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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9日，从全国各地千挑万选出来的21名少年组成了中国首个少年班，被称为新中国“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他们被送入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进行学习，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1岁。
入学不久，少年班的宁铂、谢彦波和干政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神童”。几十年后，宁铂出家为僧，谢彦波和两位导师闹翻，干政患上精神疾病，一个时代落下帷幕。从红极一时到跌下神坛，三大“神童”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教育的发展轨迹。
1976年，美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国内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这一提议得到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随后，中科院的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筹办少年班。少年班的出现，体现了百废待兴后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人才匮乏的焦虑。
1978年初，13岁的少年班“神童”宁铂因与方毅副总理连下两盘围棋获得全胜而一举成名，全国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都聚焦在这名少年身上。整个国家对科学发展的热忱，使得人们对宁铂的赞美达到了最高峰。
成名后，宁铂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他在学校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被媒体广泛刊载，以致葡萄架成为新生和游客到中科大必去瞻仰的地方。在当时的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宁铂带领少年班的同学仰望夜空观察星象的情景，这个画面也曾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然而，对宁铂来说，伴随天赋而来的还有时代的使命和国家的希望。这份天赋不仅属于他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宁铂被推到了一个他这个年龄无法承受的高度，这一切压得宁铂喘不过气来。从1978年入学到2003年离开中科大，25年间，他曾无数次想要逃离。
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宁铂说，自己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绝不会读少年班。
虽然在媒体的报道中风光无限，但在中科大学习的宁铂并不快乐。当时，他被安排攻读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理论物理，但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宁铂对班主任汪惠迪说：“中科大没有我喜欢的专业。”汪惠迪给学校打了一份报告，希望能让宁铂按照自己的兴趣，转到南京大学学习天文专业。“但是中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天文学的求学之路被阻断后，宁铂很少做物理方面的研究，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围棋、哲学和宗教的学习上。
多年后，宁铂回忆说，他当时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舆论的过分渲染。“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克己复礼’，痛苦一直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许多我该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大学毕业后，宁铂留校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这也是他创造的最后一个纪录。之后的宁铂沉迷气功，渐渐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1998年，宁铂受邀参加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当时的一则报道曾这样描述：“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地抢过话筒发言，他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台下的很多观众早已不认识宁铂，他们只觉得这位嘉宾的言行举止非常怪异，不时发出阵阵哄笑。“神童”的肺腑之言无人聆听，属于他的时代正烟消云散。5年后，38岁的宁铂在五台山出家为僧。
对这些少年来说，褪去“神童”的标签，“情商缺失”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的孩子都落下了。”回忆起少年班的学生，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说道，“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赴普林斯顿求学的谢彦波和干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982年，年仅15岁的谢彦波提前毕业，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于渌院士门下读硕士，18岁时转到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门下读博士。当时的谢彦波很有希望在20岁之前获得博士学位，却没承想，这段最为得意的时光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拿不下来。”汪惠迪说，“后来，他转到美国去读博士。”然而，在美国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普林斯顿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的谢彦波，在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上却选择了与导师对立的学派，这让安德森十分为难。不久，谢彦波被告知，学校拒绝他以这篇论文在安德森教授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然而，执拗的谢彦波不相信导师会抛弃他，即便安德森建议他转到其他导师名下答辩，他也没有改变想法。这一杠就是9年，直到轰动一时的北京大学留学生卢刚枪杀美国教授事件发生。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他的留学生涯就此结束。
干政的求学经历和谢彦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完成国内的学业后前往普林斯顿攻读理论物理学，最终，也都是因为和导师关系紧张铩羽而归。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回国后，干政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找不到工作，精神疾病反复发作，还有消息称，“干政被囚禁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地方”。
风云变幻40年，少年班的发展犹如一面镜子，见证了中国教育在不断摸索中的发展。中国教育的视角正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长，转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高品质成长。
事实上，美国也有过类似的“神童”培养实践。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实验，他通过智力测试将智商高于140分的孩子划分为“天才”，并以此为标准筛选出了1200名“天才”。之后，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能培养出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但几十年后的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天才”并没能有成为科学家。
反观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大多并非资质过人的“天才”或是“神童”，而是具有堅强意志和良好人格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培养计划阻碍了“神童”的发展。因为人们过于强调“神童”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对他们综合素质和社会能力的培养。
