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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光明，著名文学评论家，湖北浠水人。1978年以初中学历考入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留校任教。现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曾任海南省重点（扶持）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责任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新增博士学位授予权立项建设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负责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家，海南省教学名师。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致力于当代文学的历史批判和诗歌小说杰作的解读，著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等。
左晓光：毕老师，您好！虽然你身居高等学府，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批判和纯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但近年来也一直很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在您看来，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毕光明：中学语文教育在1998年前后受到以钱理群、王富仁、温儒敏、陈平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强烈关注，他们热切地参与了由中学语文教师发起的对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审视与反思，对当下的语文教育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语文教育改革，新课改就是其成果之一。我就是在这一教育关怀的影响下发表过一些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看法，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学语文教材和高考命题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要改革应试教育必须解决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使中学语文教育变成育人的教育，而不是育人与考试的本末倒置。先说语文教材。我打过一个比方，说中学语文教材是一棵怪模怪样、不伦不类、要死不活的树。这里摘来几片树叶，那里砍来几段枝干，掐杪刨根，七拼八凑——不知是一只什么样的手，暴殄天物，硬是强扭出这样一棵徒具形骸而血脉全无的树。它砍下了语言的头，文学的腰，写作的腿，横加拼接，看上去像是一个由部分组合成的整体，面面俱到而井然有序，实则支离破碎，完全切断了语言文化知识的系统性。而戕杀人类文化的凶器则是单元式的课本编排方式。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就是知识的分类。各类知识具有自己的系统性，知识的大树也才在日益繁密的文化森林里共生竞长。试想，把不同类的知识切成片段，混装在同一个盘子里，知识的系统性还能不被破坏殆尽，还有谁能识得知识之树的真面！
左晓光：毕老师，中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有您说的这么严重么？
毕光明：可能是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明显感觉到中学语文教材的知识编排不知道为什么要与大学中文系的专业细分相脱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开始并不是这么做的。我记得我读小学时提前阅读过五六十年代的高中语文教材，那是分期介绍文学史并相应地配以作品选的，跟今天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构成是一致的，学起来很有味道，不用老师教也能自己学进去并产生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和愿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单元式的语文教材。这种教材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我说过，它把语文学习应该全面涉猎的语言的、文学的、哲学的、文化的知识生命体，一个个腰斩，切碎，按所谓单元排列起来，已经体系化的人类文化知识，在这里便成了鸡零狗碎、混乱不清的一团。难怪中学生学过语法修辞却没有语言学的常识，学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却没有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史的整体印象。一个人在中学阶段如果没有获得语言文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就会影响到一辈子人文知识体系的构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语言文学知识，而语言文学特别是文学是一个人人文修养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中学语文教育应以文学教育为主，因为人文学科所包括的知识类型，没有哪一类不为文学所容涵，而且得到活生生的表现。文学是人类知识中最为精粹，最有永恒价值的部分。中学语文教育当然不可能把人类文学经典全部展示给学生，但正因为如此，中学语文教育应该给学生一幅文学地形图，这幅地图就是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史知识。有了这个地图，就不愁学生观赏不到人类心灵最奇丽的风景。然而现有的中学语文教材却把文学地图撕成了一小片一小片，出示给学生。这样的语文教材又能教给学生什么？
左晓光：近年来您发表了系列批判文章，探讨语文教学中人文教育（包括文学教育）缺失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注意到，您强调的是“缺失”，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失落”，您是基于怎样的认识而得出这一结论的？
毕光明：谈不上系列批判文章，偶尔写点短评而已。人文教育是文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还有过一场由王晓明、陈思和等著名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文化思潮自然会波及到中学语文教育领域。所谓“失落”，起码表明曾经拥有过，而中国语文教育，不是人文精神失落，而是人文教育缺失久矣！正所谓“从来就没有，何曾失落”？曾经有人批评中国当下教育偏离了政治方向，这种说法显得很过时，因此有偏差。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缺失人文精神。
