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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学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文学传播的核心要素，因此论文指出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突破与创新的主要途径就是文学作品的媒介呈现。媒介呈现首先要把握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环境，然后运用正确的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呈现策略，最后要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
关键词：媒介呈现、民族记忆、媒介环境、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陈洁（1981-），女，湖北十堰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广西壮族女性作家群体深植于广西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之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自身成长的社会空间，创作带有民族记忆特征的文学作品，为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陶丽群、李明媚、刘永娟、梁志玲等70后女作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例如陶丽群的小说《起舞的蝴蝶》中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就隐含着广西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小说《母亲的岛》则真切体现了作者以“女性以及土地”[1]作为写作主题的特点，是民族记忆书写的最好体现。因为“土地”本身就与文学地理紧密相连。然而《母亲的岛》这部小说没有像《起舞的蝴蝶》那么幸运被拍成电影，使得民族记忆的传播暂时局限于纸媒，媒介呈现相对单一、乏味。因此我们不仅思考，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如何突破与创新？ “媒介记忆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2]探讨媒介呈现对文学作品书写民族记忆的突破与创新，不仅是因为媒介记忆对民族记忆的延续，还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3]
一、把握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环境
文学作品的传播基于一定的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特点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内容，也影响文学作品对读者的传播效果。而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并能推动民族进步的民族记忆，只有通过恰当的传播方式传递正确的传播内容才能唤醒读者对民族记忆的认同。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一种环境。媒介因为性质、属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受众群体、符号体系和沟通方式，从而影响所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比较，广播媒介只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而电视媒介既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又能诉诸于人的视觉器官。传统的文学作品仅仅借助于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民族记忆的呈现局限于纸质媒介无法回避的缺陷，既不利于保存又不能广泛作用于读者的感觉器官，读者接受民族记忆洗礼的程度是有限的。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扩展了人的感觉和感官，例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等。而受制于媒介发展的限制，作为文学作品受众的读者，无法通过延伸自身的感觉或感官接触到更多的“民族记忆”。小说《起舞的蝴蝶》能够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后被搬上银幕，小说中关于民族记忆的书写无疑比仅仅是书写在纸张上的更具传播力，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等的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媒介环境建立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多种媒介并存的基础之上。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字眼是当下媒介环境所具有的标签，而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跨界成为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征。传媒营造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情景，各式各样的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构成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物质基础，充满民族记忆的有意义的符号成为当下媒介环境民族记忆信息传播的集中表现。以罗小莹的散文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为例，该作品被国务院新闻中心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在巴西出版并被拍摄为专题片介绍广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示广西浓郁的民俗文化和优美的山川风景。《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不仅在纸媒上传播还在电视媒体上传播，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有更多的电视媒介受众能够接触到该作品，电视媒介受众与纸媒的受众相互叠加，受众的数量变大。如果结合当下的媒介环境，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作品中关于民族记忆的内容书写在广播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环境媒体等以新媒体为主的多媒体上，那么这些媒体的受众也会逐渐演变为该作品的读者，将进一步扩大作品传播的范围。同时根据媒介环境的特征，创作更具个性化、交互性等的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作品传播的效果也会更好，对民族记忆的认同也会更加坚定等。
二、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呈现策略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工具、渠道等，也是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因此媒介呈现策略一方面是指以信息建构、组织、编码和译码为主要行为的信息文本的处理，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以电视、报纸、网络等为主要对象的传播媒介的选择、组合等。
