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艺术是一门古老且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它历经三千多年，以各样的风貌反映着时代的精神。当我们的文明还处于时空的襁褓中时，作为早期萌芽状态的书法便诞生在华夏民族母亲的摇篮中，由古之结绳记事的蒙昧到仓颉造字“感天地、泣鬼神”，中华文化的演进根植了书法惊人的智慧与文化命脉。那么什么是书法的灵魂呢？它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本是妙不可言，当其流于笔端，楷篆隶草行异彩纷呈，文字的书写美达到极致，在笔墨中显示出各种不同的美，书法的灵魂就这样缓缓地厚积薄发地沉淀着，成就了书法艺术。
　　《兰亭集序》：魏晋书法艺术的灵魂
　　王羲之《兰亭集序》，此作品写于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文辞先交代了这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活动是“修禊”。所谓修禊是古代春秋两季都会举行的一种濯除不洁的节日，时间在阴历三月上巳日，即三月初三，具体的办法是临水洗濯，冀以祓除不祥之气。而这次与会者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群贤少长者谁？单从《天章寺碑》中所列与会者可看出，这次聚会的规格很高，虞谷为山阴令，孙统曾为鄞县令、余姚令，王凝之后来也官至会稽内史，华茂为前上虞令，谢藤为前余姚令。王羲之的六儿一女皆“列坐其次”。从与会的主要成员来看，兰亭集会表面上是以王羲之为首，以世家大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颖川庾氏）与名士（孙绰、孙统等）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一次游宴娱乐活动，但实质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对时局的一种悲凉祷告和精神寄托，看似得过且过的及时享乐，其实是内心抑郁和痛苦排遣的一种方式。他“游目骋怀，畅叙幽情”，但由此美景而联想到动荡不安的东晋王朝，笔锋一转，心情开始由“天朗气清”骤然转为对生命无常的探索。人们的生活方式或在隐居斗室畅谈平生抱负志向，或纵逸洒脱，爱己所爱，憎己所憎，不受时事所囿。好静也好，喜动也罢，但高兴的事情总是转眼即逝，此时的王羲之已经五十一岁，刚是“知天命”之年，发出如此感慨，令人无限沉思。王羲之强烈的生命意识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其个体生命气质的激发与超越，以及人格的超凡拔俗与思想的卓尔独立。
　　关于这件事的实质，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卷七中曾有更为深刻的点评：“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本是一场看似畅游山水的闲适聚会，没想其实质是游宴之乐背后的沧桑。羲之的好朋友殷浩北伐败北许昌，这样一来，桓温为了削弱与自己抗衡的殷浩，开始以此弹劾独揽大权。王羲之去官，结束了自己的从政生涯。讲到这幅作品时把王羲之的身世进行梳理，便可知从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到去官后的游山玩水、弋钓、服食、采药等活动，王羲之自身折射出魏晋士人的普遍生活方式，以及面对动荡时局和生死问题时采用的“以药镇惊、以酒消愁、以游恣乐、以赌言欢”的生活态度。从王羲之年少时经过的“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从王导、郗鉴的离世到殷浩北伐惨败遭流贬，从祖墓被挖掘到修复，从中原地区被迫南渡到南方等等，这一切都是王羲之无法摆脱的社会环境，而且这种恶劣而悲惨的遭遇，无疑给王羲之的一生带来无穷的折磨和伤痛。这样，便可从《兰亭集序》等书法作品中对王羲之及其作品有立体而全面的认识。魏晋风度讲究的士大夫精神从此时期开始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所以“托杯玄胜、远咏庄老、喜好饮酒、不务世事、隐逸为高”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让人心怀畅达的《兰亭集序》。