左晓光：毕老师，您说缺失人文精神，可有什么证据？
毕光明：中学语文教育不重视文学教育，不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大学的文学教育严重脱节，这就是证据。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研究，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文知识生产。赫胥黎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她的诗歌和小说来代表的。可是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与当代人生活与精神联系最密切的当代文学硬是得不到重视，这实际是出于无知的对关乎民族文化命脉的知识生产的冷漠。中国当代文学于1978年前后发生重大艺术变革，名篇杰作层出不穷。然而，中学语文教育好像有意筑起了一道高墙，将一个繁荣的文学时代和它的炫目的创造成果拒之墙外。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不读当代文学作品，学校不订阅文学期刊，教师不知道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学生自然缺少引导，也就只知道一点郭敬明之类的青春文学。中学是阅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时期，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可以决定青少年的人生方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影响过一代青年就是例证。即使是五六十年代，中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也与流行的红色小说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当代文学”总是伴随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只有进入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的当代，当代纯文学才在中学受到冷遇，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读图时代的到来，语文教育难辞其咎。总之，中学语文教育拒绝当代文学的做法令人大惑不解。中学语文教育无视同时代进步文化对受教育者“精神成长”的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一意拒绝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进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它在国民性格塑造方面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只要看一看18岁到40岁这一个年龄段的非文学专业的大陆公民的文学素养、人格精神、人道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情趣的状况就可知。每一个关心民族精神现实和民族未来的文化工作者，都无法不为之痛惜。
左晓光：是不是可以说，这便是人文精神缺失所导致的后果？
毕光明：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人文教育的国度，只能生产任人愚弄的国民。无怪有识之士要把“新民”、“立人”看成振兴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中期，虽然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至今未完全实现：没有人的现代化，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跑道上还是被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早在上世纪初，当意识到在世界强势文明的逼迫下，中国不得不选择现代化道路以求生存并与人竞争，有睿见的知识分子就警觉到增强国力的共同目标，容易造成个体人的重要性被忽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他著《文化偏至论》，在一片强国的呼声中提出了“立人”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他把“立人”看成是“立国”的根本，认为国家的竞争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人的精神状况决定文明的性质与程度。
今天回头看，鲁迅当初的思考极富远见卓识。一百年过去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当下发生的文化困境乃至社会危机，再次证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刻。由于历史境遇的无比复杂，“立人”——培养负责任的独立个性，一直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因而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缩短同世界现代文明的时差。宗法时代的奴化，革命时代的沙化，商业时代的物化，层层挤压，使今天的国人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多数人仍不懂得应当做一个有独立价值和神圣情怀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无精神的精神问题。
左晓光：毕老师，您认为“立人”的工作在当下该从何处着手？
毕光明：我以为要全面开展人文教育，语文教育应以完成人文教育的任务为目的。因为立人无非是根据人类已有的经验和智慧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有与他人共谋生存发展的技能，但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而人文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就是筛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为材料，按照理想形态对人的灵魂进行塑造。而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不告诉学生应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是狭隘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语文教育。不以促进学生读书为目的的语文高考是失败的，并且是贻害无穷的考试。正是现行的高考语文试题，把中国的语文教育拖进了死胡同，剥夺了广大青少年系统阅读人类文化经典，接触远到孔子、柏拉图，近到莫言、耶利内克为代表的人类伟大心灵的权利，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精神发育。