文学作品民族记忆书写在信息文本方面主要是文学文本信息的处理问题，而信息又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曾指出“从广义上讲，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它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4]因此对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文本信息进行的处理主要围绕与此有关的符号展开。作家在处理文学符号时要重视文学符号的形式、文学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以及文学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符号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图像、声响等，对象则是符号形式所对应的民族文化记忆中的生活现实或有关事件，意义则是指作家有意表达的有关民族文化的释义和受众对民族文化记忆符号的解读。例如广西壮族女作家透透的散文《闹鱼》中对“闹鱼”这一选题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因为“闹鱼节”是广西流传至今的苗族群众祈福盼丰收的重要民俗活动，作品中关于闹鱼描写的“好耍”“没得”“来哈”等语言体现了广西当地的语言文化特色。
在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策略方面主要涉及媒介的选择、组合及组合后的传播时间安排。当代广西女性作家作品的写作主要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和网络作品传播，有部分作家通过电视传播。书籍、互联网博客、电视节目成为当代广西女性作家常用的媒介。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可供文学创作的媒介越来越多，作家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以便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通过在一种或几种媒介上创作文学作品，不仅对作家本身提出更高的创作要求，还将有利于针对特定的受众传递有价值的作品信息，更加有效的书写与传播“民族记忆”。如果一定作品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能够与现实世界中的节事活动结合起来，也就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该民族文化在当地民俗活动中的具体事件结合起来并同时传播，那么就意味着需要作家选择合适的时间安排文学作品的编辑或出版，做到文学作品创作、民族记忆书写、民俗活动举办的“时间同步”。因此，对于民族记忆书写而言，科学的选择媒介、组合媒介并对媒介进行排期是非常重要的，是媒介策略方面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的创新方向之一。 三、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
文学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也遵循人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5]文学传播也离不开文学作品中所承载信息的传播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学作品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差异，因为这类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对应主要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一定意义上的民俗信息传播。“民俗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要有基本的信源……其次，族群成员依据信源开展编码活动……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再次，民俗有相对稳固的受众……最后，民俗通常都有发展与演进、变化的过程。”[6]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在其著作《传播是怎样运行的》指出“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因此，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要注意文学作品中对信源、讯息、受众的“书写”。
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书写的来源，在组织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文化的信息时不仅要忠实于社会原型还要结合作家的写作志趣创作有价值的作品内容，对信源进行文学加工，使之参与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的表达；讯息是由相互关联的符号组成的有意义的信息，讯息有时又特指具备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文学的活动区域即是来自符号秩序的总体规定”，[7]构建民族记忆书写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由“符号秩序”构成的讯息。因为符号本身有解释、传达、思考三种功能，那么解释、传达、思考则是具备民族记忆的符号应形成的“秩序”，并以此形成传播民族文化的讯息；“媒介是文学传播的核心概念之一”，[8]从媒介呈现的角度分析文学传播的受众，不仅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还包括文学作品传播媒介的“受众”。作家不仅要根据读者喜好创作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根据媒介受众的喜好创作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例如新媒体传播环境中的文学作品，作家要重视作品的“再传播现象”，“新媒介多样的呈现方式使得文学作品在内容、文体、表达方式、生成过程等方面有所变化，作家也变成趋于普泛化的称谓。”[9]作家不仅仅是作品的传播者也是作品再传播的受众，因为媒体的受众会对作品进行再加工与再创作，文学作品创作队伍在媒介的推动下不断扩大。
四、结语
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作为构成文学的四个要素。其中的世界是“直接或间接的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10]不仅包括思想、感情、物质、事件等，还包括文学作品创作及传播的环境。进入21世纪，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层出不穷，媒介融合、跨界传播成为主流，以纸媒为中心的民族记忆书写日渐式微。文学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因此重新审视当前媒介环境，构建较为科学的媒介呈现要素，运用恰当的媒介呈现策略，以此创新当代广西女性作家的“民族记忆书写”，传播民族文化，完成作家民族文化传播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吕卫清.《“母亲”的出走——品读陶丽群<母亲的岛>》[J].青年文学，2015（11）.
[2]陈峻俊.《融媒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媒介记忆生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
[3]陈晓洁.《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4.
[4]（美）M·李普曼.当代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7：7.
[5]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8（2）.
[6]庹继光，刘海贵.《民俗传播要素简论》[J].新闻大学，2012（4）.
[7]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J].文艺理论研究，2010（3）.
[8]刘崙.《新媒介环境下文学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新闻爱好者，2009（7）.
[9]许苗苗.《新世纪文学与新媒介环境》[J].甘肃高师学报，2010（6）.
[10]M.H.艾布拉姆斯著，郦雅牛等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5.
