍显得十分坎坷。
　　“中国人对死亡特别恐惧和忌讳，不愿意谈‘死’这个字，当然也不会愿意看老人临终的样子。”张雪梅是一家推广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在日本生活过二十多年。她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位老人在自己开办的社区养老机构里去世，结果两个年轻护士吓得几夜没敢回宿舍睡觉。
　　这与她在日本的感受完全不同。在日本，一些养老机构会设有少量的临终关怀床位，而这些机构大多建在住宅区附近，这样更方便家人探望。有的日托性质的养老机构，更是直接建在居民楼里面。
　　“日本人把死亡看作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一个每个人都要走过的阶段，他们可以很淡定、很平静地谈论死亡。”在张雪梅的印象里，在日本的养老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中，一位老人去世了，其他老人会一起为逝者举行送别仪式，每个老人手中都拿着鲜花，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献给离世的老人。“当然，运走老人的遗体时，会尽量避开他人的视线，选择特别通道走，但这主要是从不打扰别人的角度考虑的。”张雪梅说。
　　有优生也该有优死
　　像一枚硬币，临终关怀在中国面临的困境还有另一面。最近，因为被小区居民怀疑“要做临终关怀”，北京万福年华社区养老院的负责人李梅已经当了几个月的“人民公敌”。他们的展架被踩碎，宣传资料被撕毁，只要她和同事一踏入小区，就会遭遇居民的围攻。2015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具有临终关怀性质的机构，居民们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4月，在浙江杭州，二百多位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设承担临终关怀功能的护理院。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呼吸治疗科主任成文武教授，被称为“上海送走病人最多的医生”。在他看来，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在各地遭遇观念上的阻力，本质上的原因还是在于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而人家都是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接受系统性的死亡教育”。成文武看过一本外国儿童书，叫《当爷爷变成了幽灵》，讲的正是大人如何教育小孩子正确面对老人的去世。
　　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死亡教育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小学。即使在同样忌讳谈论死亡的中国香港，有关死亡的选修课也已进入高等院校。而在中国大陆，类似的课程还仅仅停留在医学院的选修课中。在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看来，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教育，死亡才无法“脱敏”。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生老病死，这是生命的必然过程。让每一位将死的人获得善终，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承诺，也是那些健康者对同伴的责任。
　　我们不断地强调优生，却不谈优死，始终忌讳死亡，缺乏对死亡的尊重，这是多么无奈的一件事！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点一盏心灯，让生命泊于安宁。”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更多的生命笑着离开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