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徐建融教授，有十来年了；知道他，当然更早。他被评论界誉为当代中国的“艺术大儒”。然而，若想解读他和他的艺术成长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先生是搞学问的，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已经出版著作一百多部，是上海滩的传奇人物。虽说著作多为美术史论类、书画鉴赏类、传统文化类，但对通常的读者而言，想读深读透，是颇有难度的。我读过一些徐先生著作，体会到徐先生在学问上，博大而精深。
　　我欣赏过徐先生的书画，更惊叹他于传统的积淀之厚，于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的无所不能。我常感纳闷：一个人何以有如此多的精力，涉猎如此多的领域，却又有如此不俗之成就呢？这固然需要勤奋，但仅仅靠勤奋显然是不够的。作为美术史论教授，徐先生以精研书画艺术驰名，然而他学问通达，是个少有的“通人”，举凡诗词文赋、美学哲学、史学佛学、戏曲音乐、建筑园林等等，都有研究。我每每听徐先生聊天，必耳朵竖起生怕漏掉一个字，因为先生闲聊时，大段经典章句张口即诵，古今名人轶事随手例举，如果你耳朵稍有懈怠，就会不明所以。过去所谓咳唾成珠，用来形容徐先生，真恰如其分，一字不虚也。
　　余生也晚，与老一辈的学者交往有限，而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能像徐先生这样读书之多、涉猎之广、学术之深、著述之厚的，实在是鲜有其人也。然而，更鲜为所见的是徐先生的低调，他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来得聪明或高明，也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成就，之所以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并还将继续凭着兴趣写下去，他说：五十岁以前，自以为是，写的尽是些“无用之作”；五十岁以后，无所事事，写的多是些“无聊之作”。虽不免语带自嘲，甚至夸张，但换个角度也可看出，徐先生不断否定自我、觉今是而昨非的艺术主张。
　　说来有趣，当我提出要让徐先生谈谈自己“学术和艺术”的人生故事时，徐先生却一脸认真地说道：我没有“学术人生”，我也不搞艺术，其实我最最适合的人生，就是种田！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如果换上另一位艺术家，若说自己最适合的人生就是“种田”的话，人或以为是“矫情”，但徐建融这样说，却多半出自他的“实情”。
　　我们都知道，徐建融出生于浦东一个农家，他常说自己的农民状态，一直保留到四十岁出头。在1992年动迁之前，他在老家还是有农田的，那时他已是业内的知名教授，每次回家仍旧帮忙干点农活。干农活在别人的眼里是苦事，在徐建融看来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回忆自己儿时，祖父和父亲都在浦西市区的工厂和商店工作，是家庭经济的支柱，而他作为家中的长孙，必须分担各种家务农活。所以课余时，如下田耕种、割草喂猪，还有挖蚯蚓饲鸭、养兔放羊之类，他无所不干。中学时，除了家务、田间的劳动之外，每天他还要早起或晚归，割草卖给养牛场以获取微薄的酬劳贴补家用。暑假期间更是加倍努力，每天割草一百八十斤，并以九十余斤之体重负担七八里地而换得九毛钱，这在今天看来太微不足道了，但在当时却是十分可观的一笔收入，足以欣慰整整一晚。


　　农耕之余暇，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书了。这也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理想的生存状态，只耕不读，礼仪遂失；读而不耕，饥寒交至。过去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陶渊明也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诗句，皆为传统耕读人家的真实写照。徐建融差不多也是如此的生活，幼时即喜与文字图画打交道，据说尚在怀抱时，因为厌食，祖母和母亲必示以香烟牌方能诱其进食。后祖父每周从工厂图书馆借些连环画供其阅读，他常也依样画葫芦，照着连环画描摹一些人物造型，以此为乐。稍长，除了连环画之外，逐渐涉及文学小说之类。小学三年级时，他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薛仁贵东征》，随后，这一类侠义英雄故事的小说，尽管当时还被称为“禁书”，但已成为徐建融千方百计搜罗阅读的对象，如《薛丁山征西》《蜀山剑侠传》《荒江女侠传》《七剑十三侠》以及后来解禁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说岳》《七侠五义》《封神演义》等等。有时借来的图书要限时归还，再加之读书读到扎劲时哪肯放手，所以常常于上课时埋头读小说而遭到老师的批评，且屡教屡犯。只因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班上第一，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对他网开一面了。
　　徐建融说他大概在五年级的时候，借得了一部《康熙字典》，爱不释手，但又不能占为己有，于是，便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手抄了一遍。抄书的乐趣使他从中尝到了“甜头”，不久，他又陆续手抄了《昭明文选》等书。当时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为王京盙先生，现在从事书法篆刻的人应还知道他，他是王福厂的弟子，工书法，擅篆刻。受王先生的影响，徐建融也爱好起传统书画，并从图书馆借得谢稚柳先生的《水墨画》，了解了传统书画的演变历史及“传统的先进方向”……年轻时的光阴就是悠长，人人都可以大把大把地挥霍，徐建融聪明，把它“挥霍”在无尽的读书抄书之中，自己的学问也随之增长。也就是那段时期，他的读书兴趣，从侠义小说逐渐开始向传统文化转向。


