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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詹尼斯·菲阿门哥教授是渥太华大学文学院英语系的终身教授，身兼加拿大文学权威期刊《加拿大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研究》的编委，主要研究加拿大女性作家， 尤其是蒙哥马利、爱丽丝·门罗和莎拉·邓肯，以及加拿大文学中重要作家的宗教观。她先后撰写和编著了《女人的一页：加拿大早期新闻学和修辞》（2008.）、《另外的自己：加拿大文学想象中的动物》（2007）、《加拿大剑桥文学史》和《反思加拿大：妇女历史的希望》（2006）等作品。2015年，笔者获得加拿大政府和中国留学基金委的“中加学者交换项目”资助，受大连外国语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委托，在渥太华大学访学期间采访了菲阿门哥教授。访谈中菲阿门哥教授讲解了蒙哥马利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魅力，从女性主义、性别角色、传统型和宗教等视角提出了非传统的独特观点，并简述了蒙哥马利接受到的文学影响，以及她对后来作家的影响。在讨论中，菲阿门哥教授澄清了关于蒙哥马利的女性写作的误解，驳斥了将其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的观点。她还强调了蒙哥马利的日记的研究价值，指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蒙哥马利；女性主义；性别角色；平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3-0063-06
吴杨：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更要感谢您这学期的蒙哥马利及其作品研究的精彩课程。我发现在您的课堂上，所有的大学生，无论男女，都非常喜欢《绿山墙的安妮》。您认为，这本书有哪些地方吸引他们？安妮这个人物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加拿大人，乃至整个世界的读者呢？这本书和安妮这个人物的永恒魅力在哪里？
菲阿门哥：安妮之所以吸引很多加拿大读者和全世界的读者，是因为她集中体现了我们童年时代的纯真、清新、富有想象力和勇气，她已成为一个完美的童年理想的化身。小安妮的个性倒不一定是独特的，她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的特点的集合，在蒙哥马利的第一部小说中得到诗样的描绘，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比如，在小说中，蕾切尔·林德太太尖刻地批评安妮的长相，令安妮愤怒地驳斥了她。再比如，吉尔伯特·布莱斯戏谑地管红头发的安妮叫“胡萝卜”，气得安妮拎起写字板砸在他的头上。这些场景都反映出安妮对于成年人权威力量和男孩子的残忍的一种挑战。安妮反抗权威力量的压迫和欺侮，她的反抗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令读者拍案叫绝。可是同时，安妮又不是一个平面的叛逆者，她的个性是多维的：她热爱自己的家绿山墙、大自然的美、珍惜友情和家人的关爱，对于收养她的老兄妹俩，她充满了爱和感激，读者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成为一个孝顺的好女儿。所以说，安妮不是个平面的人物，她即抗争不公平的待遇，同时又努力寻找着爱和友情。应该说，她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不传统的特例，所以她怎么会不吸引读者呢？
吴杨：蒙哥马利的小说读者群设定为女孩和女人，但有趣的是，她的作品也很受男孩的欢迎，我看到在你的课上讨论安妮和艾米丽系列小说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一样激烈、兴奋和怀念。您认为，这些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故事中，有什么吸引着男性读者？
菲阿门哥：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确实，在蒙哥马利的作品中很少有真正动人的男性人物描写，然而长期以来这些书却对男性读者产生着同样的吸引力。每隔几年，我都要开一门研究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的课，在这个课上，我就发现男学生对《绿山墙的安妮》的反应一直是积极、正面的，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女学生对安妮的反应通常是认同，感同身受，而男孩子的反应略有不同，他们更多地是欣赏蒙哥马利的幽默笔触、生动欢快的场面、情感处理的娴熟还有书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温情。
吴杨：《绿山墙的安妮》在1908年出版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1937年中国首次译介了《绿山墙的安妮》，当时的译名是《绿芦小孤女》。1987年著名翻译家马爱农（《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译者）将这本书重新翻译出版。新世纪初，蒙哥马利的小说陆续被引进到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版本，包括绘本、音像制品、儿童简写本等等。在日本有一股巨大的“安妮热”，每一个到加拿大的日本游客都必定要到爱德华王子岛去游历安妮的绿山墙，如同朝圣一般。您觉得蒙哥马利的作品，尤其是《绿山墙的安妮》对世界各地的读者的感染力到底是什么？
