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具有地域色彩,早在南朝梁时期,刘勰就在其思想巨著《文心雕龙》中反映出这样的思想来。《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瑰诡而慧巧”,“耀艳而深化”,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陕西作家群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三秦文化的影响。本文将着重从陈忠实入手,以他的《白鹿原》为文本,简要探讨三秦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地域文化;陈忠实;秦地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139—02
　　
　　《白鹿原》这部扛鼎之作以它那“囊括宇宙,贯通古今”的叙事艺术为我们展现了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将白鹿原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推向了世界。陈忠实并没有刻意求新去追求小说创作主题范式,而是理所当然地继续秦地小说家大力推崇的文化主题,尽情地阐释着自己对关中文化的理解,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瑰丽的民族史诗画卷。
　　一、创业主题
　　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如何生存一直是考虑的首要问题。秦人把这个问题和创业放在了一起去考虑。处于农业文明的关中平原,众生的创业自然离不开农业的首要生产资料—土地。《白鹿原》中,白嘉轩从创业起初到成为白鹿原屈指可数的大家族,都一直对土地有着独特的情感。就是在和鹿子霖的争斗中也时常是为了土地。可见土地在农业社会中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为了得到那块长着鹿样样奇草的慢坡地,他对鹿家机关算尽;为了把父亲的坟迁到那块他认为蕴藏着白鹿精魂的地里去,他谎说自己做了梦,梦中的父亲鬼魂告诉他棺里进了水;为了李家寡妇的那六分好地,他和鹿子霖闹得沸沸扬扬…等等都是很好的凭证。在创业的社会关系方面,白鹿原完全采用的是农业社会所特有的家族式结构。“对于白嘉轩来说,他最重要的关系在于家庭。他首要的观念是家庭观念。他的进取就是家庭的进取,他的哀乐就是家庭的兴衰,他的人生完全融化在家庭里了。离开家庭作为小说人物他则不复存在。”[1]作为创业的主体—人来说,对其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引用吴宓先生对陕西楞娃的解释:憨厚,耿直,倔强…但我们也可以从作品中发现关中人特有的一种狡黠。白嘉轩是一个追求仁义的“正面人物”。他一生居仁思义,心怀大志,为家庭和乡人殚精竭虑奔波不息。作为一个农人,他敬恭桑梓、服田力穑,用血汗一步步建立了自己的家业;作为族长,他博施公济,逐渐树立起了在乡民们的威望。他一生的奋斗目标是:治好家业,振兴家族,同时使白鹿原的乡人们家家温暖,个个仁义。其实,他一生中的每一次仁义之举几乎都是出于立身扬名的功利目的。就像修祠堂时的愿望一样,他“想出面把苍老的祠堂彻底翻修一新,然后在这创办起本村的学堂来,而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就创业的进程和结果来说,农业社会以兼并土地为手段的创业,在起初,创业者往往是要付出大量艰辛的体力劳动的,等到自己的土地达到一定程度时,土地所有者就可以不用自己劳动而获得大量的收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大量土地。许多所谓的“地主”只是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的“主”。白嘉轩在今人的眼中也只不过是一个多承包了几亩地的“专职农民”而已。
　　如果说上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在秦人的创业中,我们更应该看到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这两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客观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观方面: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制约。因此,对世代的秦人创业者来说,“苦”一直是伴随他们创业左右的。在秦地小说中,秦地小说家们对苦难的人生进行了集中的关注,使他们既不淡化对天灾人祸的冷峻审视,又不忽视对苦难降临时人的坚忍所凝聚的精神品格的称扬。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作为农业文明中的关中平原和他者地域农业文明的区别。秦地作家对这一点的关注,也应该是作为区别于他者的地域特色。
　　二、性·情主题
　　“临近世纪末的秦地文学似乎给广大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伙老陕老土,特别爱写男男女女的事,写得有滋有味,写得惊世骇俗,写得不伦不类,写得别有用心,写得让人感动又让人反感,写得令人厌恶又忍不住看…”[2]秦地小说家对形形色色的性恋与爱情的描写,与作家的生命体验生活积累和观念意识有关。探讨秦地性文化,有三个层面值得注意。“一是原始的本能层面。秦地小说突破了种种认为禁锢,尤其是在压抑人们甚久的律条崩溃之后,秦地作家更真切地看到了生命的本相:贫瘠的土地上强化着更为旺盛的生殖文化—生命基因复制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顽强冲动。《白鹿原》开篇便切入这一性文化的层面,写白嘉轩为了生殖目的而顽强地、豪壮地连娶了七个老婆,终于达到了生殖的目的。这种描写极富文化人类学的意味:他很古老,也很时髦…二是性的审美化层面。