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应对人老龄化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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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将老龄事业作为“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的大事来部署和推进。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中国特色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纲领性指导。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关于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讲话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是进一步落实我国老龄工作、创新老龄事业的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进一步而言,“5·27”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新思路新实践”,是“中国30年老龄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为今后的老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做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和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本文尝试基于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及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创新老龄工作、做好老龄事业的基本路径。

一、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与新中国的早期相比,新时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快速、深度、重度老龄化态势凸显。根据人口普查及有关数据测算,当前至2022年前后,我国人口结构处于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减少,但劳动力资源依然供给充分的快速老龄化阶段。2022年至2036年前后,处于人口负增长、老年人口规模膨胀、老年问题集中爆发的急速老龄化阶段。2036年至2050年前后,处于总人口负增长加速、高龄化趋势显著、社会抚养负担突显的严峻的深度老龄化阶段。本世纪中期以后,我国将保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高度老龄化局面。
  2.老年人口绝对规模巨大。民政部2016年社會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086万,占总人口的16.7%。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测算,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到2037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4亿人。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将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都是在亿级规模以上。
  3.老年人口高龄化问题突出。全国老龄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从数量上看,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个亿或以上。我国仅仅高度老年化的人口规模将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总规模。从人口年龄结构的比例看,高龄老年人口将占老年人口总量的22.3%,占世界高龄老年人口总量的1/4。这种高龄化的局面将世界罕见,并至少保持到本世纪末,达数十年之久。
  4.全国老龄化不平衡的矛盾长期存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基本情况以及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城乡二元甚至多元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我国老龄化不平衡现象将长期存在,并且伴随一些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而日益凸显。具体而言,一是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二是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三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偏远、边缘的中西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四是“未富先老”及养老资源供给与养老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中国的老龄化减速,且中国全域发展相对比较平衡的年代。因此,在可见的将来,全国老龄化不平衡的矛盾将长期存在。

二、新时代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影响将是全面的、突出的,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健康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老龄工作等等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之下,得益于数十年的人口红利效应。几十年的人口红利让中国获得了基础性的国际比较优势,迅速成长为国际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结果就是劳动人口减少、社会抚养压力增加,失去人口红利。老龄化越严重,消耗的社会资源将越多,经济积累和社会消费将减少,进而可能迟滞经济发展。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发展构成挑战。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急剧变化。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家庭、独居家庭和空巢老年人家庭等高风险家庭将快速增加。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夹击下,家庭小型化、少子化将大大弱化家庭养老功能,家庭养老风险将快速外化为社会风险。其次,社会代际矛盾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越严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存量将受到冲击,将来的劳动力资源增量有限,社会老年抚养负担过重,下一代沉重的养老负担可能影响整个社会安危。再次,人口老龄化危及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比如,代际赡养负担过重,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客观上容易导致孝文化的传承困境及敬老孝老的行为缺失。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制度构成挑战。我国是在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快速解体,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全国养老统筹还未达成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目前的社会抚养压力已经比较严重,伴随人口呈现出更加快速、深度、高度老龄化,而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诸多先天不足与后天乏力的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比如,制度体系缺乏顶层设计,各省甚至是各个地区各自为战,全国一盘棋的局面尚未形成。具体来说,当前城乡之间、各省之间、各部门之间等,存在着体制内的差别、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壁垒重重,弊病不少。又如,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效率不高,养老金的充足性和稳健性都面临严峻挑战。再如,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责任主体定位不清,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各主体的责任与义务。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将关系人民的“获得感”,关系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拥护及爱戴。   4.人口老龄化对老龄服务工作构成挑战。第一,资金保障和经费压力很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全面到来、人口高龄化的日益迫近、人口社会流动的更加快速多元,我国高龄、失能、空巢老年人将成规模地聚集式出现,老龄服务需求大大增加。据有关测算,到2030年我国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占老年人口总量的48.4%,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达4344万。到2050年前者占比将超过一半,后者规模高达1个多亿。同时,我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预计在2030年为6168万,2050年达到9750万。这些失能老人对整个社会来讲将是巨大的养老挑战。第二,老龄服务工作机制尚未理顺。一是老龄服务管理体制尚不健全。目前,老龄工作分散在民政、人口计生、妇联、工会、劳动人事等部门,老龄服务发展缺乏顶层设计,政府各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难以形成合力。二是老龄服务运作机制尚未有效形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老龄服务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层面统筹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成,甚至老年医疗服务全国联网都没有建成,商业性的养老服务费用较高,其覆盖面也较小,受益的老年群体有限。第三,老龄服务人力资源短缺。有研究表明,我国需要的老龄服务、养老护理人员至少在千万级规模以上,但当前的养老护理人员不足百万,缺口十分明显,基本的老龄服务都难以满足,何谈专业性高端老龄护理服务。老龄护理服务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形势日益严峻。

