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宗宪先生的第三批珍藏当中，有一件巧夺天工的乾隆瓷器珍品。这件秀雅精致的珐琅彩碗通景绘杏花朵朵、杨柳青青、春燕翩翩，体现了形式与色彩的完美结合，并糅合了宫廷作坊内画师的丹青妙笔。此碗构图为典型的手卷格局，每组细节均各具情态、鲜明有致，乍看之下，宛若仰观晴空下在枝干花叶间穿梭的飞燕，渲染出一片明媚春光。
　　若将本珐琅彩碗与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馆藏的个同类瓷碗相比，两者的纹饰图案相互呼应，且题诗相同，如无意外应属对。此外，一个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小瓶上的题诗亦与上述两碗相同。该瓶除绘有杨柳、杏花和飞燕，构图中还出现了竹石和绶带鸟。由于器身甚小，瓶上杏花的画工显然不及张宗宪先生及大维德珍藏瓷碗般细致传神。比较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另一个瓷碗，其主题虽保留了飞燕和杏花，但杨柳却换成了翠竹。再者，碗上的题诗亦有别于上述两碗及中国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藏瓷瓶。不具杨柳的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瓷碗上题有：“微风舒露脸，小雨湿烟须。”相形之下，本珐琅彩碗、大维德中国艺术馆藏瓷碗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瓷瓶的题诗更为诗意洋溢：“玉剪穿花过，霓裳带月归。”“玉剪”喻指状若剪刀的燕尾，但“霓裳”二字的典故则较为复杂。它出自首名为“霓裳羽衣”的歌曲，据说此曲是唐玄宗(712－756年)的作品。相传他在登基后首年的中秋，与一名道士漫步月宫时听见了《紫云曲》，他默记于心并谱成《霓裳羽衣》，此曲深得其美貌妃子杨贵妃的喜爱。为这首乐曲伴舞者皆身穿孔雀羽衣，象征道家羽化登仙的境界。
　　
　　著名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年)曾赋有《霓裳羽衣歌》，为这支舞曲平添了一抹浪漫色彩。此诗头四句云：“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此外，白居易曾在长篇史诗《长恨歌》中两度提及这支舞曲，诗中描述的是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情深意切，杨贵妃在马嵬坡赐缢而死时其悲恸之情，以及他“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杨贵妃招魂的事迹。诗中首次提到“霓裳羽衣”，便是用它来象征无情战火令好梦乍碎：“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此诗后来提到，唐玄宗指派的“临邛道士”终于找到了化身为太真仙人的杨贵妃，此时“霓裳羽衣”再度出现：“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证诸上述例子，“霓裳”均隐合“太平盛世”之意，看来这正是乾隆当年以之入诗的缘故之一 。乾隆素以文才自诩，熟读诗书的他对这些著名的唐诗典故定然耳熟能详。在本珐琅彩碗的题诗中引经据典，既可彰显其才情学养，亦暗指国家在其统治下歌舞升平，如同盛世重临。
　　本珐琅彩碗所绘的杏花、杨柳和飞燕皆寓意吉祥，于此可见画师选材之考究。有趣的是，以品味精致而闻名于世的明代学者文震亨(1585－1645年)曾在《长物志》(著于1615年至1620年前后)中提到，桃柳之配俗不可耐；然则，杏柳之配却似乎从未遭人非议。
　　柳叶象征着春天、活力及驱赶黑暗的光明力量，故此常出现于唐宋时期的绘画，而柳树则有欢乐喜庆之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钱选(约1235年－1301年后)的名作《归去来辞图》，此画的主题是钱选极为推崇的陶潜(365－427年)的代表作《归去来辞》。画中高士乘舟返家，不远处家门在望，门前赫然正是几株垂柳。钱选题诗的头两句是：“衡门植五柳，东篱采丛菊。”
　　在是中国的园林、庙宇或宫廷，皆有杏的芳踪。虽曾有人将杏与红梅混为谈，但宋代文人未几便拨乱反正，指出“含蓄内敛”的梅花与“风流轻狂”的杏花大异其趣。由于杏花未能像梅花般欺霜傲雪，总要待到春风送暖之际始含苞待放，为此其形象流于轻浮。
　　