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曾想通过新小说来新一国之民进而新国，鲁迅则承续这一思想用文学来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引起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我认为，对于精神沉疴太深的中华民族来说，以文学教育的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力量来促成人的觉醒，的确不失为一道应该坚持使用的良方。这也是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在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关心人文教育的价值所在。
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教育。然而，我前边说过，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却严重忽视文学教育，或者说更多地把文学教育降低为语文和作文知识的传授。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学生生命中一段本应快乐而有收获的美好光阴都断送给了枯燥无味的语文应考训练。由于无法大量阅读文学名著，接受的人文知识就非常有限，语文能力自然也无法提高，因为中学语文教学完全背离了语文能力的获得需靠大量阅读来获取的基本规律。中学语文教学奉统一的教材、教参和教学目的要求为圭臬，就排斥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的学习，造成学生对中外文学的无知。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与之形成共谋的是单元式语文教材，而在其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权力意识形态，即通过控制语文教育来防止异质人文思想对国民头脑的渗透，以确保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来掩饰一个时代的思想苍白。由这一现实政治需要所决定的中学语文教育对国民所造成的精神戕害难以估量。
左晓光：那您对现行高考体制持怎样的态度？是觉得应该废除，还是应该进行改革？
毕光明：高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高考，社会需求与个人追求就无法达成一致，教育资源就得不到合理分配，人的潜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没有高考，青少年的学习也缺少动力。
高考这根指挥棒原本是推动青少年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国民教育质量的杠杆，但可惜的是我们把它用歪了。这根用歪了的指挥棒，受其伤害最大的是中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其要害就在高考语文试题与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以及语文学习规律严重背离。无怪乎这些年来网上、报刊杂志上，不断有文章指斥高考语文试题的荒谬，这些文章都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令人不解的是，高考命题方式至今未见彻底改革的迹象。
语文是一个人走进世界大门的钥匙。语文教育就是要引导青少年进入一个丰富无比的文学的、人文的、文化的世界，以认识世界、社会、生命和自我，学会做人，学会应对，学会创造。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一个由书籍构成的世界，而书籍是全部的人类经验的聚合。学习语文，就是学会读书。语文考试，就是检查你读了多少书，读得怎么样，就这么简单。高考语文试题这根指挥棒，应当是一个知识老人，一个智者、学问家，对于那些想要进入高等学府接受专业训练的人，他会和蔼地、善意地问你：读过该读的书了吗？有趣、有收获吧？说说看。而不应当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尽提一些刁钻古怪的字呀、词呀、句子呀……方面的问题刁难你，还阴阳怪气地哼哼：怎么样，不知道吧，难住了不是。——整个一个阴暗心理。按这种不健康的指挥棒去学语文，语文无趣，世界无趣，人生无趣。
记得有一年的《中华读书报》，曾介绍过法国的语文高考命题，好像就是两道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论述题。题目越少，要求你读的书越多；该了解的，在中小学阶段，你都应当了解。而不像我们的高考，把教师学生都葬送在猜题、押题的无聊游戏中，而与文化进程、与知识生产完全脱节。
左晓光：对于高考，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就分省命题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前些年社会对各省市高考录取分数线持质疑态度，比如北京市与湖北省就有天渊之别，同年同试题同样的分数，北京考生可以读重点大学，而湖北考生却名落孙山。为了模糊这种地域差别，于是就开始分省市命题。说到底，这是一种制度的不公正。撇开少数民族考生不谈，我们汉民族学生在分数面前应该享有平等权利。当然，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城市学生综合素质高于农村学生，那么不妨把对于综合素质的考核体现在高考试题当中，那样的话，农村学生考不过城市学生，他们也无话可说。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让农村学生懂得光读死书不行，要活学活用，知道从什么方面入手进行学习。这样的高考才能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
在现行的教育考试体制下，城市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要享受高考特惠待遇，农村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在高考时还要明着吃亏。这无疑是在农村学生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哪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做法？近年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报复社会的行为？为什么常有大学生乃至研究生自杀事件发生？还不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公平在人们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扭曲了人性？所以，我们要用好高考指挥棒，让它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引导全体青年学生求真知，做真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所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上层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不可不深思。
