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永兰是北京知青倒在延安黄土地上的第一人。她的名字在延安知青纪念园中名列第一位。从当年2月1日离开北京算起，到她遇难时的5月11日，仅仅100天。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知青们正和老乡一起在黄土高原的坡地上、山沟里劳作。突然阴云密布，雷声滚滚，瓢泼大雨骤然而至。荒脊的山坡顿时一片昏暗，豆大雨点倾泻般从天而降，砸在头上生疼。山上瞬时一片泥泞。在雨水的带动下，黄土加雨水组成的泥流随坡而下，向山下奔流。
　　光秃秃的高原一望无际，哪有避雨之处。正在耕作的老乡和知青们都淋得浑身湿透。乡亲们惊惶失措，不等队长吩咐，立马冒着暴雨，向山下狂奔起来。知青们不知深浅，还奇怪老乡“抱头鼠窜”的行为。走惯山路的老乡双腿飞快，连腿脚蹒跚的老人也利落起来。人们顺着山坡跌跌撞撞地溜下山。由于坡陡，知青下坡的脚步跟不上老乡，纷纷落在后面。
　　这一天，我与另外三个女生一起上山劳动。由于那天劳动的地方就在对面附近的山坡上，我们很快跨过沟，跑回窑洞。天还是那么黑，雨还是那么大。不大工夫，只见山上的水顺着山沟咆哮着奔泻而来，水头如一堵高墙般扑面而来。沟边的土坎在洪水冲击下，一块块被剥离，掉入水中，汇入洪流，顺流而下，急速向沟底奔去。两侧的沟沿继续坍塌，冲击着下面的沟沿。洪水中夹带的杂物、树枝，随水面起起落落，平时只流着清澈山泉的小山沟，竟然汇成滚滚的巨浪，轰轰隆隆，浩浩荡荡，摧枯拉朽，以不可抗拒之势向山下汇集，冲向山外，汇入波涛滚滚的延河。
　　我住的窑洞就在沟边，目睹着汹涌的山洪，耳听着轰鸣的水声，感受到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威力。来不及回家的老乡也聚集在我所在的窑内。乡亲们惊魂未定的表情和死里逃生的庆幸让我感到事情很严重。
　　晚上八点，各家收到公社有线广播发出的通知，号召延河两岸社队的共产党员和社员，到延河边搭救落入水中的人。此时的延河，已达没顶之深，上游倾泻下来的洪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树干、树枝、石头、木块、各种建材及杂物滚滚向前，不可靠近。黑灯瞎火的，伸手不见五指，谁敢投身到那滚滚的激流中去。
　　晚十点，公社广播站又发出紧急通知，说高家沟的北京知青沈永兰被水冲走，现已失踪，让沿途村队在沟边寻找。听到广播，我的心揪起来，被这么大的洪水冲走，恐怕凶多吉少！
　　第二天，洪水退去，噩耗传来。在离高家沟村不远的沟槽边，发现沈永兰的遗体，一块大石挡住她，一夜的冲击，已使人气息全无。当时人们都去下面的洪流中寻找，没想到她还在沟中。
　　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最艰苦的延安，繁重的劳动，粗糙的饭食已经让我们的心理几乎崩溃，没想到还有生命之危。仅三个多月，就失去了一位同来的队友。
　　又过一周，公社通知，将在高家沟举行沈永兰追悼大会，一百多北京女八中的知青汇聚在这里，小小的村庄顿时熙熙攘攘。我找到张征等人，才知道当时沈永兰差了一步，当她跨越沟底时，滔滔洪水铺天盖地倾泻下来，会游泳的同学，挣扎着靠上岸，沈永兰不会游泳，被水卷走。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打着手电都到下面去找，错过了机会。
　　伴着哭泣声，追悼会开始了。专门赶来的沈永兰的父亲痛哭不已地讲了话，我们只看见他在哭，讲的是什么却听不清。是啊，把女儿送往延安，仅三个月就永远失去了，作为家长，谁不痛心？接着，所有同学排成长队，围绕着打开棺盖的棺木，瞻仰沈永兰的遗容。看到躺在棺中的沈永兰，哭声迭起，难以抑制。此时此刻，全场的哭声达到了高潮，撕心裂肺的哀声在山坳里久久回荡。
　　后来，陆续传来知青因窑塌、坠沟而死亡的消息，打击着我们的神经，更使大家心情低落起来。
　　入冬后，知青的生活的窘境，经周秉和与我公社何立群同学告知总理，知青问题严重到已有人付出生命的严重事实时，总理极为震惊，深感惋惜，决定中央出面解决延安的贫困和知青的问题。
　　很快，中央召集陕西和中央有关部委，召开了解决延安问题的座谈会。以《座谈会纪要》形式，要求各部委給延安投资建小钢铁厂、化肥厂、农机厂、水泥厂、卷烟厂等“五小工业”，加快延安建设，改变穷苦落后面貌，并赠送了一些农机设备，使延安农业生产得以提升。
　　同时，从北京调1400多名干部到延安，分配到有知青的生产队，把北京知青的事管起来。后来又把中国农业大学下放到延安，带动农业发展。解放军总医院也把延安作为战备的后方基地，派医疗队进驻延安……一系列优惠措施，使延安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中央对延安和知青的关怀，是改变我们生存条件的起点。沈永兰的遇难，是知青队伍的不幸，但带来中央对延安建设的高度重视，延安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知青处境得到整体性的改变，也是想不到的。就凭这一点，沈永兰的名字就应载入延安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