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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强弱与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并关系到企业能否健康发展
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未能掩盖明朝的虚弱。这是一个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王朝，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旨在加强王权的制度框架却导致明王朝成为一个“没有管理”的朝代，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纷争迭起。结果，尽管有海瑞的刚正、张居正的精明、戚继光的勇谋和袁崇焕的忠义，在几十万女真人面前，大明王朝的基业最终还是付予了苍烟落照。
美国学者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利益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其实企业亦如此，尽管并非所有的企业失败都可归因于利益集团，但被利益集团影响所笼罩的企业几乎都会出问题。看看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今天的命运，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企业经理层、工会、地区经理人、供应商、相关政客等构成的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中，这些公司举步维艰。
利益集团在企业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上述几种，严重的帮派主义、部门隔断等也都可归类为利益集团。这些在我国不少企业身上都能见到。当然，企业内部的利益集团有时并不像外部利益集团那样固定。
在合适条件下，利益集团之间能取得均衡并实现共存。但一旦均衡被打破，企业就会乱象丛生，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益集团的自利性。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因为它们只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
除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外，在不少企业身上，我们也都能发现利益集团的踪影。索尼就很典型。多年来，索尼业务部门之间（尤其是电子业务与内容业务之间）的隔断一直很难打破。这种现象背后其实就是各部门已形成利益集团，它们只考虑本部门的利益，而对企业的整体利益置之不顾。这已严重制约到索尼在数码时代的发展。
即使是英特尔这样的成功企业也很难完全杜绝利益集团。英特尔在个人电脑芯片业务之外的多元化努力之所以收效不明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围绕个人电脑芯片业务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英特尔前CEO贝瑞特将个人电脑芯片业务比喻为沙漠中的高大石碳酸灌木，这种树会分泌出有毒的油，杀死它附近的所有植被。在葛鲁夫和贝瑞特任内，任何非个人电脑芯片业务员工在英特尔内部都会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其实也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强弱与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依然以明朝为例。为了强化王权，朱明王朝实行了虚内阁制——与中国历朝相比，明朝内阁的权力几乎是最弱的。结果造成王室与内阁之间、内阁内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内阁与六部之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到明末更是演变为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王朝就在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中不断衰弱，到李自成揭竿而起时，朱明王朝已经在财政、军事等方面形同破产。
在商业领域，我们来看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198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率先实行岗位储备制度，其后福特和克莱斯勒也相继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在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时先把他们储备起来，等公司情况转好时再重返工作岗位。这项制度实施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愈发明显。在劳方，由于没有限定工人“储备”时间的长短，所以被“储备”的工人并不急于寻找工作，而年龄大的工会工人也不愿离职另寻工作或退休。更要命的是，这项制度还刺激工人们不断制造出超过消费者需求量的大量汽车。对于资方，为避免支付高额的裁员遣散费，汽车公司则宁可制造出利润率很低或根本无利可赚的汽车。据估计，美国汽车公司因此项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每年高达14亿—20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1960年，德国政府将大众汽车私有化并上市。同年，德国出台一条法律，规定大众任何股东的表决权都不能超过20%，即使其拥有高于该比例的股份，这就是后来为欧盟所诟病的《大众法》。由于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当时是大众的最大股东，这实际上形同将该州政府对大众的控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当该法与德国的工资自治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制度扭合在一起时，大众就成为各利益集团的玩物，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排异作用，对于不符合其当前利益的一切极力排斥，不论对企业是否有利。几年前，当福特公司决定任命前波音公司经理人阿兰·穆拉利为新CEO时，不少福特经理找到比尔·福特，表达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其理由很简单——穆拉利不是搞汽车出身的。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因为穆拉利的上台可能会触动他们的利益。
利益集团最大的弊端是增加了企业协调成本，迟滞了决策和执行的进程。前些年，卡夫公司曾实行双CEO制，结果导致其北美业务和国际业务两大部门成为两大利益集团，不仅互相争夺公司资源，而且公司很难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卡夫因此一度陷于混乱。
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在利益集团被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的国家，当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迅速增长。对于企业，情况却略有不同，因为外部利益集团的问题往往不是靠企业本身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而内部利益集团的瓦解也并不必然会使企业走向健康发展之路。不过，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却是必要的。