　　随着“文化革命”的兴起，世人皆将文化视若敝屣，扫去除尽而后快，然而此时，正是徐建融大量读书之始。他从别人的抄家灰烬旁偷偷捡得《论语》《孟子》《说文解字注》《草字诀》等一批好书，成为他日后反复研读的重要读物。由于父亲在单位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揪出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以致他也遭受株连，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在人人都想“力争上游”的时期，这让他十分痛苦，他只得夹紧尾巴，埋头种地读书，以此排遣胸中的郁闷。时隔多年回首再看，那真是“因祸得福”，正因为被剥夺了“革命小将”的身份，使得他免于参加无聊的争斗，为他的读书爱好留出了大段宝贵的时间。 　　结束了中学生涯后，徐建融正式回家务农。此时，“文革”运动正如火如荼，由于“成分”不好，徐建融被动地远离政治，此恰恰成了他学习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他从花鸟大家江寒汀的弟子房介复学习花鸟画，又因房先生而结识了江门的其他弟子如乔木、邱受成、富华等；又从姚有信先生学画人物，后姚先生调入上海中国画院，徐建融每星期去画院，又得以认识了唐云、陆俨少、陈佩秋、应野平、胡若思等书画名家。农闲时，他常骑车从浦东的川沙县出发，去市区前辈名家的府上拜访请益。此时徐建融二十出头，正是对书画艺术痴迷、对历史文化渴求的年龄，他于书无所不窥，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外，以前尚未接触的西方经典著作，如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大小仲马等等，甚至还有“文革”期间出版的《马恩选集》《列宁选集》等，都一一找来阅读。更多“禁书”是同学们从一个被封掉的图书馆偷出来的……如今徐建融偶尔提起“当年勇”，不免带有一丝得意状。


　　徐建融年轻时，什么都学。他爱好古典诗词，还仿照着去写，起初多不“合辙”，后唐云先生告诉他，有一位沈轶刘先生，古典文学、诗词皆好，且与你在同一公社，不妨去讨教。徐建融闻后即去找其时正属于“历史反革命”的沈先生，并由沈先生再结识了陈兼与、施蛰存等名家，经他们点拨，自己默默地研习，徐建融又学会了做文言以及格律诗词……
　　改弦美术史，踏雪西子湖


　　“文革”后恢复高考，对徐建融的人生是一次改变，但还不是最关键性的改变。
　　徐建融在大学所读的专业，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艺术，而是物理系。这也是他后来作为一名人文艺术的教授，却并不失自然科学思维的优势所在吧。其实当时高考，徐建融想报考东北一所地质大学，因为他喜欢画画，又喜欢古典诗词，想象学地质可以饱览名山大川，或像王维、苏东坡、徐霞客那样，吟诗作画，杖履天下。然而待发榜时，属于“老三届”的他们，则多被安排在师范专业，他也就情非所愿，进入了上海师范大学，“地质学”则换成了“物理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回到浦东高桥，在东沟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