关键词：媒介呈现、民族记忆、媒介环境、文学传播
作者简介：陈洁（1981-），女，湖北十堰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6-0-02
广西壮族女性作家群体深植于广西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之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审视自身成长的社会空间，创作带有民族记忆特征的文学作品，为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播添砖加瓦。陶丽群、李明媚、刘永娟、梁志玲等70后女作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例如陶丽群的小说《起舞的蝴蝶》中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就隐含着广西民族文化的因素。而小说《母亲的岛》则真切体现了作者以“女性以及土地”[1]作为写作主题的特点，是民族记忆书写的最好体现。因为“土地”本身就与文学地理紧密相连。然而《母亲的岛》这部小说没有像《起舞的蝴蝶》那么幸运被拍成电影，使得民族记忆的传播暂时局限于纸媒，媒介呈现相对单一、乏味。因此我们不仅思考，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如何突破与创新？ “媒介记忆对民族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2]探讨媒介呈现对文学作品书写民族记忆的突破与创新，不仅是因为媒介记忆对民族记忆的延续，还因为“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3]
一、把握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环境
文学作品的传播基于一定的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特点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及传播内容，也影响文学作品对读者的传播效果。而作为具有广泛影响力并能推动民族进步的民族记忆，只有通过恰当的传播方式传递正确的传播内容才能唤醒读者对民族记忆的认同。
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式，还是一种环境。媒介因为性质、属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受众群体、符号体系和沟通方式，从而影响所传播的内容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例如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比较，广播媒介只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而电视媒介既能诉诸于人的听觉器官又能诉诸于人的视觉器官。传统的文学作品仅仅借助于纸质媒介进行传播，民族记忆的呈现局限于纸质媒介无法回避的缺陷，既不利于保存又不能广泛作用于读者的感觉器官，读者接受民族记忆洗礼的程度是有限的。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扩展了人的感觉和感官，例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等。而受制于媒介发展的限制，作为文学作品受众的读者，无法通过延伸自身的感觉或感官接触到更多的“民族记忆”。小说《起舞的蝴蝶》能够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剧本，最后被搬上银幕，小说中关于民族记忆的书写无疑比仅仅是书写在纸张上的更具传播力，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等的传播。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媒介环境建立在以互联网技术为主的多种媒介并存的基础之上。新媒体、融媒体、全媒体等字眼是当下媒介环境所具有的标签，而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跨界成为当下媒介环境的特征。传媒营造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社会情景，各式各样的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构成了文学作品传播的物质基础，充满民族记忆的有意义的符号成为当下媒介环境民族记忆信息传播的集中表现。以罗小莹的散文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为例，该作品被国务院新闻中心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荐在巴西出版并被拍摄为专题片介绍广西当地的风土人情，展示广西浓郁的民俗文化和优美的山川风景。《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不仅在纸媒上传播还在电视媒体上传播，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有更多的电视媒介受众能够接触到该作品，电视媒介受众与纸媒的受众相互叠加，受众的数量变大。如果结合当下的媒介环境，将《生命如河流过森林》作品中关于民族记忆的内容书写在广播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环境媒体等以新媒体为主的多媒体上，那么这些媒体的受众也会逐渐演变为该作品的读者，将进一步扩大作品传播的范围。同时根据媒介环境的特征，创作更具个性化、交互性等的文学作品，那么文学作品传播的效果也会更好，对民族记忆的认同也会更加坚定等。
二、民族记忆书写的媒介呈现策略
媒介是信息传递的载体、工具、渠道等，也是从事信息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因此媒介呈现策略一方面是指以信息建构、组织、编码和译码为主要行为的信息文本的处理，另一方面是指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以电视、报纸、网络等为主要对象的传播媒介的选择、组合等。
文学作品民族记忆书写在信息文本方面主要是文学文本信息的处理问题，而信息又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曾指出“从广义上讲，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它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4]因此对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文本信息进行的处理主要围绕与此有关的符号展开。作家在处理文学符号时要重视文学符号的形式、文学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以及文学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记忆的文学符号的形式可以是文字、图像、声响等，对象则是符号形式所对应的民族文化记忆中的生活现实或有关事件，意义则是指作家有意表达的有关民族文化的释义和受众对民族文化记忆符号的解读。例如广西壮族女作家透透的散文《闹鱼》中对“闹鱼”这一选题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体现，因为“闹鱼节”是广西流传至今的苗族群众祈福盼丰收的重要民俗活动，作品中关于闹鱼描写的“好耍”“没得”“来哈”等语言体现了广西当地的语言文化特色。