三、新时代我国科学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径思考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挑战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进程,关系“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积极实现,需要做出科学、及时、综合性的应对思考。
  1.扎实推进新时代的老龄学研究。老龄学研究是科学应对新时代老龄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要求,老龄学研究需要做好战略性、前瞻性的科学研究,提供好理论服务。特别是就中国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期(当前至2035年前后)的老年人口结构特点研究、国际比较视野下中国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研究、老龄化数据平台建构研究、老龄决策职能推演系统研究、“物联网+”康养模式研究、中国应对老龄化中长期战略研究等六大研究领域。只有科学地把握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口老齡化及其相关问题,才能成功地科学、及时、综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2.积极加强党对新时代老龄事业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科学、及时、综合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创中国特色的老老龄事业,只有党有初心、有决心、有信心担负起历史性领导责任。当前,我国老龄服务的制度设计、资源整合及其使用配置等方面,只有党才能统一协调起来。货的领导是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成功解决的根本。因此,党可以在尊重老年学、尊重老龄事业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统一协同政府、社会、市场、个人等各责任主体,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做好新时代老龄事业的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将科学、及时、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升为基本国策。
  3.全面加强新时代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及其执行。首先,加快推进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充分用好战略机遇期。从当前到2050年之间的约30年时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从快速老龄化向高度老龄化过渡的战略机遇期,需要充分利用好这段战略机遇期,尽快建立全国统一、全民覆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基金征集与待遇支付相配套、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资源来源更加多元的养老保障制度。其次,明确主体责任,优化制度结构。实施全国统筹与个人责任相统一的制度模式,深入优化政府、企业、个人的养老责任,充分调动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共同保障老年人养老需求。再次,尽快实现全国统筹。提高养老保障的统筹层次,既能提高养老保障的水平,又能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养老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进步。在新时代,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养老金异地接续制度,尽早实现跨省劳动力养老账户自由流动,为全国统筹创造条件。最后,要加快多渠道筹资,促进养老金保值增值。在建立财政结余资金、养老债券发行、彩票公益金、社会捐赠等筹资渠道的基础上,通过国有股份划拨、开征遗产税和特种消费税等形式进行积极筹资。同时,要制定养老基金运行规则,建立养老基金投资的最低收益率与收益担保制度,通过专业的养老基金运营机构,确保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4.深入做好新时代的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新时代的养老压力呼唤建立新时代“政府托底、社会支撑、家庭担当、个人缴费”的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一是重建和挖掘家庭养老的新范式。无论人口结构怎么变化,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人的心理方面而言,家庭依然是养老的重要支撑,至少是养老的重要心理依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提倡孝老敬老。为此,要通过组织创新,从政策扶持、公共投入等入手强化家庭和社区的养老服务功能。积极开展“互联网+养老服务”行动,推动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向家庭延伸,促进养老服务供给的便利化、智能化。二是鼓励和培育社会养老的新潜能。政府通过税费减免、资金支持等政策倾斜,引导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建立或参与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使其充分运用市场运作机制,发展优质、特色的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多元的养老需求。三是引导和弘扬个人养老的新风尚。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人的早年和老年主要是消费,中间一段主要是创造。因此,个人要积极做好整个生命周期的人生规划,在创造期时做好积累,积极缴费,为自己的老年养老未雨绸缪。政府要研究制定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措施,继续开展“银龄行动”,为实现老有所为丰富形式、搭建平台。继续培育基层老年社会组织,推进基层老年协会规范化建设,发挥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作用。
  5.推动新时代康养产业实现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市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从难题变成挑战与机遇并存,同样需要市场的担当,需要养老产业与老龄事业的协同发力。人口老龄化蕴含着规模巨大的养老产业。养老产业做好了,将有效推动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新的辉煌。因此,一是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将老龄产业纳入新兴产业发展序列,提升老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力发展以高品质实用性为主的老龄制造业,以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效应带动一批上规模的老龄服务企业,以“临床大数据”服务世界老年人口,衍生、延展老龄产业链。二是加快规范老龄产业市场秩序。尽快建立老龄产业市场准入制度、老年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并严格执行,严厉打击危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进而培育出积极健康的老龄服务产业市场。三是加快完善老龄产业发展政策。制定老龄产品税收减免等政策,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老龄产业,培育一批各具特色、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的龙头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链长、覆盖领域广、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的养老服务产业集群。“实施健康老龄化工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以此实现康养融合发展,丰富养老服务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责任编辑 方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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