毕光明：你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高考指挥棒的导向错了，我们的教育就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左晓光：说到这里，还是回到了“立人”的问题上了。高考说到底就是选用人才，平时的教育就是“立人”。很自然，你要选什么样的人，我就给你培养什么样的人。你要选用奴才我就实行奴化教育，你要选用高科技人才我就向学生灌输科学思想，你要选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才我就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与胸怀的社会公民。
毕光明：正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慎用高考指挥棒，万不可像现在这样用歪了。
左晓光：毕老师，就您了解，正在尝试或进行着“立人”工作的学者，较有影响的有哪些？
毕光明：敢替国民教育和民族的未来负责的学者应该说有不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等人，一再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说，认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原点、中心，“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主编了《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极富建设性、有很高的人文和文化含量，也曾得到教育部认可和支持，可就是不能在全国高校里得到推广！温先生最近这几年用了很多精力来关注和讨论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最近还有一篇谈中国大学五种“重病”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中国教育之病，在大学也非常严重。《读书》杂志早在2006年第4期就在“大学人文教育专题”的首要栏目里发表了以甘阳先生的《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打头的一组对高等教育的课程体制改革极有见地的文章，《新华文摘》很有眼光，及时转载了其中的两篇。甘阳的文章，在比较教育的视野里，反思了我国近十余年来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查找了失败的症结，着重介绍了国外的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做法和内容，非常有参考价值。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国外大学的“核心课程”的每门课程都需要经过学校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批准，但其内容则无一例外都是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这才是通识教育的真谛所在。没有经典的熏陶，大学生的精神成人何以完成！一个人进入大学校门，不管将来从事什么专业和职业，在神圣的高等学府里，首先要接受的就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洗礼。承传经典，保护人类知识的独立性，大学才成其为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教授开创了中国大学人文课程教育，他主编出版了三卷《大学人文读本》，在总序里就这样揭示编选《读本》的宗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他还进一步解释：“至于‘精神成人’，则是强调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应在本科期间初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其鉴别尺度之一，当是看其在学业之余，能否认真且持续地向自己追问‘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此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人文教育家们并不满足于让大学生成长为“精神战士”，而是按现代文明的要求，设计了新型人格结构，那就是——“主体角色”、“现代国民”、“世界公民”。“主体角色”从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转化而来；“现代国民”迥异于宗法制规训出来的卑微子民；“世界公民”超越了狭隘族国的民族主义眼光。具备这样的人格结构，庶几能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为“人国”的形成奠定基础。
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大学里文科教育已有很大的改观，但中学语文却仍然画地为牢，抱住单元式教材这棵枯瘦的树，盯住指向偏邪了的高考指挥棒，继续为应试教育殉葬。虽经1998年以来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学语文教育发起审视和批判，即今语文教学改革略有起色，教材的人文含量加大，教法较前灵活，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语文教育还是一种无人的教育，表现为依赖课本，而课本还是单元式，语文教学还是以课本学习为主，语文训练一如既往违背语文能力靠大量阅读人类文化经典获得的基本规律，不敢把课外阅读放在语文教育的主要位置上来，连国家教育部门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学课外阅读丛书也不能真正普及到中学生手中，因为这些书的阅读似乎远不如反复做考试题重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学语文教材做不到按语言、文学、哲学、文化、写作学等分类编写，并配以作品选，语文教员相应专业化，中学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引导，找到进入文化森林的道路，人文教育在中学还会是愿望和口号。
左晓光：毕老师，您思考得很深，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正视人文教育问题，从而让我们的语文教学能促使青年学生“精神成人”，在国民性改造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最后，想请您把最核心的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好么？