　　物理老师自然不是徐建融的兴趣所在。才教了一年，正逢有研究生的报考，酷爱书画艺术的他欲罢不能，瞅准了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慕名报考了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先生的研究生——这，才应该是徐建融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改变吧。
　　提起这次重要的考试，还是大有故事可说。当年报考时，徐建融心里也没底。王伯敏先生招首届研究生，全国范围也仅招两三名而已，多名报考的学生都在杭州当地，本来就和王先生走得近，徐建融贸然投考，仿佛半道中“杀”出个“程咬金”来……徐建融三十年后回忆当时的考试，还记得有一道专业考题问：莫高窟某窟檐的题记“维大宋乾德八年”一题，乾德年号仅用六年，这里出现“乾德八年”怎么解释？徐建融的回答是当时中原动荡，敦煌地处遥远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畅，所以不知道开宝改元的重大事件。就这道题，后来才知道，所有的考生中，仅徐建融一人答对。考试后一个多星期，徐建融收到了王先生亲笔信，说是几月几日要来上海看他。徐建融懵懵懂懂地感觉，读研究生的事儿有希望。
　　徐建融有一篇回忆文章，对那次恩师到访记述甚详。那是1981年秋天，王伯敏先生和浙江美院教务处的另一位老师，乘火车，再辗转换坐了几辆公交，来到上海浦东东沟中学，在徐建融的物理实验室中，书画方面的书稿大大超过了物理实验器具。王先生坐下随便问了徐建融一些问题，又随手拿起桌上一幅刚完成而尚未题款的画，要徐建融当场写题跋。徐拿起毛笔便在画面的适当处，写下一段有关画论的短文，在恰好的位置结束。王先生看后不露声色，此时大约下午三点，他忽然又提出去家里看看。徐建融面露难色，表示家在乡下，交通不便。岂料王先生连说无妨。于是便由徐建融带着，他们先去乘公交车到高桥镇，再徒步四十五分钟来到徐家。农家之屋甚是简陋，除了一片狼藉的图书外，别无长物，只有一架手提收录机，还有一大摞的磁带。王先生疑惑地问这些磁带派什么用场的？徐建融答说都是学外语用的，并播放给先生听了一下。待天色已暗，两位老师终于颔首道别，离沪而回。
　　这一次的“家访”，留给王伯敏先生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不露声色”，事后却对徐建融的表现大为赞赏，说徐建融当年投考成绩，乃是“状元”分数，意即“第一名”。而去家中实地“考察”，主要想看看考生的读书状态，都在读些什么书？就徐建融现场于画上所写的题跋，王先生称赞，即便现在的书画家，也未必能写得出这么好！
　　毫无悬念，一个月后，徐建融等来了浙美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1982初，他来到了杭州，正式投于王伯敏先生的门下。徐建融说：“记得到浙江美院报到的第一天，正好下着大雪，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踏雪出行，负笈来到了西子湖畔。这一步，也预示着徐建融的人生，朝着艺术和学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卓然立群贤，淡心对冷月
　　读研是徐建融系统深造的阶段。尽管之前他凭兴趣已经博览群书，然而作为真正的学者而言，仅仅博览没有精深是远远不够的，除了阅读大量的中外经典，还须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所以读研三年，他跟着导师走遍了中原内外、西北边陲，如河南开封、嵩山、密县的汉墓壁画，山西的天龙山、云冈石窟，内蒙古的呼和浩特、阴山岩画，以及新疆的交河遗址、高昌古墓，柏孜克里克石窟和敦煌的石窟等等，随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陆续撰写并发表了《药王山壁画年代考证》《元代墨花墨禽刍议》等一些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
　　真正让徐建融的学术水平有一个飞跃而再上层楼的，是1986年加入了由王朝闻先生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十二卷本的编纂工作组。这是工程巨大、卷帙浩繁的研究工作，起初计划五年，结果历时十五年方始完成。王老在启动会议上曾明确表示，通过研究、形成著作只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践的磨炼，培养、造就一批新一代的美术史家。或许，徐建融就是被“造就”成“家”的成功案例。编纂组共邀请了全国近百位美术史论专家参与，当时徐建融研究生毕业任教上海大学没几年，是这批队伍中最年轻的作者之一。然而，徐建融却如鱼得水，以前的学问积累于此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每次他总能率先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为此又应付裕如地再去“救火”，承担一些本属于其他专家的撰稿和统稿任务，同道们时常佩服他落笔既快又好，甚至戏封他是“写作机器”。 　　如今徐建融还常常感怀那一段跟随王朝闻先生编撰“美术史”的经历，感谢王老给予的提携和教诲。彼时，由于徐建融出色的才能，很快引起主编们的注意和赏识，王老不仅同意增补徐建融为《中国美术史》的编委，还任命他为多部分卷的主编和副主编。这是除了北京的专家外仅徐建融一人获有的“殊荣”，可见王老对他的倚重。为了鼓励徐建融额外分担了他人写稿任务，王老知道建融爱酒，有一次特意于标准伙食外自费买了“二锅头”，来嘉许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学者。