菲阿门哥：我觉得，蒙哥马利的作品的感染力在于，她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图景，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里面的女主人公非常感性，她热烈地呼应着美妙的大自然和一切能够滋养她们想象力、创造力和热爱家庭的社会元素。她的作品中呈现出原型的人类社会情境，比如寻找一个真正的家和家人，也就是归属感和相互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她触动了很多读者的心，因为读者们都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类似的地方，更加浪漫，更田园牧歌式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敏感、更敏锐——这一点和蒙哥马利的人物非常相像，比如安妮、艾米丽和派特。
吴杨：评论界将蒙哥马利定位为儿童文学作家，您觉得正确吗？
菲阿门哥：我毫无贬低蒙哥马利的意思，但是她确实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她的作品受成年读者喜爱而已。我不会把她和成人文学作家相提并论，比如乔治·艾略特或者简·奥斯丁或者托尔斯泰。人类经历的某些方面蒙哥马利是无法驾驭的。她能够驾驭的是讲述女孩的成长、成熟和她们寻求身份和归属感的故事，她是非常娴熟的，她的主题有一种原型的魅力。
吴杨：2002年第五届国际蒙哥马利研究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上，您提交了一篇研究蒙哥马利日记的论文，后来被收入到2005年出版的《蒙哥马利的私密生活》这本书中。在这篇论文中，你写到，蒙哥马利的抑郁“是一种阐述，而不是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您的结论是“蒙哥马利雕琢出一个自传式的“我”，记录下个人生活中的痛苦，这个记录能够打破并重建她的公众身份”（184）。她通过写日记重建了怎样的身份？
菲阿门哥：在阅读蒙哥马利的“私密”日记时，（当然，所谓的“私密”，实际上她的写作一直是针对读者的，有一天一定会发表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丰富的作家形象，如果我们只有她的小说作为佐证的话，是很难想象出作家这样的形象。她对于自己遭受的苦难、对于宗教正统性的质疑、对于自己婚姻的反抗思想，还有她整个的生活情境，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蒙哥马利的另一个侧面，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个侧面使她生动起来了。 吴杨：我读过很多评论，讲述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所受的影响，比如布朗蒂姐妹和她们的作品对她的影响，不少文章也分析蒙哥马利对后世作家和文学的影响。您认为，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对于加拿大作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作家产生了哪些影响？
菲阿门哥：这种影响恐怕很难确定。我倾向于某些评论家的观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渴望，当她们面对一个对自己毫无同情的世界时，他们毫不气馁，最终赢得了这个世界的认可，这一点对后来的女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拿大一些最著名和最权威的女性作家，比如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和简·厄科特，都曾谈起过她们对蒙哥马利的欣赏，她的作品曾激发过她们童年时的想象力。当然，她们的写作与蒙哥马利的风格完全不同，蒙哥马利书写的年轻女性十分敏感，她在一群不能理解她的人群中努力地寻找着自身的位置、认可和爱，因而树立起一个充满力量和决心的女性形象。她对艾米丽这个作家的描写对于初出茅庐的作家来说非常有鼓舞力。
吴杨：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哥马利的女主人公都是反叛的、坚毅的、有抱负的、同时又不守常规，尤其是艾米丽。您觉得蒙哥马利是不是在利用这些人物来表达她对社会的反抗呢？虽然在她那个时代还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说法，但您觉得她是不是应该被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呢？
菲阿门哥：女性主义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所以使用起来一定要小心，不能太宽泛。在蒙哥马利的时代已经有了女性主义，是北美社会中要求女性选举权和从事某些职业（比如医生、律师、政治家）的女权主义，即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对此蒙哥马利虽然不反对，但也毫无兴趣。她的小说中提到了类似的社会事件，但这种东西绝对不会是她作品的核心。但是，如果女性主义意味着社会就因为女性的身份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种社会约束，蒙哥马利的作品中确实有女性批评的元素。同时，蒙哥马利的小说又是传统的，她希望所有的女人都有结婚生子的愿望，她们最大的幸福应该来自于婚姻和做母亲。我觉得这种传统观念更能体现蒙哥马利真正的信仰和人生经历。
吴杨：《新月的艾米丽》里有四位男性人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支持和鼓励过艾米丽，在2008年，中国的一位学者①对他们做了研究，认为他们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要么是社会的弃儿，要么是失败者。您怎么看待蒙哥马利作品中的少数男性角色？（因为大多数的男性人物都被描写为两性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您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品质？您认为蒙哥马利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所以才塑造这样的男性形象吗？