毕光明：废除现有的语文教材，编选文史哲读本，学生按学程系统学习人类文化经典；在读本之外开列参考书，让教师和学生在未经肢解和篡改的原始的、辽阔的知识世界里尽兴遨游，而高考的语文命题能为这样的语文教育的达成起到引导作用。
左晓光：您的观点确实很尖锐，也很有见地。据说在欧美的很多中学，所有课程都是语言课（语文）。比如学艺术史要看很多绘画、雕塑，要读艺术史，学生除了要学很多艺术史上的词汇外，还要学用文字描述一幅画，他们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母语水平。读书课要读小说、传记、诗歌和戏剧，他们就学了新词汇，学了不同的文学样式，也学了怎么写这些东西的评论。一个朋友对我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老师质问她女儿：什么？你们中国的中小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每个学期都读一本特地为不同年级的孩子编的课本？可是，为什么只是在一门课上学习语言和写作？学生们在其他的课上不学吗？他们在历史课上不学怎样写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吗？在世界文化课上不学怎样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吗？在科学课上不学怎样描写生活经验和观察吗？她女儿无言以对。是啊，在中国，只有语文课才学写作。参照国外的作法，我也觉得，这样的语文教材是应该考虑有无存在的必要了。
左晓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全国中语会理事。责任编校：晓 苏
左晓光：毕老师，您好！虽然你身居高等学府，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批判和纯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但近年来也一直很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在您看来，当前中学语文教学是怎样的一种状况？
毕光明：中学语文教育在1998年前后受到以钱理群、王富仁、温儒敏、陈平原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强烈关注，他们热切地参与了由中学语文教师发起的对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审视与反思，对当下的语文教育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语文教育改革，新课改就是其成果之一。我就是在这一教育关怀的影响下发表过一些对中学语文教育的看法，主要观点是认为中学语文教材和高考命题方式存在严重的问题，要改革应试教育必须解决这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目的是使中学语文教育变成育人的教育，而不是育人与考试的本末倒置。先说语文教材。我打过一个比方，说中学语文教材是一棵怪模怪样、不伦不类、要死不活的树。这里摘来几片树叶，那里砍来几段枝干，掐杪刨根，七拼八凑——不知是一只什么样的手，暴殄天物，硬是强扭出这样一棵徒具形骸而血脉全无的树。它砍下了语言的头，文学的腰，写作的腿，横加拼接，看上去像是一个由部分组合成的整体，面面俱到而井然有序，实则支离破碎，完全切断了语言文化知识的系统性。而戕杀人类文化的凶器则是单元式的课本编排方式。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就是知识的分类。各类知识具有自己的系统性，知识的大树也才在日益繁密的文化森林里共生竞长。试想，把不同类的知识切成片段，混装在同一个盘子里，知识的系统性还能不被破坏殆尽，还有谁能识得知识之树的真面！
左晓光：毕老师，中学语文教材的问题有您说的这么严重么？
毕光明：可能是我们这些中文系出身的人，明显感觉到中学语文教材的知识编排不知道为什么要与大学中文系的专业细分相脱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开始并不是这么做的。我记得我读小学时提前阅读过五六十年代的高中语文教材，那是分期介绍文学史并相应地配以作品选的，跟今天的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构成是一致的，学起来很有味道，不用老师教也能自己学进去并产生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和愿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种单元式的语文教材。这种教材的问题的确非常严重，我说过，它把语文学习应该全面涉猎的语言的、文学的、哲学的、文化的知识生命体，一个个腰斩，切碎，按所谓单元排列起来，已经体系化的人类文化知识，在这里便成了鸡零狗碎、混乱不清的一团。难怪中学生学过语法修辞却没有语言学的常识，学过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却没有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史的整体印象。一个人在中学阶段如果没有获得语言文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就会影响到一辈子人文知识体系的构建，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入大学中文系系统学习语言文学知识，而语言文学特别是文学是一个人人文修养的重要来源。毫无疑问，中学语文教育应以文学教育为主，因为人文学科所包括的知识类型，没有哪一类不为文学所容涵，而且得到活生生的表现。文学是人类知识中最为精粹，最有永恒价值的部分。中学语文教育当然不可能把人类文学经典全部展示给学生，但正因为如此，中学语文教育应该给学生一幅文学地形图，这幅地图就是较为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史知识。有了这个地图，就不愁学生观赏不到人类心灵最奇丽的风景。然而现有的中学语文教材却把文学地图撕成了一小片一小片，出示给学生。这样的语文教材又能教给学生什么？
左晓光：近年来您发表了系列批判文章，探讨语文教学中人文教育（包括文学教育）缺失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注意到，您强调的是“缺失”，而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失落”，您是基于怎样的认识而得出这一结论的？
毕光明：谈不上系列批判文章，偶尔写点短评而已。人文教育是文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还有过一场由王晓明、陈思和等著名学者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文化思潮自然会波及到中学语文教育领域。所谓“失落”，起码表明曾经拥有过，而中国语文教育，不是人文精神失落，而是人文教育缺失久矣！正所谓“从来就没有，何曾失落”？曾经有人批评中国当下教育偏离了政治方向，这种说法显得很过时，因此有偏差。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缺失人文精神。
