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俯瞰，毛乌素沙地横亘陕蒙，穿越长城。
　　毛乌素本不是沙地。史料记载，唐代以前这里曾是茫茫草原，绿树成荫，水草丰美。由于滥垦滥牧滥伐，生态恶化，榆林成了“广长几千里，皆流沙”，从草原演变成了沙地。
　　如今，行走在毛乌素，林木葱茏，绿色是主色调，仿佛置身于森林中。难以想象，70年前这里曾黄风肆虐，沙丘绵延。
　　在与沙漠抗争的70年中，毛乌素人用勤劳和智慧固沙换绿。这片拥有1200年“沙龄”的毛乌素沙地究竟是如何变绿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与沙抗争——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上世纪60年代，榆林沙区群众生活艰难，“三番五种九不收”，陕西省治沙研究所所长石长春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
　　“塞上明珠”榆林城，被漫及城头的黄沙包围成一座“孤岛”。荒山秃岭，郊外是寸草不生的流沙。沙漠吞噬农田，沙漠威胁生命，沙漠成了榆林生存发展最险恶的对手。
　　逆转“生命禁区”，是榆林几代人的绿色梦想。
　　“治理沙漠得先认识沙漠、解读沙漠。治沙是个系统性工作，种什么树、怎么种，都是在无数次的失败后总结出的经验。”石长春感慨。
　　老百姓“见沙怕”“见沙愁”，这难题该怎么破解？
　　我们见到了席永翠，她是榆林治沙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女子民兵治沙连是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这里发生过的感人故事，榆林人耳熟能详。
　　席永翠在沙漠里扎下了根，从班长、排长做到指导员，她与风沙打了多年的“游击战”。
　　“在望不到尽头的荒沙里挖马槽井、背树苗、盖柳笆庵子。”席永翠回忆说，姑娘们靠着一把铁锨两只手，开始了与沙漠的搏斗。
　　“三十里黄沙满天吹，七十里路程到连队，半个月种树十五回，连队四年咱不后悔。”这调调她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从开始治沙时的4425亩沙地，到现在的14425亩林地，“席永翠们”用青春和汗水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治沙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从2012年起，席永翠的侄孙女席彩娥成为第14任女子治沙连连长。
　　如今的女子治沙连基地，已成为集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示范基地，每年有超过10万人来这里参观学习。传承前辈的治沙精神，是席彩娥作为新一代“治沙人”的重要使命。
　　“与姑奶奶那时候治沙相比，现在其实一点也不苦。我要做的就是继续保护好我们的治沙成果，同时把治沙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0年来，无数的治沙人植绿沙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初见成效：沙区860万亩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半固定，实现了区域性的荒漠化逆转；年扬尘100多天减少到10天以下，以前每年30几次的沙尘暴不再发生；可利用草地面积1833万亩，红枣经济林170万亩，构建了带片网、乔灌草相结合的区域性防护林体系。
　　这些数据，就是一部榆林70年的治沙史。
　　2019年11月，榆林市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榆林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完美蜕变。

科学实践——从“防沙治沙”到“科学用沙”

　　张应龙站在林地的瞭望台上，环顾四周，林木正绿。18年来，这片地处毛乌素腹地的沙地在他的坚守下，不断发生着改变。
　　返乡伊始，这个皮肤黝黑的朴实汉子脑中就紧绷着一根弦：治沙造林光凭蛮干不行，得依靠科学技术。
　　张应龙脑子活络，曾在外企工作的经历让他有着与传统做法截然不同的治沙逻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還得发动全社会参与进来”。
　　2004年，张应龙发起成立了“神木县生态保护建设协会”，希望通过协会公益性的号召，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以协会为纽带，他争取到各类投资和捐助，并发展了1000多名协会会员参与到造林事业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明安是毛乌素生态试验站的首席专家，在他的影响下，张应龙从一个门外汉逐渐变成了科学治沙的专家。
　　“治沙的核心就是保水。管得住沙、保得住水，树木成活率就高。”
　　张应龙先后与中科院地理所、中国林科院、中国农科院以及国外的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围绕毛乌素沙地综合治理等课题，在他所承包的荒沙区进行开发研究。
　　张应龙种树有妙招，“不浇水”也能活。他的妙招来源于土壤专家邵明安的科学研究。“我的研究领域是土壤科学，张应龙把我的科学研究应用并实践。”
　　扎根黄土高原，邵明安通过多年研究，发现了毛乌素沙地的“生态密码”。“其实核心就是通过保持植被生长和土壤供水能力的平衡，保水减少蒸发量”。正是这一项技术，为张应龙造林解决了关键一环。
　　“我俩的关系亦师亦友。我跟着邵老师学了15年，是他的大弟子！”张应龙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能体会科学在改变生态过程中的乐趣。”
　　“科学研究 实践”所碰撞出的火花，给毛乌素沙地铺上了绿色。通过多年的努力，张应龙承包的42.8万亩荒沙变成了森林、牧场和良田。
　　如今，毛乌素4.2万平方公里的沙地虽然已经被控制和改善，但还有亟待提高的地方，石长春对这里的治沙现状始终保有清醒的认识。“目前，沙区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仍处在初级阶段，人工植被群落结构急需人为调整干预，生态系统稳定性还有待提升。”咬住治沙的这股劲儿，不能松。