在20世纪的秦地,文化娱乐的条件仍普遍匮乏,尤其像陕北的穷乡僻壤,‘在没有点电灯,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夜晚,在这闭塞的一村一户被远远隔开的荒山上,夫妻间的温柔,成了他们夜晚主要的文化活动。’(《最后一个匈奴》)在这种情形下,性爱活动涉入精神需求领域,既是一种‘体育’活动,又是一种‘美育’活动…三是性的社会化层面。在人们熟知的描写性爱的文学教训中,总强调怒能为写性爱而写性爱,要在性爱的描写中去观照社会人生。这是将性爱置入社会人生的大系统中去考察势必会引出的结论。的确,性、性爱及性描写与社会人生莫不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3]《白鹿原》中,陈忠实反映了在宗族社会中,关中平原人们的性·情观。他所反映的性·情观极相似第三点。在陈忠实所营造的《白鹿原》的世界里,女性是作为男权社会的“他者”出现的,她们也不应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与权利,否则便万劫不复。“30位女性中明确提到死去的有14位,约占50%。‘死’笼罩了白鹿原的上空,这些人的死是必然的”,“越是遵循这种害人的制度越可长寿,越是和宗法制度相敌对越是短命。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面前没有任何价值,爱情、事业、人生的追求都如同一张白纸”。[4]这是典型的男性文学主流叙事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其歌颂和赞美的笔调遮盖了事实的残忍。“客观地讲,女人作为配角在白鹿原上生活的”,“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5]在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和社会里,女性完全被笼罩在男权的阴影之下,男权的中心统治地位无情地对女性从肉体到灵魂构成双重压迫和摧残,女性的命运是悲惨的。即使书中把握了自己命运的惟一女性白灵,她的死亡,仍暗合了传统儒家信徒的人生观,逃不出白嘉轩们的预料,逃不出封建道德欺诈的目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蔑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彰显男性优势的社会,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男性的绝对宽容和对于女性的绝对严苛。女性仅仅作为传宗接代和男人成家立业的工具而存在,女人没有独立的地位,用白赵氏的话说,“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固然,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因是当时社会与文化双重压迫的结果,陈忠实也以历史真实的笔调再现了女性的“生”之艰难,然而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描写却透露出陈忠实的文本抒写,依然是典型的男性文学主流叙事对女性形象的书写。“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以男性为尊的社会里,女性的世界黯然失色。”[6]在《白鹿原》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女性非小娥莫属。在白鹿原的人看来,小娥就是祸水,更重要的是她失去了女人所应有的贞洁。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观念中,贞洁是衡量女性的一把标尺。以男权为中心的关中文化,自然而然地遵循着这一标准。但是我们要问,是谁让她成为万人唾骂的“婊子”呢?她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难道有错吗?也许在贞洁这一点上我们不应刻意地去责备古人。但是对女性进行戕害的贞洁观我们则要责问:所有的不贞洁还不是由那些操纵话语权的男性所造就的吗?明显的是:在关中贞洁妇道是对女性人性的一种戕害。
　　结语
　　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特定人生的理解与表现。陈忠实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感悟和更为自觉的文化意识。陈忠实立足于农耕文明,并对在此之上形成的中原文化尤其是关中文化进行着反思。深刻地剖析了关中传统在时代变迁下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关中文化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们也经受着时代的磨练。恰似陈忠实一样,在对自己故土那种迷恋的感情之外,更有一种对传统文化衰落的失落和担忧。但同时,他仍旧诠释和解构那种深入骨髓的文化传统并把它尽意地展现出来。地域文化构成了陈忠实的整个创作世界,也只有在这种地域环境的影响下,他们的作品才具思想性。地域文化影响了作家,作家同样接受和传播着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郑万鹏.《白鹿原》与家族文化[J].东疆学刊,1997,(1).
　　[2][3]李继凯.秦地小说与秦地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4]孙艳平.从笔下流出的眼泪[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1,(3).
　　[5]龙叶.《白鹿原》中几位女性人物之我见[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2).
　　[6]张爱荣.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J].云南经贸大学学报,2002,(3).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