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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中小企业主在选购保险时，舍本逐末，重视它的投资回报率而轻视保险独有的风险保障功能。由于企业家肩负的责任和风险比普通的工薪阶层为重，风险保额定得过低，与自身责任和风险极不匹配，一旦发生事故，起不到应有的救济作用。
杨先生，38岁，家住广东东莞，经过多年打拼，拥有自己的小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他与妻子孙女士恩爱和睦，育有两子，日子其乐融融。2009年8月，为了给家人更多保障，他在太平人寿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月交保费450元，意外身故保额50万元，受益人为妻子和小孩。
2012年1月15日，杨先生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车辆失控，猛烈撞击到护栏，他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系由杨先生自己肇事，应负全责，因此没有得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
孙女士得知消息后，无法接受，晕了过去。多年前她为支持丈夫事业，专职做起了家庭主妇，丈夫的离世顿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她在收拾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保单，于是打太平人寿客服电话报案。在相关人员协助下，不足半个月，她即收到太平人寿支付的51.3950万元理赔款。
风险保额=生命价值
太平人寿副总经理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吴传明指出，杨先生的案例是一个充分体现“保险的功能与意义”的典型事例。杨先生从签订保险合同起，到出事当月，交了18个月的保费，每月交450元，一共8100元，而保险公司偿付了51万元，即在一年半内他所交保费的价值放大了63倍，假如按回报率来算，任何一种投资品种都比不上。
他解释道，当然，人的生命不能以任何金钱来衡量，但这张保单却体现了杨先生的“生命价值”。所谓“生命价值”，就是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你付出了生命或伤残的代价，能换回多少钱。事实上，保险是唯一可以为“生命价值”标价的商业运作机制，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购买保险时通过认购的风险保障额度（即风险保额）来定价。
风险保额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到底值多少钱的期许和自我估价。那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定得越高越好？当然不是，因为风险保额定得越高，需支付的保费就越高，所以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那么，在购买保险时如何选择适合的保额呢？这跟个人对亲属、家庭所承担的责任有关，如果你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既要养家又要为子女交学费，还要还房贷。那么，在选定风险保额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支出，自己一旦遭遇不测，保险公司理赔的钱能帮你履行以上的家庭责任为准。
在杨先生的案例中，杨先生购买的保额是50万元，即他为自己定出的“生命价值”是50万元。理赔金虽然无法抹去孙女士丧夫的悲伤，但能弥补家庭的经济损失，避免陷入困顿，又能给两个小孩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算是在自己过世之后，仍尽到做丈夫、父亲的责任。
企业家风险大
吴传明指出，许多中小企业主，像杨先生一样，年富力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正处在拼搏上升阶段；他们把大部分的资产、资源投入企业的生产当中去，很多人是倾己所有，甚至还背上了债务。但是，他们不像杨先生这么有风险意识，有的企业主还声称：我的钱两辈子花不完，要什么保险？
他表示，不可否认，中小企业主是事业有成、相对富裕的阶层，如果他们的身体和事业都顺顺利利，前途一片光明，的确不需要保险；但如果不是，他们则更需要保险，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工薪阶层大得多。
首先，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是我们生活在其间的社会时时刻刻存在着风险，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10万人，还没算上其他的意外事故，谁能保证自己和家人一辈子不出意外呢。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亡人数中，自然死亡比率不到10%，90%以上的人都是罹患重大疾病而死亡，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死亡的占到其中三分之一强。企业家社会交际活动多，出行多，应酬多，压力大，所以完全不能奢望企业主的人身和寿命风险小于社会的平均值。
其次，企业经营的风险不见得少，当前国内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当下经济尚未好转，外贸下滑，利润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没人保证能长久经营到100年，并且风险是无法预知发生在什么时候的，火灾和工伤也是不能100%保证杜绝的，而一旦发生则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
再次，企业与家族财富的传承也有风险。创富“第一代”经营有方，但是下一代就能守住家业呢？如果守不住，该怎么办？
如果不发生意外、风险，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未雨绸缪总不会错，一旦发生意外风险，也提前有个防备。因此，精明的企业家，应该把保险计划纳入企业经营的必要成本中去，预作安排，万无一失。
要从风险保额买起
值得提醒的是，企业家是一群精明的人，在买保险时经常要“货比三家”，看看各家保险公司产品收益率的高低；而且，在纯保障型的产品与既返本又有收益的理财型产品之间，往往选择后者。的确，当人们购买纯粹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时，不返还保费，只有发生了约定的风险时，保险公司才给予理赔。如果购买带有部分投资功能的产品时，通常在保险合同终止时拿回所交的保费，可能还额外还获得分红和收益。因此，有的人就认为，保障型产品不划算，如不出险，所交的钱“打水漂儿”。
