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当时沈从文向《京报》投稿，丁玲的男友胡也频是该报的编辑，丁玲听说沈从文“长得好看”，又是老乡，便跟胡也频一起去见他。
　　当时三人都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要靠丁母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便居问说和。
　　1926年，沈从文写了《呈小莎》一诗，“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很多人认为“小莎”就是丁玲，然而他们的绯闻还不止于此。
　　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后，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便与胡也频、沈从文南下上海，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甚至说他们“大被同眠”。
　　1929年，三人合办红黑出版社，但都没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就要出《红黑》《人生》两本月刊，还有七本书，于是分歧逐渐显露，丁玲曾说：“我是个爱幻想的人，胡也频是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而沈从文常常动摇，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组稿时，丁玲、胡也频坚持发表一篇反映童工惨况的文章，但沈从文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他们争执不下，加上当时资金出了问题，只好散伙。
　　后来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寒假回上海时与丁玲、胡也频重逢，丁玲劝他加入由鲁迅主导的“左联”，但他拒绝了。
　　不久，胡也频入狱，沈从文四处托人求救，但终究迟了，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死时穿的还是沈从文给的海虎绒长袍。当时丁玲分娩不久，沈从文又找徐志摩帮忙，为她借来1000元的生活费。然后他们假扮夫妻，将丁玲的孩子送回老家，沈从文因此丢了工作。
　　1933年，丁玲被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都曾参与营救，沈从文也写了长达10万字的《记丁玲》声援。但沈从文想与“左联”划清界限，几次回湘西都没去探望丁母。曾与丁玲相恋的冯雪峰想保释她，由“左联”筹钱，请沈从文出面，但沈从文坚决不肯。
　　脱离国民党的软禁后，丁玲成为第一个投向延安的作家，并凭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声名大噪，而此时沈从文陷入婚姻危机——他與高青子发生婚外恋，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丁玲好生劝慰他，并给了他200元。
　　1955年，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不满，再度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正受批判，但还是尽力帮他调到故宫工作，他却不肯去。
　　1979年，丁玲偶然看到沈从文当年写的《记丁玲》，怒不可遏，在书上批道：“混蛋！”1980年，丁玲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在纪念胡也频的同时怒斥沈从文“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沈从文未作回应，但在给好友的信中叹道：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
　　丁玲为何如此愤怒？历尽苦难的她对人事沧桑已相当豁达，但对革命情有独钟，无法忍受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批判、嘲讽革命，这或许是她无法接受《记丁玲》的根本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她看的港版《记丁玲》被删去大量写实部分，所以带有更强的主观性，并不完全是沈从文的本意。
　　对于丁玲的指责，沈从文耿耿于怀，后来丁玲曾托人请他一起吃饭，他却躲开了，说：“我怎能跟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1986年，丁玲辞世，两年后，沈从文也乘鹤而去，这对故友兼宿敌的恩怨至死也没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