　　徐建融之所以能倚马可待、下笔千言，虽说得益于他喷涌如泉的才情，但更重要的，在于他博而深厚的学问积累。前不久闲暇时，我偶尔从架上取一册《董其昌书法》翻读，只见书前一篇序文即为徐先生所写，看似信手挥来，却是有内容、 有深度、有见解的好文，读来教人服膺。我想，若没有对董其昌深刻全面的了解，没有对历代书画大局的把握，如此一篇二三千言的小文，也是断难下笔的。以前曾听徐教授说过，他有时早晨起床，三五千字的文章便能一气呵成。并说起90年代编撰《中国历代艺术·绘画编》时，徐建融已经完成了明清卷，但不料付印在即，出版社临时发觉另一位专家编的“元代卷”不够理想，于是又请徐建融“救火”，然而时间极其有限，可谓十万火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徐先生“领命”之后，仅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洋洋洒洒，写下二万四千余字的统领全卷的“绘画史概论”！要知道这样几乎不假思索、文不加点的速度，写小说故事或许可以，但写学术论文却实在是闻所未闻，反映了作者惊人的才学和强大的知识储备。
　　徐建融精于史论研究，又兼长绘画创作，且都深有造诣，这是其他学者或画家所难以兼得的。他的画主要得益于他少时的艺术兴趣和坚实的绘画基础，青年时又遍访名师，形成自我独到的笔墨功夫。但自80年代后期直至90年代，他将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研究美术史论，几乎很少画画了，然而，学术上的提升反过来又滋养了他的创作。他弘扬传统，倡导晋唐宋元的传承，对传统绘画深入研究，悉心品鉴，无疑又激发他创作的兴趣，对传统绘画的依恋。徐建融介绍说，他以前学画钟情写意，后来受谢稚柳、陈佩秋两位先生的影响，加之自己参与了《中国美术史》的编纂工作和研究之后，认识到唐宋乃是中国画的最高峰，其后他的画风始变，理论又促进、丰富了他的实践，知行合一。难怪，我们看他的画，无论是花鸟、人物还是山水，皆笔墨精熟，出手不凡，格调超逸而大有宋元意趣。放眼当今画坛，美术史论的学者兼而能画的已经不多，但两者皆能达到相当高度的，则更是少之又少。


　　徐建融是著名的“传统派”，不仅深入研究，还实践美术史学和晋唐宋元传统。他一度提出，古人的学问和艺术达到了完美的高度，令人难以企及，传承尤嫌不足，何敢再行独创？苏东坡所谓“知者创物，能者述焉”，徐建融自谦不仅不是“知者”，甚至连“能者”也称不上，所以只能对优秀的传统经典作进行“传述”和“著述”了。实际上，据我们观察，这只是徐建融先生一贯低调与谦逊的表现。即使是“述”，他亦“述”得成就斐然。早在知命之年前，他已经出版了六十余部专著，其中如《中国美术史》以及《辞海》和《大辞海》的美术分科（卷）主编，还有如《美术人类学》《毗卢精舍集》《元代书画藻鉴与艺术市场》《宋代名画藻鉴》等等，可谓是洋洋大观，累累硕果。
　　徐建融曾有诗云“淡心冷浸万古月”，我想，无论在学术上还是艺术上，若无一颗看淡世事名利之心，若无孜孜以求的坚毅和卓然超拔的才力，想有此成果，是很难想象的。
　　最后，我想起徐建融先生一句经常说的话，可置座右。他说：人生中任何的成功与快乐，都是上帝额外的赐予；而任何苦难与艰辛，都是我们应该的承受。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历程中，有了这一句话，还有什么不可看淡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