菲阿门哥：蒙哥马利和很多小说家一样（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在全球都这样），对于社会的放逐者和失败者非常感兴趣。这样的人物几乎“总是”要比那些完全适应环境的、在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更吸引作家的眼球。我不觉得这能证明这是女性主义意识或者女性主义写作动机，反而更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倾向，认为社会的弃儿比那些成功的权贵更真实，更值得同情。我们都倾向于同情弱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蒙哥马利笔下的男女人物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反抗着社会，拒绝顺从社会的传统行为模式。为此，他们受到社会的惩罚，但在小说中得到了认可。从这一点上看，蒙哥马利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从拜伦时代开始，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读者就一直钟爱叛逆和弃儿。
吴杨：我觉得，蒙哥马利的写作从《绿山墙的安妮》开始，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乌托邦的世外桃源，慢慢的，她的后期写作就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关注真实的世界。您是否也认同我的看法？您怎么给她定位？是浪漫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
菲阿门哥：从某种程度上看，安妮的世界是一个母系社会。女人们既有社会权力，也拥有话语权，可能还有政治权力，她们的声音在安妮的小说世界里必然占统治地位。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一个女性的世界。艾米丽系列小说也是同样的，伊丽莎白姨妈和劳拉姨妈的意志主宰着整个新月山庄。甚至在芭特系列小说中也一样，朱迪·普拉姆的故事和态度决定着银色森林的芭特的世界。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到底是怎样的原因使然，蒙哥马利在她整个的写作生涯中更倾心于描写居家的世界，一个女性权威占主导的世界，她的写作在这里也更得心应手。我不知道该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是说明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或者我倒觉得这更能证明，在加拿大这个社会里，女性在她们的范畴里一直拥有着极大的权力，而这又反过来驳斥了当代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关于女性的历史经历的说法。
吴杨：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蒙哥马利出版了不下20本小说，一整套日记（逝世以后），几十本短篇小说集和诗集。您认为她哪一部作品最成功？为什么？
菲阿门哥：我还没有读完蒙哥马利所有的小说集和诗集，但我反复研读了她的重要作品，包括安妮系列、艾米丽系列、芭特系列和她全部的日记。就我个人而言，艾米丽三部曲是蒙哥马利笔下表现最丰富、写作最有力的作品。这是一套成长小说，描写了一位成长中的艺术家，我一直很欣赏这套书中哥特式的怪诞、对作家心理的洞察以及大自然对想象的灵感的重要性的礼敬。这套作品与蒙哥马利其他的成长小说不同，它是有深度的，人物描写也脱离了安妮系列的稚嫩，完全可以和适合成人阅读的经典媲美。
吴杨：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一特点。安妮系列和艾米丽系列的差异和相似性一样多。安妮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充满了想象力，和一群充满爱心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如诗如画的乡间享受着友情和忠诚。相比之下，艾米丽却时时感到压抑和沮丧，生活在玛瑞家族的阴影中，在一栋又大又冰冷的房子里居住，没有什么忠实的朋友。您觉得艾米丽反映了作家在写作主题上的日臻成熟，还是反映了作家本人逐渐对世事的失望呢？
菲阿门哥：应该说，艾米丽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更为阴暗的安妮。我觉得很难在这些作品和作家的自传中找到平行的线索，更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之所以艾米丽更阴暗，是因为蒙哥马利的人生观变得阴暗了，因为在蒙哥马利创作安妮小说时她的生活境遇是很悲惨的。我倒想说，在艾米丽小说中，作家刻意地创作了一个不同的女主人公，一个更阴暗、更现实（但依然高度浪漫的）、更令人不安的小说世界，它充满了疯狂、痴迷、疾病和个人障碍，这些描写都要比安妮系列，尤其是早期的几部更为突出。 吴杨：您去过爱德华王子岛参观安妮的绿山墙吗？您觉得，去参观那里对读者理解作品是不是会有帮助呢？
菲阿门哥：我去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参加过会议，但并没有借机去参观安妮的景点。我对此丝毫没有兴趣，这一点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蒙哥马利的小说作品就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去看所谓的“原版”。事实上，我宁愿不去看他们。小说的世界已经很完美、很令人满足了，我担心，真实的景点也许会破坏掉它。
吴杨：在中国，还没有一篇文章或者专著研究蒙哥马利的日记。您觉得蒙哥马利厚厚的几大本日记值得研究吗？她的日记有什么重要性？