和谐共生——从“陕北穷山沟”到“风景似江南”

　　绿进沙退生态好，榆林米脂县高西沟村最有代表性。“山上光秃秃，沟里乱石头。年年遭灾荒，十年九歉收。”曾经的高西沟贫穷落后，自然环境恶劣。
　　我们见到了高锦仁。他是当年治山、治沟的“闯将”。
　　“‘水冷浸骨寒，清淤不畏难’，40座山、21道沟，建成高产农田777亩、淤地坝121座、蓄水池7个、水库两座……”这些数字，老高烂熟于心。

　　高西沟的生态治理是黄土高原上的生态样本，“如果黄土高原都像我们村，那黄河的水就变清了，大家的钱袋子也就鼓了”。高锦仁说。
　　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行者，高西沟村村民通过苦干实干，将一个生态环境脆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的穷困山村，变成了今日“高山松柏连成片，陡坡牧草绿油油，水库清澈映青山，平展坝地喜丰收”的“塞上江南”。
　　“水不下山，泥不出沟”。行驶在高西沟村的旅游山路上，目光所及之处绿树成荫，果树成林。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说，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生态，还得向生态要富裕，要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继续擦亮生态这张金字招牌，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农村电商，我们村的土特产就不愁卖了，去年仅苹果收入就超过100万元哩！”
　　黄河岸边，佳县王宁山村枣树正绿。
　　生态改善了，雨量增加了，对于佳县的红枣却不利。
　　“红枣成熟期经常遭受秋雨，致使红枣裂果、减产，大量枣子烂在地里，看着可惜啊！”面对生态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王宁山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军锋打破传统观念，创新红枣产业链条——红枣酿酒。
　　在村支书张宝宝家里，红枣酒甘洌飘香，妻子正在酿酒作坊里忙活。“20斤红枣可以酿10斤原浆酒，1斤原浆酒能卖到50元。就凭这个，去年我家的收入超过了20万元！”张宝宝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王宁山的红枣种植业又“红”了起来。
　　目前，村里像张宝宝这样的红枣原浆酒加工作坊已经超过100户，年生产能力450吨左右。枣农的素质也得到很大提升，从以前只知道种枣树变成了既懂技术，又会经营。
　　从毛乌素腹地到黄河岸边，治沙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正在凸显。

转型发展——从“资源型城市”到“塞上森林城”

　　榆林煤炭、天然气资源富集，是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是治沙的重点区域，生态脆弱和资源富集这对矛盾突出，如何破解？
　　资源型城市要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阵痛是难免的。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保护是“缘木求鱼”，难以持续；脱离生态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贻害无穷。
　　榆林人的认识很清醒：虽然现在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顯著”是相对自身的过去说的，“改善”是针对本身的薄弱而言。局部改善、整体脆弱仍是基本现状，必须加快补上历史欠账。
　　促进这座“塞上森林城”提质增效需要全民参与。李和平是神树畔煤矿总经理助理，他认领了2200亩造林绿化任务，总投资约2300万元。这种由企业认领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的生态补偿模式正在榆林探索实施。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榆林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着力构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互协调的体制机制，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和做法，久久为功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绿色化’水平，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这样表示。
　　如今，榆林沙地森林公园成为当地人假日郊游、观光的好去处。风吹湖面泛涟漪，拂动草木声簌簌，好一派悠然风光。春赏花，夏摘果，秋观叶，冬踏雪，成了榆林人新的生活内容。
　　若要全民参与生态治理，“榆林绿”就不仅要植根于土地、还得种进榆林人的心里。这不，最近张应龙就在忙着建设治沙博物馆。谈及未来，他最看重生态文化教育与科普。“生态保护要成为一种文化才能改变人的习惯，而这离不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让他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
　　正说着，张应龙又被一通紧急电话叫走。我们眼瞅着他开着自己那辆四个轮子沾满泥的老吉普车，颠簸着奔向了林子深处。
　　（摘自6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为该报记者和“人民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