某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奥数天才之陨落之后》的报道，使“奥数神童”付云皓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面对舆论的喧嚣，他用一篇长文作出回复：“曾经的‘好运气’让我飘在空中，后来的‘坏运气’让我飞流直下，现在的我，就是稳稳地在平地耕耘的我。”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付云皓已经安于教师这一职业。相信现在的付云皓是幸福的，因为他已然懂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才能让人成长得更接地气。
入学不久，少年班的宁铂、谢彦波和干政便成为家喻户晓的三大“神童”。几十年后，宁铂出家为僧，谢彦波和两位导师闹翻，干政患上精神疾病，一个时代落下帷幕。从红极一时到跌下神坛，三大“神童”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教育的发展轨迹。
那是宁铂的时代
1976年，美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给中科院写信，建议尽快恢复国内的科技和教育事业，这一提议得到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赞同，随后，中科院的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筹办少年班。少年班的出现，体现了百废待兴后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人才匮乏的焦虑。
1978年初，13岁的少年班“神童”宁铂因与方毅副总理连下两盘围棋获得全胜而一举成名，全国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都聚焦在这名少年身上。整个国家对科学发展的热忱，使得人们对宁铂的赞美达到了最高峰。
成名后，宁铂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他在学校葡萄架下读书的照片被媒体广泛刊载，以致葡萄架成为新生和游客到中科大必去瞻仰的地方。在当时的纪录片中还能看到宁铂带领少年班的同学仰望夜空观察星象的情景，这个画面也曾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然而，对宁铂来说，伴随天赋而来的还有时代的使命和国家的希望。这份天赋不仅属于他自己，还属于家庭、家族、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宁铂被推到了一个他这个年龄无法承受的高度，这一切压得宁铂喘不过气来。从1978年入学到2003年离开中科大，25年间，他曾无数次想要逃离。
25年的漫长逃离
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宁铂说，自己是时代的产物。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绝不会读少年班。
虽然在媒体的报道中风光无限，但在中科大学习的宁铂并不快乐。当时，他被安排攻读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理论物理，但这并非他的兴趣所在。宁铂对班主任汪惠迪说：“中科大没有我喜欢的专业。”汪惠迪给学校打了一份报告，希望能让宁铂按照自己的兴趣，转到南京大学学习天文专业。“但是中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天文学的求学之路被阻断后，宁铂很少做物理方面的研究，而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围棋、哲学和宗教的学习上。
多年后，宁铂回忆说，他当时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舆论的过分渲染。“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克己复礼’，痛苦一直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许多我该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大学毕业后，宁铂留校任教，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这也是他创造的最后一个纪录。之后的宁铂沉迷气功，渐渐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1998年，宁铂受邀参加央视的《实话实说》节目，当时的一则报道曾这样描述：“节目录制期间，宁铂频繁地抢过话筒发言，他语速很快，情绪激烈，猛烈抨击‘神童教育’。”台下的很多观众早已不认识宁铂，他们只觉得这位嘉宾的言行举止非常怪异，不时发出阵阵哄笑。“神童”的肺腑之言无人聆听，属于他的时代正烟消云散。5年后，38岁的宁铂在五台山出家为僧。
缺失的情商
对这些少年来说，褪去“神童”的标签，“情商缺失”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的孩子都落下了。”回忆起少年班的学生，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说道，“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赴普林斯顿求学的谢彦波和干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982年，年仅15岁的谢彦波提前毕业，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于渌院士门下读硕士，18岁时转到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门下读博士。当时的谢彦波很有希望在20岁之前获得博士学位，却没承想，这段最为得意的时光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学位拿不下来。”汪惠迪说，“后来，他转到美国去读博士。”然而，在美国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普林斯顿的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的谢彦波，在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上却选择了与导师对立的学派，这让安德森十分为难。不久，谢彦波被告知，学校拒绝他以这篇论文在安德森教授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然而，执拗的谢彦波不相信导师会抛弃他，即便安德森建议他转到其他导师名下答辩，他也没有改变想法。这一杠就是9年，直到轰动一时的北京大学留学生卢刚枪杀美国教授事件发生。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中科大的一位副校长决定让谢彦波回国，他的留学生涯就此结束。
干政的求学经历和谢彦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在完成国内的学业后前往普林斯顿攻读理论物理学，最终，也都是因为和导师关系紧张铩羽而归。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回国后，干政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很长时间他都找不到工作，精神疾病反复发作，还有消息称，“干政被囚禁在与母亲共同居住的地方”。
成长得更接地气
风云变幻40年，少年班的发展犹如一面镜子，见证了中国教育在不断摸索中的发展。中国教育的视角正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长，转到关注每一位学生的高品质成长。
事实上，美国也有过类似的“神童”培养实践。20世纪2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特曼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实验，他通过智力测试将智商高于140分的孩子划分为“天才”，并以此为标准筛选出了1200名“天才”。之后，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希望能培养出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但几十年后的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天才”并没能有成为科学家。
反观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大多并非资质过人的“天才”或是“神童”，而是具有堅强意志和良好人格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培养计划阻碍了“神童”的发展。因为人们过于强调“神童”的特殊性，而忽略了对他们综合素质和社会能力的培养。
某杂志曾发表过一篇《奥数天才之陨落之后》的报道，使“奥数神童”付云皓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面对舆论的喧嚣，他用一篇长文作出回复：“曾经的‘好运气’让我飘在空中，后来的‘坏运气’让我飞流直下，现在的我，就是稳稳地在平地耕耘的我。”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付云皓已经安于教师这一职业。相信现在的付云皓是幸福的，因为他已然懂得：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才能让人成长得更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