左晓光：毕老师，您说缺失人文精神，可有什么证据？
毕光明：中学语文教育不重视文学教育，不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大学的文学教育严重脱节，这就是证据。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及其评论研究，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文知识生产。赫胥黎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她的诗歌和小说来代表的。可是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里，与当代人生活与精神联系最密切的当代文学硬是得不到重视，这实际是出于无知的对关乎民族文化命脉的知识生产的冷漠。中国当代文学于1978年前后发生重大艺术变革，名篇杰作层出不穷。然而，中学语文教育好像有意筑起了一道高墙，将一个繁荣的文学时代和它的炫目的创造成果拒之墙外。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不读当代文学作品，学校不订阅文学期刊，教师不知道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学生自然缺少引导，也就只知道一点郭敬明之类的青春文学。中学是阅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时期，对当代文学的阅读可以决定青少年的人生方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影响过一代青年就是例证。即使是五六十年代，中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也与流行的红色小说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当代文学”总是伴随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只有进入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的当代，当代纯文学才在中学受到冷遇，原因不能完全归之于读图时代的到来，语文教育难辞其咎。总之，中学语文教育拒绝当代文学的做法令人大惑不解。中学语文教育无视同时代进步文化对受教育者“精神成长”的巨大而积极的影响，一意拒绝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进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它在国民性格塑造方面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我们只要看一看18岁到40岁这一个年龄段的非文学专业的大陆公民的文学素养、人格精神、人道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情趣的状况就可知。每一个关心民族精神现实和民族未来的文化工作者，都无法不为之痛惜。
左晓光：是不是可以说，这便是人文精神缺失所导致的后果？
毕光明：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人文教育的国度，只能生产任人愚弄的国民。无怪有识之士要把“新民”、“立人”看成振兴民族国家的头等大事。上个世纪中期，虽然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至今未完全实现：没有人的现代化，中国在世界历史的跑道上还是被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早在上世纪初，当意识到在世界强势文明的逼迫下，中国不得不选择现代化道路以求生存并与人竞争，有睿见的知识分子就警觉到增强国力的共同目标，容易造成个体人的重要性被忽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他著《文化偏至论》，在一片强国的呼声中提出了“立人”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他把“立人”看成是“立国”的根本，认为国家的竞争力的提高必须建立在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基础之上，人的精神状况决定文明的性质与程度。
今天回头看，鲁迅当初的思考极富远见卓识。一百年过去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当下发生的文化困境乃至社会危机，再次证明了鲁迅思想的深刻。由于历史境遇的无比复杂，“立人”——培养负责任的独立个性，一直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目标，因而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缩短同世界现代文明的时差。宗法时代的奴化，革命时代的沙化，商业时代的物化，层层挤压，使今天的国人存在严重的人格缺陷，多数人仍不懂得应当做一个有独立价值和神圣情怀的人，说到底这是一种无精神的精神问题。
左晓光：毕老师，您认为“立人”的工作在当下该从何处着手？
毕光明：我以为要全面开展人文教育，语文教育应以完成人文教育的任务为目的。因为立人无非是根据人类已有的经验和智慧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有与他人共谋生存发展的技能，但首先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而人文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就是筛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为材料，按照理想形态对人的灵魂进行塑造。而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不告诉学生应该读什么书、如何读书，是狭隘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语文教育。不以促进学生读书为目的的语文高考是失败的，并且是贻害无穷的考试。正是现行的高考语文试题，把中国的语文教育拖进了死胡同，剥夺了广大青少年系统阅读人类文化经典，接触远到孔子、柏拉图，近到莫言、耶利内克为代表的人类伟大心灵的权利，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精神发育。
上个世纪初，梁启超曾想通过新小说来新一国之民进而新国，鲁迅则承续这一思想用文学来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引起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我认为，对于精神沉疴太深的中华民族来说，以文学教育的感性与理性相融合的力量来促成人的觉醒，的确不失为一道应该坚持使用的良方。这也是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在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关心人文教育的价值所在。