菲阿门哥：她的日记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无论是作为艺术作品本身还是作为与小说的平行文本都很有代表性。蒙哥马利对于所处社会、人类的苦难和损失、宗教、人性等的看法在这些日记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研究这些日记就可以看出它们给她的作品带来的影响和与作品的反差，从中还可以找出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的轨迹的详实记录。所以，你看，这些日记，经过伊丽莎白·沃特斯顿的甄选编撰成五大本日记出版，如果仔细研究，一定会很有收获的。比如我们在课堂上曾经读过一篇海蒂·麦克唐纳的论文，《大萧条在L. M.蒙哥马利生活和她的芭特作品中的体现》②，研究的就是蒙哥马利的日记中大萧条时期社会现状、人们的世界观和蒙哥马利自己的心理状况，对比她的芭特小说中社会现状和人物的生活情况，从宏观上看出蒙哥马利的悲观思想的来源与问题的体现，虽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有些偏颇，但是这篇文章很好地例证了蒙哥马利的日记的研究价值。
吴杨：经过了100多年，蒙哥马利的作品已经被从各个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您认为，她的作品还有研究的空间吗？
菲阿门哥：确实，蒙哥马利的作品已经被彻底研究了，但我相信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她的后期作品中有很多，比如芭特系列，只得到了有限的关注。还有，蒙哥马利的日记和小说两者都并非拷贝了作家自己真实的生活，但两者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关于女性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对二者做平行文本比较，会有更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比如女性的自恋和自怜问题就在多处文本中出现。蒙哥马利在日记中一直喜欢戏剧化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不断地哀叹她的苦难深重，她自以为自己的苦难超过任何人的苦难，因此在安妮、艾米丽和芭特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物的影子，同样的戏剧化表现，常常自怨自艾。通过研究日记和作品还可以仔细探查蒙哥马利如何看待这样的性格特点所带来的挑战和回报。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题。类似的比较研究题目还有很多。我想这在加拿大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在中国也应该是吧。
吴杨：谢谢您的指点。对于中国的蒙哥马利研究学者和读者，您有什么寄语给他们吗？
菲阿门哥：加拿大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蒙哥马利的作品中加拿大语境及其意义。还有些学者专门研究蒙哥马利的作品为什么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依然大行其道，比如在日本，红头发的安妮的研究、旅游都很兴盛。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如果能研究蒙哥马利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读者是否具有吸引力，在何种程度上能唤起读者的回忆或者记忆的差异，以及在中国语境下她的作品的文学价值等等，将会对蒙哥马利的批评和读者群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很想知道蒙哥马利的作品人物哪些方面可以和中国读者产生共鸣，哪些方面（比如安妮童年时的滔滔不绝的言语和反抗等，在我们的课上都讨论过）在中国读者中比较难于接受。从不同语境和文化视域中探讨这些问题都将极大地丰富蒙哥马利文学研究。我期待着中国读者和研究学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分享和见解。
Abstract： Professor Janice Fiamengo is a professor of Canad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Ottawa，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journal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S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Canadian women writers， especially L.M. Montgomery， Sara J， Duncan and Alice Munro and the treatment of Christian faith in Canadian canons. She wrote books The Woman’s Page： Journalism and Rhetoric in Early Canada （2008） and was an editor of Other Selves： Animals i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2007）. She also wrote some chapter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2009）and Rethinking Canada： The Promise of Women’s History （2006）. Wu Yang interviewed Professor Fiamengo on behalf of the Center of Canadian Studies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2015.