　　《祭侄文稿》：唐代书法艺术的灵魂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写于侄子颜季明在内的颜氏一门三十余人惨遭毒手的背景下。此篇为麻纸 墨迹，“至德三年”九月三日，颜真卿写下这篇祭文。再过数日就到重阳节了，适合赏景游玩、吃重阳糕、登高望远、观赏菊花、饮菊花酒、遍插茱萸等活动，如此欢快的节日，没想到是“遍插茱萸少数人”，在这个时节写下诗篇，最易与时景相浸染，悲伤的情绪顿然营造得淋漓尽致;文中第二行中，颜真卿把“从父”改为“第十三”，颜真卿不自称从父，而是称呼“十三叔”，这样就把自己和颜杲卿家族等同一家人，季明也就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一般。虽真卿用简单而普通的“清酌庶羞”来祭奠侄子，但情浓意长。如此有前途的族中骄傲者，没想到会遭受毒手。当笔锋一转写到“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时，涉及罪魁祸首，颜真卿的心情顿然无法平静，“何图”两个字突然放大，心情随之出现了转折。意思是怎么会想到安禄山等逆贼敢起兵谋乱犯上。最终用妙计取得了土门大捷，收复了军事要塞井泾，即土门。但在如此良好的军事形势下，却“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真卿写了两遍“贼臣不救”，虽然涂去了一句，但这是杲卿和季明等被杀的直接原因。真卿写到此加重了“父陷子死，巢倾卵覆”这沉痛的八个字。书写越到最后，颜真卿的情绪越不可控制，看似随意的倾斜造型和严重的涂抹修改，正是顏真卿情绪的真实流露。对凶手的指控到了悲愤的程度，对同僚的卑鄙之心有着莫名的愤慨，而更多是对侄子的哀悼和惋惜，不禁让人双泪沾襟。当泉明去寻尸骨时，得到的是未完整的残体，这让真卿如何不黯然自伤。援笔之际，悲愤交织，不能自已。颜真卿此文此书，凛然正义，文辞书法皆可嘉。全篇用外拓笔法，浑厚的笔画，墨色的自然变化，即使是那被修改过的涂涂抹抹处，也让人感动，似乎能感触到颜真卿的呼吸和温度。
　　《寒食帖》：宋代书法艺术的灵魂
　　苏轼的《寒食帖》，就其书写背景而言，产生于“乌台诗案”事件，当时朝野喧哗，除了和苏轼政见合者上书求情，包括已经赋闲于金陵的王安石在内的一些新法推行者也发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劝谏。苏轼虽未被处死，但在狱中一百零三天后，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并受监视。团练副使是团练使的副职，也正是在黄州时期，苏轼写下著名的《寒食帖》。这不是“山中无日历，寒暑不知年”的隐居生活，也非洒脱到不计时间成本的岁月挥霍。苏轼对来黄州的时间记忆很深刻，数落着艰苦难熬的岁月，不觉已经三年了，这是对三年无情岁月的感叹和惋惜，怀着满腔热情想为国家效力，没想却被贬在这荒凉的黄州。而寒食则为清明前的一天或两天。寒食节是禁火的，禁火的日子更让心情悲凉的苏轼平增几分凉意，可谓身心俱寒。紧接着发出对这无所作为的岁月的感叹，感叹这时间并不因人的心性而转移，“年年欲惜春”“今年又苦雨”在书写时“年”字占据近乎三个字的空间，苏轼对时间的珍惜和此时碌碌无政务的生活状态，截然成了非常鲜明的矛盾对立点。一个“苦”字，一个“瑟”字，让遭遇的苦途遇上了这多雨的萧瑟岁月，是谁在契合且加重了心灵的这份寂寥？让人不禁望而动容。一个“卧”字，犹如苏轼“石压蛤蟆”似的书迹，把自己的愁容和病态一股脑全盘托出。诗的结尾，苏轼用拟人的手法比喻这悲凉场景，把“白须”和“少年”弥合在一起，是如此的不协调，但其前提是“病”。苏轼此前也才华横溢，官运亨通，“乌台诗案”后已经是“有病”之身，即使能被召回京城，那也已经是遭受了莫大的伤痛，犹如少年已有白须般，身未老，心已衰。诗后段从“雨”引入，春江水开始涨潮欲到家门口，但“屋漏偏逢连夜雨”，春雨来势凶猛，不可阻挡。苏轼所居之所变成了孤岛中的渔舟一般，“蒙蒙水云里”。此时的苏轼“衣食住行”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得到，只有“寒菜”，即“芸苔”之别称，此菜在春季采收，有散血消肿之功效。当然，苏轼深谙食疗之法，但这里吃“寒菜”即使所烧之芦苇也是湿的。苏轼所书转换多变、顺手断联，精准地传达出那滞涩苦闷的情感体验，书写出真正的生命体验。
　　如上对三大行书的书写文化历史背景、书写内容以及书写时作者的心情状态的描述，这样就把三幅作品立体呈现出来，天下三大行书虽皆是“草稿”之书，但所以流传后世，奉为圭臬，不仅因书家是最上乘的书法大家，更是因为书家的文化修炼境界，最不修饰，最在用心，用文化人格书写出中国书法艺术人格！
　　文化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当今书坛丑书满天飞，主要是都把书写技巧作为创作法则，缺乏文化的浸润。真正能使书法升华为艺术，必须要将文化思想融入情感，变为创作的灵魂。所以书法是人的一种精神价值，表达的美是文化赋予共同的人格取向。书法在时光空间的隧道里穿梭，以它不变的中国文化基调，衍生出形态万千的生命风采，使中华文明的不同演进历史立体起来，书法孕育于文化世界里，又长于文人生活中，生生不息地传承着中国文化，而文化是书法生长的沃土，繁衍的根，发展的灵魂！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广播电视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