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教育。然而，我前边说过，当代中国特别是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却严重忽视文学教育，或者说更多地把文学教育降低为语文和作文知识的传授。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学生生命中一段本应快乐而有收获的美好光阴都断送给了枯燥无味的语文应考训练。由于无法大量阅读文学名著，接受的人文知识就非常有限，语文能力自然也无法提高，因为中学语文教学完全背离了语文能力的获得需靠大量阅读来获取的基本规律。中学语文教学奉统一的教材、教参和教学目的要求为圭臬，就排斥系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的学习，造成学生对中外文学的无知。应试教育是罪魁祸首，与之形成共谋的是单元式语文教材，而在其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权力意识形态，即通过控制语文教育来防止异质人文思想对国民头脑的渗透，以确保革命文化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来掩饰一个时代的思想苍白。由这一现实政治需要所决定的中学语文教育对国民所造成的精神戕害难以估量。
左晓光：那您对现行高考体制持怎样的态度？是觉得应该废除，还是应该进行改革？
毕光明：高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高考，社会需求与个人追求就无法达成一致，教育资源就得不到合理分配，人的潜能就得不到充分发挥。没有高考，青少年的学习也缺少动力。
高考这根指挥棒原本是推动青少年最大限度地获取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国民教育质量的杠杆，但可惜的是我们把它用歪了。这根用歪了的指挥棒，受其伤害最大的是中学语文教育。中学语文教育是应试教育的重灾区。其要害就在高考语文试题与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以及语文学习规律严重背离。无怪乎这些年来网上、报刊杂志上，不断有文章指斥高考语文试题的荒谬，这些文章都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令人不解的是，高考命题方式至今未见彻底改革的迹象。
语文是一个人走进世界大门的钥匙。语文教育就是要引导青少年进入一个丰富无比的文学的、人文的、文化的世界，以认识世界、社会、生命和自我，学会做人，学会应对，学会创造。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一个由书籍构成的世界，而书籍是全部的人类经验的聚合。学习语文，就是学会读书。语文考试，就是检查你读了多少书，读得怎么样，就这么简单。高考语文试题这根指挥棒，应当是一个知识老人，一个智者、学问家，对于那些想要进入高等学府接受专业训练的人，他会和蔼地、善意地问你：读过该读的书了吗？有趣、有收获吧？说说看。而不应当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尽提一些刁钻古怪的字呀、词呀、句子呀……方面的问题刁难你，还阴阳怪气地哼哼：怎么样，不知道吧，难住了不是。——整个一个阴暗心理。按这种不健康的指挥棒去学语文，语文无趣，世界无趣，人生无趣。
记得有一年的《中华读书报》，曾介绍过法国的语文高考命题，好像就是两道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论述题。题目越少，要求你读的书越多；该了解的，在中小学阶段，你都应当了解。而不像我们的高考，把教师学生都葬送在猜题、押题的无聊游戏中，而与文化进程、与知识生产完全脱节。
左晓光：对于高考，我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就分省命题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前些年社会对各省市高考录取分数线持质疑态度，比如北京市与湖北省就有天渊之别，同年同试题同样的分数，北京考生可以读重点大学，而湖北考生却名落孙山。为了模糊这种地域差别，于是就开始分省市命题。说到底，这是一种制度的不公正。撇开少数民族考生不谈，我们汉民族学生在分数面前应该享有平等权利。当然，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认为城市学生综合素质高于农村学生，那么不妨把对于综合素质的考核体现在高考试题当中，那样的话，农村学生考不过城市学生，他们也无话可说。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让农村学生懂得光读死书不行，要活学活用，知道从什么方面入手进行学习。这样的高考才能促进国民素质的提升。
在现行的教育考试体制下，城市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还要享受高考特惠待遇，农村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在高考时还要明着吃亏。这无疑是在农村学生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哪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做法？近年来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报复社会的行为？为什么常有大学生乃至研究生自杀事件发生？还不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公平在人们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扭曲了人性？所以，我们要用好高考指挥棒，让它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引导全体青年学生求真知，做真人。这关系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所有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上层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不可不深思。
毕光明：你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高考指挥棒的导向错了，我们的教育就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左晓光：说到这里，还是回到了“立人”的问题上了。高考说到底就是选用人才，平时的教育就是“立人”。很自然，你要选什么样的人，我就给你培养什么样的人。你要选用奴才我就实行奴化教育，你要选用高科技人才我就向学生灌输科学思想，你要选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才我就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与胸怀的社会公民。
毕光明：正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慎用高考指挥棒，万不可像现在这样用歪了。