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Fiamengo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Montgomery’s universal appeal as a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and provides an unconventional analysis of her works in terms of feminism， gender roles， conventionalism， religion and the connection of Montgomery and her predecessors and followers. She clarifie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ontgomery’s female writings， dismissing the radical classification of Montgomery into feminists. She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f her journals and points out some possible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 Montgomery； feminism； gender roles； parallel studies
作者简介：吴杨，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主要从事加拿大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研究。
通讯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大连外国语大学，邮编116044
E-mail：sarawy@163.com
（责任编辑：刘芳）
关键词：蒙哥马利；女性主义；性别角色；平行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6）03-0063-06
吴杨：首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更要感谢您这学期的蒙哥马利及其作品研究的精彩课程。我发现在您的课堂上，所有的大学生，无论男女，都非常喜欢《绿山墙的安妮》。您认为，这本书有哪些地方吸引他们？安妮这个人物又有哪些独特的魅力深深吸引着加拿大人，乃至整个世界的读者呢？这本书和安妮这个人物的永恒魅力在哪里？
菲阿门哥：安妮之所以吸引很多加拿大读者和全世界的读者，是因为她集中体现了我们童年时代的纯真、清新、富有想象力和勇气，她已成为一个完美的童年理想的化身。小安妮的个性倒不一定是独特的，她是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的特点的集合，在蒙哥马利的第一部小说中得到诗样的描绘，令人久久不能忘怀。比如，在小说中，蕾切尔·林德太太尖刻地批评安妮的长相，令安妮愤怒地驳斥了她。再比如，吉尔伯特·布莱斯戏谑地管红头发的安妮叫“胡萝卜”，气得安妮拎起写字板砸在他的头上。这些场景都反映出安妮对于成年人权威力量和男孩子的残忍的一种挑战。安妮反抗权威力量的压迫和欺侮，她的反抗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令读者拍案叫绝。可是同时，安妮又不是一个平面的叛逆者，她的个性是多维的：她热爱自己的家绿山墙、大自然的美、珍惜友情和家人的关爱，对于收养她的老兄妹俩，她充满了爱和感激，读者看着她一天天长大，成为一个孝顺的好女儿。所以说，安妮不是个平面的人物，她即抗争不公平的待遇，同时又努力寻找着爱和友情。应该说，她是个传统意义上的不传统的特例，所以她怎么会不吸引读者呢？
吴杨：蒙哥马利的小说读者群设定为女孩和女人，但有趣的是，她的作品也很受男孩的欢迎，我看到在你的课上讨论安妮和艾米丽系列小说时，男学生和女学生一样激烈、兴奋和怀念。您认为，这些以女性人物为中心的故事中，有什么吸引着男性读者？
菲阿门哥：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确实，在蒙哥马利的作品中很少有真正动人的男性人物描写，然而长期以来这些书却对男性读者产生着同样的吸引力。每隔几年，我都要开一门研究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的课，在这个课上，我就发现男学生对《绿山墙的安妮》的反应一直是积极、正面的，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女学生对安妮的反应通常是认同，感同身受，而男孩子的反应略有不同，他们更多地是欣赏蒙哥马利的幽默笔触、生动欢快的场面、情感处理的娴熟还有书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温情。
吴杨：《绿山墙的安妮》在1908年出版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1937年中国首次译介了《绿山墙的安妮》，当时的译名是《绿芦小孤女》。1987年著名翻译家马爱农（《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译者）将这本书重新翻译出版。新世纪初，蒙哥马利的小说陆续被引进到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版本，包括绘本、音像制品、儿童简写本等等。在日本有一股巨大的“安妮热”，每一个到加拿大的日本游客都必定要到爱德华王子岛去游历安妮的绿山墙，如同朝圣一般。您觉得蒙哥马利的作品，尤其是《绿山墙的安妮》对世界各地的读者的感染力到底是什么？
菲阿门哥：我觉得，蒙哥马利的作品的感染力在于，她创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图景，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里面的女主人公非常感性，她热烈地呼应着美妙的大自然和一切能够滋养她们想象力、创造力和热爱家庭的社会元素。她的作品中呈现出原型的人类社会情境，比如寻找一个真正的家和家人，也就是归属感和相互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她触动了很多读者的心，因为读者们都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和自己生活的世界类似的地方，更加浪漫，更田园牧歌式的。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敏感、更敏锐——这一点和蒙哥马利的人物非常相像，比如安妮、艾米丽和派特。