在社会组织层面的传媒机构对文学作品传播的媒介策略方面主要涉及媒介的选择、组合及组合后的传播时间安排。当代广西女性作家作品的写作主要通过文学作品传播和网络作品传播，有部分作家通过电视传播。书籍、互联网博客、电视节目成为当代广西女性作家常用的媒介。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可供文学创作的媒介越来越多，作家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不同的媒介进行创作，以便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通过在一种或几种媒介上创作文学作品，不仅对作家本身提出更高的创作要求，还将有利于针对特定的受众传递有价值的作品信息，更加有效的书写与传播“民族记忆”。如果一定作品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能够与现实世界中的节事活动结合起来，也就是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该民族文化在当地民俗活动中的具体事件结合起来并同时传播，那么就意味着需要作家选择合适的时间安排文学作品的编辑或出版，做到文学作品创作、民族记忆书写、民俗活动举办的“时间同步”。因此，对于民族记忆书写而言，科学的选择媒介、组合媒介并对媒介进行排期是非常重要的，是媒介策略方面当代广西女性作家民族记忆书写的创新方向之一。 三、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
文学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一种，也遵循人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传播无非是信息的传递或信息系统的运行”，[5]文学传播也离不开文学作品中所承载信息的传播和信息系统的运行。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学作品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有一定差异，因为这类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对应主要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一定意义上的民俗信息传播。“民俗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首先要有基本的信源……其次，族群成员依据信源开展编码活动……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再次，民俗有相对稳固的受众……最后，民俗通常都有发展与演进、变化的过程。”[6]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在其著作《传播是怎样运行的》指出“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因此，构建民族记忆书写媒介呈现的要素要注意文学作品中对信源、讯息、受众的“书写”。
民族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是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书写的来源，在组织文学作品中有关民族文化的信息时不仅要忠实于社会原型还要结合作家的写作志趣创作有价值的作品内容，对信源进行文学加工，使之参与文学作品中民族记忆的表达；讯息是由相互关联的符号组成的有意义的信息，讯息有时又特指具备某种完整意义的信息。“文学的活动区域即是来自符号秩序的总体规定”，[7]构建民族记忆书写的第二个要素就是由“符号秩序”构成的讯息。因为符号本身有解释、传达、思考三种功能，那么解释、传达、思考则是具备民族记忆的符号应形成的“秩序”，并以此形成传播民族文化的讯息；“媒介是文学传播的核心概念之一”，[8]从媒介呈现的角度分析文学传播的受众，不仅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还包括文学作品传播媒介的“受众”。作家不仅要根据读者喜好创作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根据媒介受众的喜好创作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例如新媒体传播环境中的文学作品，作家要重视作品的“再传播现象”，“新媒介多样的呈现方式使得文学作品在内容、文体、表达方式、生成过程等方面有所变化，作家也变成趋于普泛化的称谓。”[9]作家不仅仅是作品的传播者也是作品再传播的受众，因为媒体的受众会对作品进行再加工与再创作，文学作品创作队伍在媒介的推动下不断扩大。
四、结语
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将世界、作者、作品、读者作为构成文学的四个要素。其中的世界是“直接或间接的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10]不仅包括思想、感情、物质、事件等，还包括文学作品创作及传播的环境。进入21世纪，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层出不穷，媒介融合、跨界传播成为主流，以纸媒为中心的民族记忆书写日渐式微。文学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因此重新审视当前媒介环境，构建较为科学的媒介呈现要素，运用恰当的媒介呈现策略，以此创新当代广西女性作家的“民族记忆书写”，传播民族文化，完成作家民族文化传播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吕卫清.《“母亲”的出走——品读陶丽群<母亲的岛>》[J].青年文学，2015（11）.
[2]陈峻俊.《融媒时代的民族文化传播与媒介记忆生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
[3]陈晓洁.《媒介环境学视阈下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4.
[4]（美）M·李普曼.当代美学[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7：7.
[5]郭庆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8（2）.
[6]庹继光，刘海贵.《民俗传播要素简论》[J].新闻大学，2012（4）.
[7]南帆.《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J].文艺理论研究，2010（3）.
[8]刘崙.《新媒介环境下文学传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J].新闻爱好者，2009（7）.
[9]许苗苗.《新世纪文学与新媒介环境》[J].甘肃高师学报，2010（6）.
[10]M.H.艾布拉姆斯著，郦雅牛等著.《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