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以来，我国从南到北先后出现了持续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多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抗洪抢险成为当务之急。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洪涝从来都是最常面临的自然灾害，我国古代怎样防汛抗洪呢？
　　《河防令》，我国现存最早的防洪法规
　　自古以来，随着我国人民对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逐步深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法律、制度和乡规民约。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无曲防”的条约，西汉出台了《水令》《均水约束》，唐代有《水部式》，宋代有《农田水利约束》等，都对防汛抗洪有过或多或少的规定，显然历朝历代都注重从制度上来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应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
　　这部《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汛期），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守涨”，不得有误。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河防令》的颁行，不但对当时金国统治下的黄河、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以《河防令》为基础制定。
　　经过长期的实践，依法治水、依法防汛抗洪已经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治水和防汛抗洪经验：大禹疏导洪水的方法成为后世治国的借鉴，西汉贾让治河三策中的“上策”充分体现了人与洪水和谐相处的思想，明代水利家潘季驯在长期治黄实践中总结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更是对今天的黄河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水文站的罕见遗迹——白鹤梁
　　在防汛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古水文站有一处罕世遗迹，就是白鹤梁。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故而古人常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梁石鱼题刻保存最好，价值也很高。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所以，白鹤梁应是世界最早期的“水文观测站”。
　　而在宋代，江苏的吴江（今江苏省苏州）上立有两座水则碑，建于1120年，也是古代著名的“水文观测站”。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当时规定水位到达第一个刻度，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过第二个刻度，极低田地受灾；超过第三个刻度，低田受灾……超过第七个刻度，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如果哪一年洪水水位特别高，即于本则刻上：哪年水至此。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份为1194年。
　　“水报”预警用独特“羊报”
　　古代不仅注重水文观测，也十分注重汛情的预报和报警。古代黄河常决口淹没农田村庄，为防洪便产生了“水报”，这是一种和“兵报”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这种汛情传递的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
　　在古代，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快马迅驰，通知加固堤防、疏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俟水报马到，即通知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为止。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古代，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羊报”。所谓“羊报”，就是报汛水卒。清张九钱在其《洛中集》中对“羊报”作了详尽记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迅速带着干粮和“水签”（警讯），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
　　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迅速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准备。这种“羊舟”也很独特，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晒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
　　“羊报”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古代的“羊报”完成任务被抢救上岸后，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死，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他们为了防汛抗洪真是出了大力。
　　巧用城防天然结构疏浚封堵
　　在抗洪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
　　首先是未雨绸缪。历朝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刘崇远《金华子杂编》记载：“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垃圾淘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宋哲宗元四年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可见河道清障在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明代设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顺治元年定令“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对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
　　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门，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既方便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的通过，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又形成了有效的屏障。
　　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水窗，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自行阻断。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平时管护极为简单。北京的紫禁城和江西的赣州城就是这样的例子，千百年来其防洪作用仍然不减。
　　太守苏轼抗洪身先士卒
　　古代洪灾肆虐之时，官员发挥带头作用也十分关键，政府要求主官必坐镇现场指挥。
　　西汉年间，汉武帝沉白马玉璧于河，自将军以下皆参与劳役封堵黄河决口，梁楚之地得以保全。而王尊任东郡太守时，黄河泛滥浸瓠子金堤，民众奔走躲避，王尊携吏民夜宿大堤之上昼夜值守修护，溃堤也不为所动，直至洪水退去。北宋年间，开封府尹开年大事便是寻堤治水，《宋史》载：“分遣使者发畿县及近郡丁夫数万治河堤，自是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宋真宗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
　　最著名的还是宋代的大词人苏轼，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做地方官时也是政绩卓著，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防汛抗洪。《宋史·苏轼传》载：宋神宗时，苏轼任徐州太守。到任之后正赶上黄河在曹村决口，很快汇聚到徐州城下，再加上暴雨不断水又流不出去，城墙都要快冲塌了，城里的富户都带着金银细软逃出城去避水。苏轼见状，就对大家说：“富户一走，民心就会动摇，一定不能让洪水进城。”于是，他下令让手下把富户都拦回城里。然后苏轼赶到当地驻军的武卫营，对其卒长说：“河水就要淹城了，事情紧急。你们虽说是禁军，这种时候，也应该出力呀！”卒长被苏轼的精神感动了，说：“太守都不怕水淹，和我们一起守城，我们这些小人物，一定与洪水拼死作战。”就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
　　人心齐，士气高，很快在城东南筑起一道长堤，总算把黄河水给拦住了。然而，暴雨日夜下个不停，积水泄不出去，水位越“长”越高，最后距城墙头只有三尺了。这时的苏轼却神情自若，在城上搭了个临时帐篷住在里面，全力调拨官员分段守护。军民望见太守的帐篷，心里觉得踏实，信心也就更坚定了。经过多个日夜与大水艰苦鏖战，终于雨过天晴，保全了徐州城。
　　可见，主官坐镇指挥抗洪，是取得抗洪胜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