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吴妈是一个着墨不多却又极其重要的人物形象。她不仅是阿Q恋爱悲剧的主角，也是阿Q命运悲剧的制造者。很多老师往往从小说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解吴妈形象的作用——“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吴妈，阿Q就不会离开未庄，也不会沦为“强盗”，直到被枪毙。然而，仅从情节结构的角度来解读吴妈形象，显然是肤浅和片面的。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中废笔极少，他善于用极少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因此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形象在他的作品中都可以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关于作品解读，孙绍振先生曾提出“还原解读法”：“把潜在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发现差异和矛盾。”（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笔者深以为然。在此将借助这一方法，从心理还原、背景还原的角度对吴妈形象做一番深入分析。
　　心理还原：“集体无意识”与“精神分析”
　　西方叙事理论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区分为“功能型”和“心理型”。“功能型”是指将人物看成情节的“行动者”，“心理型”是指将人物视为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对于吴妈这一人物形象的“功能型”分析，许多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研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笔者试从“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分析”两个方面对吴妈“心理型”的一面进行分析还原。
　　阿Q的恋爱闹剧发展成悲剧，是二人的“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不管是阿Q还是吴妈，他们都无意识地自觉维护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因此，阿Q才会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这也是他瞧不起并欺负小尼姑的深层心理原因。
　　同时，阿Q内心深处又不自觉地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当小尼姑诅咒其“断子绝孙”时，阿Q“传宗接代”的伦理意识便被激活，于是便跪倒在吴妈面前说出“我要跟你困觉”的话来。许多人认为这是阿Q性意识的觉醒，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阿Q想跟吳妈“困觉”的目的是“传宗接代”而不是满足生理需求。其次，面对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的吴妈，阿Q没有动手动脚，而是真诚地跪地告白。再次，从后面的情节发展看，当吴妈为此要寻死觅活时，阿Q却不知何故，表现出一种“内心无愧”的样子。由此可见，阿Q的恋爱反映的是其封建伦理意识的觉醒。
　　反观吴妈，她却将阿Q的真情告白理解为性骚扰和对其贞洁的挑战。吴妈作为旧时代的底层劳动妇女，深受“一女不嫁二夫”“男女授受不亲”等礼教思想的影响。礼教思想的束缚对吴妈来说是无意识的，她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面对阿Q的突然告白，她便不自觉地运用这种集体的礼教意识来处理。由此，她想到了自己的贞洁，想到贞洁有可能被阿Q玷污，于是她“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总之，阿Q的突然表白和吴妈的誓死拒绝，都是在封建伦理道德浸染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阿Q的表白越是突兀、越是荒诞，吴妈的拒绝越是夸张、越是无情，就越能表现礼教思想对人的毒害之深，也越能凸显作品的思想深刻性。
　　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领域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包括各种生理需求，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的，自我则常常用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吴妈是个年轻寡妇，她有“本我”的生理欲望是不可否认的，只不过这种“本我”的欲望被“超我”的封建伦理压制着而得不到释放，她的“自我”则是释放性本能与遵从封建伦理之间的矛盾。
　　从吴妈与阿Q的闲谈中可以读出，吴妈潜意识里关注的事情大都有性色彩。如：“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当然，吴妈的闲话绝没有挑逗阿Q的意图。然而，对于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来说，能够拥有一个哪怕是要纳妾的丈夫也是幸福的。同理，对于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寡妇来说，看到别的女人生孩子，她内心应该是向往的。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吴妈的闲话是其内心愿望的达成，也是其内心压抑的释放。释放得越是强烈，说明其压抑的程度越深；压抑得越深，说明封建礼教的贞洁观念对其迫害得越严重，也说明礼教势力越是强大。这种由强大的礼教势力内化而来的“超我”终于完成了对“本我”的管控，于是吴妈便又回到了那个封建礼教塑造出来的“超我”状态，继续保持那贞洁的外观，正如邹七嫂所说的那样——“谁不知道你正经”。
　　由此可知，吴妈和《祝福》中的柳妈、祥林嫂一样，都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疯狂压抑“本我”的悲惨人物。鲁迅笔下的吴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类人，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背景还原：“婚恋问题”与“大脚问题”