左晓光：毕老师，就您了解，正在尝试或进行着“立人”工作的学者，较有影响的有哪些？
毕光明：敢替国民教育和民族的未来负责的学者应该说有不少。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专家王得后、钱理群、王富仁等人，一再对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说，认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原点、中心，“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教授主编了《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极富建设性、有很高的人文和文化含量，也曾得到教育部认可和支持，可就是不能在全国高校里得到推广！温先生最近这几年用了很多精力来关注和讨论语文教育与人文教育，最近还有一篇谈中国大学五种“重病”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中国教育之病，在大学也非常严重。《读书》杂志早在2006年第4期就在“大学人文教育专题”的首要栏目里发表了以甘阳先生的《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打头的一组对高等教育的课程体制改革极有见地的文章，《新华文摘》很有眼光，及时转载了其中的两篇。甘阳的文章，在比较教育的视野里，反思了我国近十余年来大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查找了失败的症结，着重介绍了国外的大学通识教育的目的、做法和内容，非常有参考价值。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国外大学的“核心课程”的每门课程都需要经过学校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批准，但其内容则无一例外都是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这才是通识教育的真谛所在。没有经典的熏陶，大学生的精神成人何以完成！一个人进入大学校门，不管将来从事什么专业和职业，在神圣的高等学府里，首先要接受的就是人类文明精华的洗礼。承传经典，保护人类知识的独立性，大学才成其为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教授开创了中国大学人文课程教育，他主编出版了三卷《大学人文读本》，在总序里就这样揭示编选《读本》的宗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他还进一步解释：“至于‘精神成人’，则是强调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应在本科期间初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其鉴别尺度之一，当是看其在学业之余，能否认真且持续地向自己追问‘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此命题。”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人文教育家们并不满足于让大学生成长为“精神战士”，而是按现代文明的要求，设计了新型人格结构，那就是——“主体角色”、“现代国民”、“世界公民”。“主体角色”从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转化而来；“现代国民”迥异于宗法制规训出来的卑微子民；“世界公民”超越了狭隘族国的民族主义眼光。具备这样的人格结构，庶几能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民族主体”，为“人国”的形成奠定基础。
因为有这样一批学者，在大学里文科教育已有很大的改观，但中学语文却仍然画地为牢，抱住单元式教材这棵枯瘦的树，盯住指向偏邪了的高考指挥棒，继续为应试教育殉葬。虽经1998年以来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学语文教育发起审视和批判，即今语文教学改革略有起色，教材的人文含量加大，教法较前灵活，但是，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语文教育还是一种无人的教育，表现为依赖课本，而课本还是单元式，语文教学还是以课本学习为主，语文训练一如既往违背语文能力靠大量阅读人类文化经典获得的基本规律，不敢把课外阅读放在语文教育的主要位置上来，连国家教育部门组织编辑出版的中学课外阅读丛书也不能真正普及到中学生手中，因为这些书的阅读似乎远不如反复做考试题重要。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中学语文教材做不到按语言、文学、哲学、文化、写作学等分类编写，并配以作品选，语文教员相应专业化，中学生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引导，找到进入文化森林的道路，人文教育在中学还会是愿望和口号。
左晓光：毕老师，您思考得很深，希望有更多的人们能正视人文教育问题，从而让我们的语文教学能促使青年学生“精神成人”，在国民性改造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最后，想请您把最核心的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好么？
毕光明：废除现有的语文教材，编选文史哲读本，学生按学程系统学习人类文化经典；在读本之外开列参考书，让教师和学生在未经肢解和篡改的原始的、辽阔的知识世界里尽兴遨游，而高考的语文命题能为这样的语文教育的达成起到引导作用。
左晓光：您的观点确实很尖锐，也很有见地。据说在欧美的很多中学，所有课程都是语言课（语文）。比如学艺术史要看很多绘画、雕塑，要读艺术史，学生除了要学很多艺术史上的词汇外，还要学用文字描述一幅画，他们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提高了母语水平。读书课要读小说、传记、诗歌和戏剧，他们就学了新词汇，学了不同的文学样式，也学了怎么写这些东西的评论。一个朋友对我说，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一个老师质问她女儿：什么？你们中国的中小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每个学期都读一本特地为不同年级的孩子编的课本？可是，为什么只是在一门课上学习语言和写作？学生们在其他的课上不学吗？他们在历史课上不学怎样写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吗？在世界文化课上不学怎样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吗？在科学课上不学怎样描写生活经验和观察吗？她女儿无言以对。是啊，在中国，只有语文课才学写作。参照国外的作法，我也觉得，这样的语文教材是应该考虑有无存在的必要了。
左晓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全国中语会理事。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