吴杨：评论界将蒙哥马利定位为儿童文学作家，您觉得正确吗？
菲阿门哥：我毫无贬低蒙哥马利的意思，但是她确实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只是她的作品受成年读者喜爱而已。我不会把她和成人文学作家相提并论，比如乔治·艾略特或者简·奥斯丁或者托尔斯泰。人类经历的某些方面蒙哥马利是无法驾驭的。她能够驾驭的是讲述女孩的成长、成熟和她们寻求身份和归属感的故事，她是非常娴熟的，她的主题有一种原型的魅力。
吴杨：2002年第五届国际蒙哥马利研究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上，您提交了一篇研究蒙哥马利日记的论文，后来被收入到2005年出版的《蒙哥马利的私密生活》这本书中。在这篇论文中，你写到，蒙哥马利的抑郁“是一种阐述，而不是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您的结论是“蒙哥马利雕琢出一个自传式的“我”，记录下个人生活中的痛苦，这个记录能够打破并重建她的公众身份”（184）。她通过写日记重建了怎样的身份？
菲阿门哥：在阅读蒙哥马利的“私密”日记时，（当然，所谓的“私密”，实际上她的写作一直是针对读者的，有一天一定会发表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复杂、更丰富的作家形象，如果我们只有她的小说作为佐证的话，是很难想象出作家这样的形象。她对于自己遭受的苦难、对于宗教正统性的质疑、对于自己婚姻的反抗思想，还有她整个的生活情境，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蒙哥马利的另一个侧面，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个侧面使她生动起来了。 吴杨：我读过很多评论，讲述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所受的影响，比如布朗蒂姐妹和她们的作品对她的影响，不少文章也分析蒙哥马利对后世作家和文学的影响。您认为，蒙哥马利和她的作品对于加拿大作家、乃至整个世界的作家产生了哪些影响？
菲阿门哥：这种影响恐怕很难确定。我倾向于某些评论家的观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渴望，当她们面对一个对自己毫无同情的世界时，他们毫不气馁，最终赢得了这个世界的认可，这一点对后来的女性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拿大一些最著名和最权威的女性作家，比如玛格丽特·劳伦斯、爱丽丝·门罗和简·厄科特，都曾谈起过她们对蒙哥马利的欣赏，她的作品曾激发过她们童年时的想象力。当然，她们的写作与蒙哥马利的风格完全不同，蒙哥马利书写的年轻女性十分敏感，她在一群不能理解她的人群中努力地寻找着自身的位置、认可和爱，因而树立起一个充满力量和决心的女性形象。她对艾米丽这个作家的描写对于初出茅庐的作家来说非常有鼓舞力。
吴杨：从某种意义上讲，蒙哥马利的女主人公都是反叛的、坚毅的、有抱负的、同时又不守常规，尤其是艾米丽。您觉得蒙哥马利是不是在利用这些人物来表达她对社会的反抗呢？虽然在她那个时代还没有女性主义这个说法，但您觉得她是不是应该被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呢？
菲阿门哥：女性主义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所以使用起来一定要小心，不能太宽泛。在蒙哥马利的时代已经有了女性主义，是北美社会中要求女性选举权和从事某些职业（比如医生、律师、政治家）的女权主义，即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对此蒙哥马利虽然不反对，但也毫无兴趣。她的小说中提到了类似的社会事件，但这种东西绝对不会是她作品的核心。但是，如果女性主义意味着社会就因为女性的身份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种社会约束，蒙哥马利的作品中确实有女性批评的元素。同时，蒙哥马利的小说又是传统的，她希望所有的女人都有结婚生子的愿望，她们最大的幸福应该来自于婚姻和做母亲。我觉得这种传统观念更能体现蒙哥马利真正的信仰和人生经历。
吴杨：《新月的艾米丽》里有四位男性人物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支持和鼓励过艾米丽，在2008年，中国的一位学者①对他们做了研究，认为他们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要么是社会的弃儿，要么是失败者。您怎么看待蒙哥马利作品中的少数男性角色？（因为大多数的男性人物都被描写为两性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您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品质？您认为蒙哥马利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所以才塑造这样的男性形象吗？
菲阿门哥：蒙哥马利和很多小说家一样（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我不敢肯定是不是在全球都这样），对于社会的放逐者和失败者非常感兴趣。这样的人物几乎“总是”要比那些完全适应环境的、在社会上非常成功的人更吸引作家的眼球。我不觉得这能证明这是女性主义意识或者女性主义写作动机，反而更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倾向，认为社会的弃儿比那些成功的权贵更真实，更值得同情。我们都倾向于同情弱者，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蒙哥马利笔下的男女人物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反抗着社会，拒绝顺从社会的传统行为模式。为此，他们受到社会的惩罚，但在小说中得到了认可。从这一点上看，蒙哥马利实际上是很“传统的”。从拜伦时代开始，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读者就一直钟爱叛逆和弃儿。