　　宋代工部尚书宋子京(998－1061年)工于诗文，其诗曾用杏花喻指归心似箭：“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上飞。”杏花开于农历二月，时值应试之期，故有“及花”之称。当“杏”与“燕”同时出现，因“燕”与“谯”(谐宴)同音，故有金榜题名和出席御宴的寓意。自古以来，春燕均被视为吉祥之兆。由于大批燕子常飞至北京城的古老建筑之内或四周筑巢，故20世纪初的北京城又名“燕京”。燕子意味着春回大地、马到功成、如意吉祥及儿孙满堂。燕子喜在檐下椽间筑巢，故民间有燕子衔泥补屋之说，并由此引申出万象更新的含义。燕子筑巢被视为瑞兆，预示屋主心想事成、喜讯频传。
　　宏而观之，本珐琅彩碗的图案为历代宫廷趋之若鹜的花鸟手卷作了最佳的诠释。虽然唐代画论多从人物画着手，但时至宋代，重点已转移至山水和花鸟画。著名的宋徽宗(1101—1125在位)曾成立“图画院”，院内画师均擅工笔设色的写实花鸟画。邓椿于1167年著成《画继》一书，书中辑录了北宋各画家的传略。该书提到，宋徽宗常为宫中画家布置功课，以考核他们花鸟画的功力深浅。微宗笃信道教，对大自然观察入微，因此他要求宫廷画家在创作时力求逼真，最甚者莫过于要求他们辨识孔雀升墩时是先举左脚还是右脚。
　　宋徽宗命人将其藏画辑录为《宣和画谱》，当中收录了6396幅三国至宋代的作品，而花鸟画便占了2786幅，他对花鸟画的喜爱于此可见斑。此书列举了众多画家，徐崇嗣(活跃于10至11世纪，祖父徐熙为杰出画家)便是其中之一，书中论及他的142幅作品，其中大多数为花鸟画，有几幅更是以杏花为题。聂崇正等学者俱视徐崇嗣为“没骨”画法的创始人。值得一提的是，微宗的传世花鸟画均采用了“没骨”技法，即不用墨线勾勒轮廓，而单凭巧妙的用色来状物写形。
　　徽宗是个不折不扣的唯美主义者，醉心于钻研书、画、园艺和雀鸟，他的《五色鹦鹉图》(现为波士顿美术馆藏)便糅合了这四方面的心得。这幅绢本设色手卷很可能创作于1110年至1119年间，其花鸟技法与微宗的瘦金体题字堪称绝配。题跋中指出，此画是为记述南方进贡五色鹦鹉一事。徽宗见有五色鹦鹉在春天“繁杏遍开”的林问穿梭，遂赋诗作画记之。徽宗对杏花情有独钟，他退位后不久即被入侵的金兵掳至北方，沦为阶下囚的他曾以杏花赋诗，追忆开封御花园中杏林的动人风姿。
　　时至南宋，花鸟画在宫中依然流行，而杏花这题材亦深受喜爱。如今，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画院待诏马远(活跃于1160－1225年后)所绘的册页一对。马远虽以山水和人物画见称，但这两幅册页却以桃杏为题，两者皆清丽脱俗，宛如暮色中的一抹嫣红。虽然马远仅于杏花册页上署名，但自称“杨妹子”的宁宗(1195年-1224年在位)恭圣皇后在两幅画上均有题诗。杏花图上题有：“迎风呈巧媚，浥露逞红妍。”杰出的宋代画家、书法家、诗人和政治家苏轼称金陵(今南京)艾宣的“翎毛花竹”画“为近岁之冠”，并谓“画以人物为神，花竹禽鱼为妙，宫室器用为巧，山水为胜……”苏轼亦曾在河南鄢陵3-2簿所画折枝上题诗二首，其中一首提到：“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众叶纷自举。”浥露沾雨的花卉是诗词歌赋中常见的主题，而本珐琅彩碗所见的杏花柳叶色泽明艳，如历经春雨朝露洗涤后清新怡人，烘托出一片春意盎然。
　　徐崇嗣开创的“没骨”画法深得徽宗赏识，这种风格经久不衰，时至清代，恽寿平(1633年－1690年)等画家更深得其神髓。恽寿平的好友王翠(1632年1717年)曾对恽的花卉画有“生香活色”的评价。雍乾御制瓷器上的花卉杰作很可能曾受恽寿平的影响，而王晕封他的评价亦可套用于本珐琅彩碗上的杏花。恽寿平的《花卉山水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有一幅桃柳争春图。此画设色淡雅工致，柳叶用 笔画成，与本珐琅彩碗上的柳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恽寿平为桃花着色的方式亦与本珐琅彩碗的杏花如出一辙。恽寿平绘于1685年的《花果图册》共十页，第九页同样以桃柳争春为题，画上题字日：“太白诗‘风吹柳花满店香’，昔人既称其香，何可不令毫生一传其神也。南田。”在这本图册的最后一幅画中，恽寿平终于点明“南田”即为他本人。耶稣会教士郎世宁(Gluseppe Castiglione)曾为乾隆创作了一批花鸟画。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本郎世宁的花卉图册，第二幅便是以桃花双燕为题材。虽然该画为水墨设色绢本，而且主题是桃花而不是杏花，但已足证乾隆对此类题材情有所钟。
　　这只御制珐琅彩碗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既是乾隆时期御制珐琅彩的巅峰之作，碗上的御题诗亦隐含唐诗典故，而画风题材更可上溯至宋徽宗。此碗的每种装饰图案皆寓意吉祥，就整体而言，则代表了繁荣昌盛、福寿康宁、金榜题名、春光常在的恒久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