　　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所谓“知人”，是指结合作者的文化认知、情感经验等个体要素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论世”就是要求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要参考作品写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阿Q正传》创作于五四运动后的1921年，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和观念剧烈碰撞的时代。作者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引领先河的文化思想在他的作品里都有明显的映射。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婚姻自由、反对包办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深受包办婚姻束缚的新文化大师，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先后写了不少文章来抨击封建礼教制度以支持婚姻自由。婚姻问题指的不只是未婚男女的婚恋问题，还包括丧偶男女的婚恋问题。讨论婚姻问题自然绕不开“贞操问题”。以“贞操”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的钳制，鲁迅先生曾在多部作品中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深受其害的底层妇女，鲁迅先生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表现出怒其不争的一面。
　　吴妈作为丧偶又无子女的少妇，是极其不幸的。在新的婚恋价值观被提倡和推崇的时代，她完全可以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婚姻和幸福。然而，吴妈没有那么做，她无法改变固有的婚恋观念。这一点从鲁迅先生对她的命名中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以吴妈的年龄（小孤孀）来看，称她“吴嫂”似乎更恰当，可是为什么不称其“吴嫂”而称“吴妈”呢？这也许就是作者的寓意所在。对比《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柳妈来看，祥林嫂尚且还有点反抗的意识；而吴妈似乎和柳妈一样，深受礼教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并“乐在其中”了。因此，吴妈也只能是“吴妈”而不能是“吴嫂”。 　　面对婚姻的不幸，吴妈的内心应该是悲苦的，她内心的孤独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她才会“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她渴望在闲谈中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就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那个奴才一样，以获得别人的共鸣来实现自己内心的满足。然而，当“傻子”用一种更彻底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悲苦时，奴才却转而投向老爷的怀抱，以巩固自己奴才的地位。此时的阿Q就是那个“傻子”，他以最笨拙的方式向吴妈求爱。阿Q的恋爱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吴妈就是那个奴才，所以吴妈不仅要拒绝阿Q，還要大张旗鼓地拒绝——且跑且嚷且哭，把自己关在屋里寻死觅活。这种夸张式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哭闹，其实是做给别人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贞洁，以此来获得“观众们”的高看。更可笑又可悲的是，她内心最想得到的是那个想要纳妾的赵太爷的高看。这正是吴妈的悲哀之处，也是作品的深刻之处。
　　阿Q在革命的臆想中曾表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这是阿Q的革命美梦，是隐藏于阿Q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愿望的达成。现实中越是需要什么，梦中就越会呈现什么。未庄众多女性中，阿Q最中意的还是吴妈，这一点从阿Q对吴妈的怀念中便可以看出来。在阿Q的眼里，吴妈近乎完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吴妈的脚有点大——这是作者反讽手法的运用。对阿Q，鲁迅先生是以揭露和批判的目光来创作的，阿Q越是坚持的旧传统，作者的批判就越强烈，比如白话文，比如辫子。女性的大脚也是如此。阿Q越是瞧不上，作者给予的讽刺就越强。鲁迅先生本人是推崇大脚、反对缠足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写信给朱家，让未婚妻朱安放脚；而朱安谨守缠足传统，这也为其婚姻不幸埋下了隐患。由此推知，借阿Q对大脚的不满来表达作者对缠足传统的批判应该是符合文本深意的。
　　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梁就发动过“不缠足运动”，全国各省乃至各县都成立了“不缠足会”。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展，“不缠足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全国各地不缠足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的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然而，身体获得解放的女性，如果心灵得不到解放，她们的命运依然是悲惨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一共塑造了两个“大脚女性”的形象：一个是“手脚都壮大”的祥林嫂，一个就是“脚有点大”的吴妈。祥林嫂的最终命运是走向死亡；吴妈虽然没有走向死亡，但是她也难逃沦为麻木的“看客”的命运。“阿Q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在阿Q走向死亡的路上，围着无数的看客，吴妈是其中之一。她并不在意被枪毙的人是谁，她只关心杀人的武器，已经来到城里帮工的她似乎也像城里人一样，只是“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已。
　　不管是大脚的吴妈还是祥林嫂，她们都没有成为新伦理影响下的“新人”，由此可知“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不可能有任何区别”。这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他要通过吴妈这一形象来告诫国民：心灵的孱弱比肉体的孱弱更可悲。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