吴杨：我觉得，蒙哥马利的写作从《绿山墙的安妮》开始，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乌托邦的世外桃源，慢慢的，她的后期写作就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关注真实的世界。您是否也认同我的看法？您怎么给她定位？是浪漫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
菲阿门哥：从某种程度上看，安妮的世界是一个母系社会。女人们既有社会权力，也拥有话语权，可能还有政治权力，她们的声音在安妮的小说世界里必然占统治地位。我同意你的说法，这是一个女性的世界。艾米丽系列小说也是同样的，伊丽莎白姨妈和劳拉姨妈的意志主宰着整个新月山庄。甚至在芭特系列小说中也一样，朱迪·普拉姆的故事和态度决定着银色森林的芭特的世界。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到底是怎样的原因使然，蒙哥马利在她整个的写作生涯中更倾心于描写居家的世界，一个女性权威占主导的世界，她的写作在这里也更得心应手。我不知道该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是说明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或者我倒觉得这更能证明，在加拿大这个社会里，女性在她们的范畴里一直拥有着极大的权力，而这又反过来驳斥了当代很多女性主义理论关于女性的历史经历的说法。
吴杨：作为一个多产的作家，蒙哥马利出版了不下20本小说，一整套日记（逝世以后），几十本短篇小说集和诗集。您认为她哪一部作品最成功？为什么？
菲阿门哥：我还没有读完蒙哥马利所有的小说集和诗集，但我反复研读了她的重要作品，包括安妮系列、艾米丽系列、芭特系列和她全部的日记。就我个人而言，艾米丽三部曲是蒙哥马利笔下表现最丰富、写作最有力的作品。这是一套成长小说，描写了一位成长中的艺术家，我一直很欣赏这套书中哥特式的怪诞、对作家心理的洞察以及大自然对想象的灵感的重要性的礼敬。这套作品与蒙哥马利其他的成长小说不同，它是有深度的，人物描写也脱离了安妮系列的稚嫩，完全可以和适合成人阅读的经典媲美。
吴杨：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一特点。安妮系列和艾米丽系列的差异和相似性一样多。安妮是一个天生快乐的人，充满了想象力，和一群充满爱心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如诗如画的乡间享受着友情和忠诚。相比之下，艾米丽却时时感到压抑和沮丧，生活在玛瑞家族的阴影中，在一栋又大又冰冷的房子里居住，没有什么忠实的朋友。您觉得艾米丽反映了作家在写作主题上的日臻成熟，还是反映了作家本人逐渐对世事的失望呢？
菲阿门哥：应该说，艾米丽在某些方面是一个更为阴暗的安妮。我觉得很难在这些作品和作家的自传中找到平行的线索，更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之所以艾米丽更阴暗，是因为蒙哥马利的人生观变得阴暗了，因为在蒙哥马利创作安妮小说时她的生活境遇是很悲惨的。我倒想说，在艾米丽小说中，作家刻意地创作了一个不同的女主人公，一个更阴暗、更现实（但依然高度浪漫的）、更令人不安的小说世界，它充满了疯狂、痴迷、疾病和个人障碍，这些描写都要比安妮系列，尤其是早期的几部更为突出。 吴杨：您去过爱德华王子岛参观安妮的绿山墙吗？您觉得，去参观那里对读者理解作品是不是会有帮助呢？
菲阿门哥：我去爱德华王子岛大学参加过会议，但并没有借机去参观安妮的景点。我对此丝毫没有兴趣，这一点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蒙哥马利的小说作品就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去看所谓的“原版”。事实上，我宁愿不去看他们。小说的世界已经很完美、很令人满足了，我担心，真实的景点也许会破坏掉它。
吴杨：在中国，还没有一篇文章或者专著研究蒙哥马利的日记。您觉得蒙哥马利厚厚的几大本日记值得研究吗？她的日记有什么重要性？
菲阿门哥：她的日记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无论是作为艺术作品本身还是作为与小说的平行文本都很有代表性。蒙哥马利对于所处社会、人类的苦难和损失、宗教、人性等的看法在这些日记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研究这些日记就可以看出它们给她的作品带来的影响和与作品的反差，从中还可以找出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生活和思想的轨迹的详实记录。所以，你看，这些日记，经过伊丽莎白·沃特斯顿的甄选编撰成五大本日记出版，如果仔细研究，一定会很有收获的。比如我们在课堂上曾经读过一篇海蒂·麦克唐纳的论文，《大萧条在L. M.蒙哥马利生活和她的芭特作品中的体现》②，研究的就是蒙哥马利的日记中大萧条时期社会现状、人们的世界观和蒙哥马利自己的心理状况，对比她的芭特小说中社会现状和人物的生活情况，从宏观上看出蒙哥马利的悲观思想的来源与问题的体现，虽然作者得出的结论有些偏颇，但是这篇文章很好地例证了蒙哥马利的日记的研究价值。
吴杨：经过了100多年，蒙哥马利的作品已经被从各个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您认为，她的作品还有研究的空间吗？
菲阿门哥：确实，蒙哥马利的作品已经被彻底研究了，但我相信依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她的后期作品中有很多，比如芭特系列，只得到了有限的关注。还有，蒙哥马利的日记和小说两者都并非拷贝了作家自己真实的生活，但两者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关于女性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如果能对二者做平行文本比较，会有更大的学术研究空间。比如女性的自恋和自怜问题就在多处文本中出现。蒙哥马利在日记中一直喜欢戏剧化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不断地哀叹她的苦难深重，她自以为自己的苦难超过任何人的苦难，因此在安妮、艾米丽和芭特身上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物的影子，同样的戏剧化表现，常常自怨自艾。通过研究日记和作品还可以仔细探查蒙哥马利如何看待这样的性格特点所带来的挑战和回报。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题。类似的比较研究题目还有很多。我想这在加拿大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方向，在中国也应该是吧。