吴传明解释，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正确的保险意识，片面地将保险作为一种投资理财产品，而从做生意、投资的角度购买保险，显然偏离了保险的功能。实际上，商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风险，为意外损失提供经济补偿，风险保额最能体现商业保险的作用。为获得相同的保额，理财型产品需缴的保费要高出保障型产品许多。
吴传明认为，对此保险公司需要反思。近些年来，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增长，多推理财型产品做大保费，与银行产品、债券、基金比收益，偏离了保险业的本源。2004年～2011年间，普通寿险产品的比重逐年下降，理财型产品发展迅猛，已成为绝对主导的产品，占比超过90%。其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人们的整体风险保障水平较低，有一份调查显示，国内民众的人均保障（额）离最低保障还差40万元。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从产品的设计和销售模式上，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保障型产品，扩大全社会的风险保额，进而提高国民的总体保障水平。
他建议，消费者购买的第一张保单必须是保障型的，然后身有余力，再考虑购买理财型的产品。他说：“如果中国实现人均保额100万元，就算发生意外、死亡，他的家庭也稳定得多，社会也就稳定多了”。
现代社会呼唤商业保险
吴传明表示，从更深层次来说，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造成了公众风险意识不强、保险意识淡薄。中国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家文化”，强调以家作为决策单位，成员的风险由家族其他成员共同承担，通过家庭、家族的方式化解风险，譬如资金短缺时互通有无，发生意外故事时互相救助，步入老年时靠子女赡养。
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家族结构被打破，人口的流动、迁徙变得频繁，家族成员之间已经不再变得那么紧密，即便是被认为是最恋乡土的农民，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常年在外出务工，有的定居在当地了。同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所需的金额越来越大，原靠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家庭成员进行风险防范、资金融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相对而言，保险是商业运作的社会化互相救济的模式，聚集了大多数人的闲散资金，来弥补少数人的人身、财产上的损失，超越了狭窄的血亲关系，更具开放性、更有效率。因此，人们应该自觉利用保险这一类的现代科学制度来做安排，平衡自己一生的风险。
事实上，现代商业保险业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正式进入中国并真正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过短短20年的历史，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理解刚刚开始，许多观念尚不到位。在保险业发展上百年的美国、日本等国家，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所以，他们从小就理所当然地把保险看作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他呼吁，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仍需要发动政府、媒体和保险从业人员等力量，大力向公众宣传、灌输风险的文化和意识，使整个民族有良好的风险意识，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杨先生，38岁，家住广东东莞，经过多年打拼，拥有自己的小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他与妻子孙女士恩爱和睦，育有两子，日子其乐融融。2009年8月，为了给家人更多保障，他在太平人寿为自己购买了一份保险，月交保费450元，意外身故保额50万元，受益人为妻子和小孩。
2012年1月15日，杨先生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车辆失控，猛烈撞击到护栏，他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事故系由杨先生自己肇事，应负全责，因此没有得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
孙女士得知消息后，无法接受，晕了过去。多年前她为支持丈夫事业，专职做起了家庭主妇，丈夫的离世顿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她在收拾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保单，于是打太平人寿客服电话报案。在相关人员协助下，不足半个月，她即收到太平人寿支付的51.3950万元理赔款。
风险保额=生命价值
太平人寿副总经理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吴传明指出，杨先生的案例是一个充分体现“保险的功能与意义”的典型事例。杨先生从签订保险合同起，到出事当月，交了18个月的保费，每月交450元，一共8100元，而保险公司偿付了51万元，即在一年半内他所交保费的价值放大了63倍，假如按回报率来算，任何一种投资品种都比不上。
他解释道，当然，人的生命不能以任何金钱来衡量，但这张保单却体现了杨先生的“生命价值”。所谓“生命价值”，就是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你付出了生命或伤残的代价，能换回多少钱。事实上，保险是唯一可以为“生命价值”标价的商业运作机制，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在购买保险时通过认购的风险保障额度（即风险保额）来定价。
风险保额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到底值多少钱的期许和自我估价。那是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价值定得越高越好？当然不是，因为风险保额定得越高，需支付的保费就越高，所以要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量力而行。那么，在购买保险时如何选择适合的保额呢？这跟个人对亲属、家庭所承担的责任有关，如果你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既要养家又要为子女交学费，还要还房贷。那么，在选定风险保额就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支出，自己一旦遭遇不测，保险公司理赔的钱能帮你履行以上的家庭责任为准。
