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恐怖组织想要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恐怖袭击显得越来越难。但从西方国家内部发源的“独狼式袭击”却成为了新的威胁。
　　6月12日发生在奥兰多的严重枪击惨剧其实和过去15年里（“9·11”之后）美国发生的多起致命恐怖袭击案遵循着同一套路：它们背后的凶手全都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和那些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之间并没有正式联系，在实施袭击时也极少以两人以上的组织形式出现，他们被称为“独狼式恐怖分子”。

　　2001年的“9·11”袭击是由远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全程策划实施的，凶手也都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外国人——要防范这类外来袭击，加强边境管控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但近年来的恐怖袭击却大多来源自国内，这就让执法机构陷入了被动。
　　2013年的波士顿爆炸案凶手萨纳耶夫兄弟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而2009年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里开枪打死12人的凶手纳达尔·哈桑，就是驻扎在该军事基地的一名美军少校;至于在奥兰多酿成惨剧的奥马尔·马丁则是在纽约市皇后区出生长大的阿富汗移民后代。
　　尽管马丁在事件发生后自己报警并在电话中宣告对“IS效忠”，但仍然没有证据显示他当晚在冲进那间同志夜店之前接受过任何来自IS的训练和资助，更不要说被“遥控”。
　　这就和去年11月造成130人死亡的巴黎恐袭以及今年3月造成32人死亡的布鲁塞尔爆炸案情况迥异——后两起恐怖袭击都是由那些前往叙利亚接受IS训练然后返回欧洲的“组织化恐怖分子”所实施的。
　　可见，马丁是IS直接策划袭击案的“衍生产品”，他在受到IS的鼓动性宣传后加入了这场针对西方国家的袭击潮。5月21日当天，一名IS高级头目在网络上发布了在斋月期间对西方展开攻击的号召。自那之后不仅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奥兰多大屠杀，一位法国警官及其妻子也在巴黎郊外被一名“独狼”杀害。

反恐部门的严峻挑战

　　不幸的是，这种通常由“独狼式恐怖分子”所策划实施的袭击案还将继续在欧美国家发生。即使最精锐、最有反恐经验的执法人员也会发现：他们的预谋实在太难被提前挫败。这些从内部滋生的恐怖分子通常极少会用电子邮件或是电话和远在中东的恐怖组织沟通，这让反恐部门根本无从下手;他们也通常不会和共犯进行会面沟通——在很多情况下，根本都没有“共犯”存在，他们单独就搞定了所有事情。
　　鉴于在美国，一般民众要购买到军队级别的重型攻击性武器并不难，这些“独狼”造成的威胁可能会非常致命。正如我们在奥兰多看到的那样，马丁使用的是容量超过30发的军用弹匣，还携带了上百枚备用子弹。事件最后造成了49位无辜平民死亡的严重后果，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枪击案。
　　去年12月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枪击案也是如此——凶手极其容易地就获得了杀伤力极大的重型自动步枪，现场遇害者即使持有手枪也难以与之对抗。
　　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倒下后，美国境内发生了超过300起类似的“独狼式”极端恐怖主义袭击。这些凶手大多并不是大众想象中“被洗脑的毛头小子”，他们的平均年龄达到了28岁，其中三分之一已经结婚育儿。当马丁开枪时，他已经29岁而且结过两次婚，还有一个3岁的儿子。
　　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坏人——这是大众对极端恐怖分子的最简单推测。但实际上，这种推测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在那些凶手中，仅有十分之一患有精神疾病，低于平均人口中的普遍概率;他们也不是典型的职业罪犯，其中只有12%曾经坐过牢，而在普通美国成年男性中这个数字是11%。
　　换句话说：他们在杀人之前都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无法被提前监控的普通人。

形形色色的动机

　　那么这些普通人又是怎么样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的呢？从许多案例来看，他们的转变通常是在极端主义的宣传下被“激进化”的。对这些人来说，极端恐怖分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生活的途径，承诺给他们提供一种虚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圣战”的光芒来临，为日常生活忙忙碌碌的普通人好似突然得到了“功成名就”的机会。
　　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萨米尔·可汗曾经是美国境内著名的“基地”组织支持者，也是“基地”组织英文官方杂志的首席编辑。当谈及所谓的“圣战”时，他用到了“浪漫”和“美好”这样的形容词;当他第一次前往遥远的也门和“基地”组织成员会面时，他表示那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旅行”。
　　诚然，除了让自身投入到这场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圣战以外，萨米尔·可汗的确什么都不是，他最多只是一个整天讨好老板并担心物价上涨过快的普通办公室文员。
　　除了这种自我麻痹、寻求刺激的动机之外，促使普通人被激化成“独狼式恐怖分子”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不满;人生遭遇重大变故后需要寻求注意力转移等。
　　在不同的案子乃至同一案子的不同凶手中，动机都可能有所不同。
　　比如波士顿爆炸案的凶手塔美兰·萨纳耶夫曾经梦想着成为“拳王阿里”式的人物，希望有朝一日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尽管有穆斯林背景，但他已经多年没遵守清真戒律，更没有读过《古兰经》。在袭击之前，他陷入失业困境。对他来说，袭击马拉松比赛似乎成了他这辈子最后的成名机会。
　　另一名共犯、塔美兰的弟弟多卡哈更是一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伊斯兰文化。他日常的爱好是抽大麻、饮酒以及泡妞——这在原教旨穆斯林眼中都是要下地狱的死罪。几乎已经完全西化的多卡哈之所以成为杀人犯，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塔美兰的极大影响，他承认自己对兄长有敬畏的感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美国对外政策“感到不满”，尽管他并不能说出美国在中东和哪些国家是敌，哪些国家是友。
　　最新的奥兰多枪击案调查显示，马丁有极大可能是一名同性恋，但他却受到来自宗教反同教条的谴责。可以明确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冲突及其产生的内心煎熬是让他走上不归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决方案是？

　　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要理解“为什么恐怖分子热爱杀戮”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观察到的那样，人性永远是变幻莫测、难以测量的。因此用一种粗暴的标准去区分“好人”和“坏人”是不科学也是不可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恐部门又当如何下手呢？FBI研究行为分析的科学家们或许已经找到了答案：他们发现，在人类变得具有极端倾向并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之前，通常会产生某种特定的行为，比如实施家庭暴力等。
　　FBI于是开始通过观察特定个体的行为而非其意识形态来判定他或她是否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种方案的背后逻辑在于，任何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群体都有可能极端化，但极端分子并不都属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群体——即使是像英国脱欧公投这样的看似民主理智的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成为暴力枪击案的温床，工党议员考克斯就是最新的受害者。
　　毫无疑问的是，奥兰多枪击案已经迅速地成为了美国大选的辩论热门。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再次重申要“禁止某些和恐怖主义有关联国家的公民入境”，但这项吸引人眼球的计划除了调动选民情绪以外并没有实际效用。正如前文所说那样，“9·11”之后的所有“独狼式”恐怖袭击都是由美国公民或是绿卡持有者发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