吴杨：谢谢您的指点。对于中国的蒙哥马利研究学者和读者，您有什么寄语给他们吗？
菲阿门哥：加拿大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蒙哥马利的作品中加拿大语境及其意义。还有些学者专门研究蒙哥马利的作品为什么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依然大行其道，比如在日本，红头发的安妮的研究、旅游都很兴盛。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如果能研究蒙哥马利的小说创作对于中国读者是否具有吸引力，在何种程度上能唤起读者的回忆或者记忆的差异，以及在中国语境下她的作品的文学价值等等，将会对蒙哥马利的批评和读者群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很想知道蒙哥马利的作品人物哪些方面可以和中国读者产生共鸣，哪些方面（比如安妮童年时的滔滔不绝的言语和反抗等，在我们的课上都讨论过）在中国读者中比较难于接受。从不同语境和文化视域中探讨这些问题都将极大地丰富蒙哥马利文学研究。我期待着中国读者和研究学者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分享和见解。
Abstract： Professor Janice Fiamengo is a professor of Canadi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Ottawa，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journal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and Studie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S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on Canadian women writers， especially L.M. Montgomery， Sara J， Duncan and Alice Munro and the treatment of Christian faith in Canadian canons. She wrote books The Woman’s Page： Journalism and Rhetoric in Early Canada （2008） and was an editor of Other Selves： Animals i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2007）. She also wrote some chapters on Canadian Litera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2009）and Rethinking Canada： The Promise of Women’s History （2006）. Wu Yang interviewed Professor Fiamengo on behalf of the Center of Canadian Studies i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2015. In this interview， Professor Fiamengo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Montgomery’s universal appeal as a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and provides an unconventional analysis of her works in terms of feminism， gender roles， conventionalism， religion and the connection of Montgomery and her predecessors and followers. She clarifies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ontgomery’s female writings， dismissing the radical classification of Montgomery into feminists. She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udies of her journals and points out some possible research topic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 Montgomery； feminism； gender roles； parallel studies
作者简介：吴杨，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加拿大研究中心成员。主要从事加拿大文学和美国文学的研究。
通讯地址：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大连外国语大学，邮编116044
E-mail：sarawy@163.com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