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由于制度安排与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制度往往也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且制度常具有刚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因此企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对该因素予以充分考虑，并处理好近渴与远虑的关系，以避免企业受制于内外利益集团。此外，还要密切关注利益集团所产生的无形成本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并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否则企业将会积重难返。
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未能掩盖明朝的虚弱。这是一个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王朝，因为开国皇帝朱元璋设计的旨在加强王权的制度框架却导致明王朝成为一个“没有管理”的朝代，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纷争迭起。结果，尽管有海瑞的刚正、张居正的精明、戚继光的勇谋和袁崇焕的忠义，在几十万女真人面前，大明王朝的基业最终还是付予了苍烟落照。
美国学者曼库尔·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指出，利益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其实企业亦如此，尽管并非所有的企业失败都可归因于利益集团，但被利益集团影响所笼罩的企业几乎都会出问题。看看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今天的命运，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企业经理层、工会、地区经理人、供应商、相关政客等构成的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关系中，这些公司举步维艰。
利益集团在企业有多种表现形式。除了上述几种，严重的帮派主义、部门隔断等也都可归类为利益集团。这些在我国不少企业身上都能见到。当然，企业内部的利益集团有时并不像外部利益集团那样固定。
在合适条件下，利益集团之间能取得均衡并实现共存。但一旦均衡被打破，企业就会乱象丛生，究其原因就在于利益集团的自利性。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以及资源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因为它们只是从本集团的利益出发，而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
除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外，在不少企业身上，我们也都能发现利益集团的踪影。索尼就很典型。多年来，索尼业务部门之间（尤其是电子业务与内容业务之间）的隔断一直很难打破。这种现象背后其实就是各部门已形成利益集团，它们只考虑本部门的利益，而对企业的整体利益置之不顾。这已严重制约到索尼在数码时代的发展。
即使是英特尔这样的成功企业也很难完全杜绝利益集团。英特尔在个人电脑芯片业务之外的多元化努力之所以收效不明显，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围绕个人电脑芯片业务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英特尔前CEO贝瑞特将个人电脑芯片业务比喻为沙漠中的高大石碳酸灌木，这种树会分泌出有毒的油，杀死它附近的所有植被。在葛鲁夫和贝瑞特任内，任何非个人电脑芯片业务员工在英特尔内部都会被视为二等公民。这其实也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强弱与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依然以明朝为例。为了强化王权，朱明王朝实行了虚内阁制——与中国历朝相比，明朝内阁的权力几乎是最弱的。结果造成王室与内阁之间、内阁内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内阁与六部之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到明末更是演变为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王朝就在各种利益集团的争斗中不断衰弱，到李自成揭竿而起时，朱明王朝已经在财政、军事等方面形同破产。
在商业领域，我们来看看美国三大汽车公司。198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率先实行岗位储备制度，其后福特和克莱斯勒也相继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在工厂不需要那么多人时先把他们储备起来，等公司情况转好时再重返工作岗位。这项制度实施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愈发明显。在劳方，由于没有限定工人“储备”时间的长短，所以被“储备”的工人并不急于寻找工作，而年龄大的工会工人也不愿离职另寻工作或退休。更要命的是，这项制度还刺激工人们不断制造出超过消费者需求量的大量汽车。对于资方，为避免支付高额的裁员遣散费，汽车公司则宁可制造出利润率很低或根本无利可赚的汽车。据估计，美国汽车公司因此项制度所产生的成本每年高达14亿—20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1960年，德国政府将大众汽车私有化并上市。同年，德国出台一条法律，规定大众任何股东的表决权都不能超过20%，即使其拥有高于该比例的股份，这就是后来为欧盟所诟病的《大众法》。由于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当时是大众的最大股东，这实际上形同将该州政府对大众的控制用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当该法与德国的工资自治制度以及公司治理制度扭合在一起时，大众就成为各利益集团的玩物，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就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排异作用，对于不符合其当前利益的一切极力排斥，不论对企业是否有利。几年前，当福特公司决定任命前波音公司经理人阿兰·穆拉利为新CEO时，不少福特经理找到比尔·福特，表达他们的不满乃至愤怒，其理由很简单——穆拉利不是搞汽车出身的。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因为穆拉利的上台可能会触动他们的利益。
利益集团最大的弊端是增加了企业协调成本，迟滞了决策和执行的进程。前些年，卡夫公司曾实行双CEO制，结果导致其北美业务和国际业务两大部门成为两大利益集团，不仅互相争夺公司资源，而且公司很难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卡夫因此一度陷于混乱。
曼库尔·奥尔森认为，在利益集团被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的国家，当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迅速增长。对于企业，情况却略有不同，因为外部利益集团的问题往往不是靠企业本身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而内部利益集团的瓦解也并不必然会使企业走向健康发展之路。不过，削弱利益集团的影响对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却是必要的。
需要强调的是，如前所述，由于制度安排与利益集团密切相关（制度往往也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且制度常具有刚性和两面性的特点，因此企业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应对该因素予以充分考虑，并处理好近渴与远虑的关系，以避免企业受制于内外利益集团。此外，还要密切关注利益集团所产生的无形成本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并及早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否则企业将会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