在杨先生的案例中，杨先生购买的保额是50万元，即他为自己定出的“生命价值”是50万元。理赔金虽然无法抹去孙女士丧夫的悲伤，但能弥补家庭的经济损失，避免陷入困顿，又能给两个小孩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也算是在自己过世之后，仍尽到做丈夫、父亲的责任。
企业家风险大
吴传明指出，许多中小企业主，像杨先生一样，年富力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正处在拼搏上升阶段；他们把大部分的资产、资源投入企业的生产当中去，很多人是倾己所有，甚至还背上了债务。但是，他们不像杨先生这么有风险意识，有的企业主还声称：我的钱两辈子花不完，要什么保险？
他表示，不可否认，中小企业主是事业有成、相对富裕的阶层，如果他们的身体和事业都顺顺利利，前途一片光明，的确不需要保险；但如果不是，他们则更需要保险，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比普通工薪阶层大得多。
首先，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是我们生活在其间的社会时时刻刻存在着风险，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10万人，还没算上其他的意外事故，谁能保证自己和家人一辈子不出意外呢。同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死亡人数中，自然死亡比率不到10%，90%以上的人都是罹患重大疾病而死亡，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死亡的占到其中三分之一强。企业家社会交际活动多，出行多，应酬多，压力大，所以完全不能奢望企业主的人身和寿命风险小于社会的平均值。
其次，企业经营的风险不见得少，当前国内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3年，当下经济尚未好转，外贸下滑，利润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非常大，没人保证能长久经营到100年，并且风险是无法预知发生在什么时候的，火灾和工伤也是不能100%保证杜绝的，而一旦发生则损失惨重，甚至倾家荡产。
再次，企业与家族财富的传承也有风险。创富“第一代”经营有方，但是下一代就能守住家业呢？如果守不住，该怎么办？
如果不发生意外、风险，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但是，未雨绸缪总不会错，一旦发生意外风险，也提前有个防备。因此，精明的企业家，应该把保险计划纳入企业经营的必要成本中去，预作安排，万无一失。
要从风险保额买起
值得提醒的是，企业家是一群精明的人，在买保险时经常要“货比三家”，看看各家保险公司产品收益率的高低；而且，在纯保障型的产品与既返本又有收益的理财型产品之间，往往选择后者。的确，当人们购买纯粹提供风险保障的产品时，不返还保费，只有发生了约定的风险时，保险公司才给予理赔。如果购买带有部分投资功能的产品时，通常在保险合同终止时拿回所交的保费，可能还额外还获得分红和收益。因此，有的人就认为，保障型产品不划算，如不出险，所交的钱“打水漂儿”。
吴传明解释，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正确的保险意识，片面地将保险作为一种投资理财产品，而从做生意、投资的角度购买保险，显然偏离了保险的功能。实际上，商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风险，为意外损失提供经济补偿，风险保额最能体现商业保险的作用。为获得相同的保额，理财型产品需缴的保费要高出保障型产品许多。
吴传明认为，对此保险公司需要反思。近些年来，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增长，多推理财型产品做大保费，与银行产品、债券、基金比收益，偏离了保险业的本源。2004年～2011年间，普通寿险产品的比重逐年下降，理财型产品发展迅猛，已成为绝对主导的产品，占比超过90%。其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人们的整体风险保障水平较低，有一份调查显示，国内民众的人均保障（额）离最低保障还差40万元。因此，保险公司应当从产品的设计和销售模式上，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保障型产品，扩大全社会的风险保额，进而提高国民的总体保障水平。
他建议，消费者购买的第一张保单必须是保障型的，然后身有余力，再考虑购买理财型的产品。他说：“如果中国实现人均保额100万元，就算发生意外、死亡，他的家庭也稳定得多，社会也就稳定多了”。
现代社会呼唤商业保险
吴传明表示，从更深层次来说，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影响，造成了公众风险意识不强、保险意识淡薄。中国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文化浸染，儒家文化的本质是“家文化”，强调以家作为决策单位，成员的风险由家族其他成员共同承担，通过家庭、家族的方式化解风险，譬如资金短缺时互通有无，发生意外故事时互相救助，步入老年时靠子女赡养。
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家族结构被打破，人口的流动、迁徙变得频繁，家族成员之间已经不再变得那么紧密，即便是被认为是最恋乡土的农民，也有一半以上的人员常年在外出务工，有的定居在当地了。同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所需的金额越来越大，原靠家族中为数不多的家庭成员进行风险防范、资金融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相对而言，保险是商业运作的社会化互相救济的模式，聚集了大多数人的闲散资金，来弥补少数人的人身、财产上的损失，超越了狭窄的血亲关系，更具开放性、更有效率。因此，人们应该自觉利用保险这一类的现代科学制度来做安排，平衡自己一生的风险。
事实上，现代商业保险业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正式进入中国并真正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过短短20年的历史，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和理解刚刚开始，许多观念尚不到位。在保险业发展上百年的美国、日本等国家，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所以，他们从小就理所当然地把保险看作生活的一种必需品。
他呼吁，今后一段较长的时间，仍需要发动政府、媒体和保险从业人员等力量，大力向公众宣传、灌输风险的文化和意识，使整个民族有良好的风险意识，有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