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衍，字蓍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响当当的一位激进的革命诗人，又是安徽光复的重要策划者和组织者，被称为“革命奇士”。然而民国初建之时，他却死于非命，所以毁誉全无，事迹终隐。后来陈独秀反袁事败流亡日本时，为怀念这位友人，写过一篇《孤云传》，发表在《甲寅》杂志上，可说是记述韩蓍伯生平最早的文字了。但在述及韩的死因时，却曲笔而过，这是因为杀韩者已是“党国要人”，陈独秀自有难言之隐。


　　时至1976年，台湾传记作家惜秋先生撰写的《民国风云人物·柏文蔚》篇中，始说了几句关于韩蓍伯的话。虽寥寥数十言，不过一鳞半爪，但毕竟把这个如石沉大海的历史人物又托了出来，为世人所注目。于是引起黄苗子先生的追思，作《望湖楼小品·绿云楼诗》短文(载1983年《团结报》)，以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诗人。钟敬文先生曾四处询索韩的诗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旧书店寻到一本《绿云楼诗存》，喜甚之余，复印寄赠黄苗子分享。随后，《新民晚报》上刊登了几首韩的七绝诗。总之，在韩死了六十四年后，他的名字又“拨云见日”了，但其生平事迹却湮没无闻，殊感遗憾!笔者身居韩先生故乡，乃努力搜集他的轶闻旧事，缀成拙文，因杂乱无章，故名“闲话”。
　　
　　与陈独秀办报
　　
　　韩衍原名重，别号孤云，笔名新婴、海若，江苏丹徒人。大约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来到安庆，先在督练公所当一名文案。后来他目睹革命党人在安庆不断发动起义，虽遭到残酷镇压，仍前仆后继，激励他毅然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反清秘密团体“岳王会”，成为“安庆方面的实际领导人”(朱蕴山手稿本：《过去集》，藏安徽省博物馆)。此时，他辞去官职与当地名士孙养癯(即女画家孙多慈之父)、高雨寒(即高语罕)、朱蕴山等合办《安徽通俗公报》，用通俗的语体文，猛烈抨击时弊，鼓吹革命，特别是揭露官方勾结洋人出卖铜官山矿权的事，影响很大，韩衍也由此声誉鹊起。而就在此时，他却公开声明改籍贯为安徽太湖，何以如此，至今悬为一谜。
　　1912年2月28日，他又与陈仲甫(独秀)、易月村(白沙)创办《安徽船》日报，对开八版，是一张具有全国影响的民主激进报纸。社址在安庆近郊的怀宁驿口。创刊号上，发表了韩衍为庆贺创刊而作的一首诗：
　　
　　怀宁驿口浪滔滔，万马声中第一篙；
　　寄语诸君须坐稳，前途月黑正风高。
　　
　　此时民国肇造，革命党人正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韩衍却发出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感叹，令革命党人极为不快，说他是过激，更有人指责他“太狂妄了”。从此，“奇士韩蓍伯”这个称谓在民间传开。
　　
　　关于他的诗作
　　
　　韩衍最早的一首诗作题为《兵气》：
　　
　　嚣嚣兵气聚蚩尤，太白光寒照五洲。
　　庚子难忘吾国恨，山围战骨野花秋。
　　 这是为纪念义和团阵亡将士唱的哀歌。又有题为《保定口号》一首云：
　　
　　谁从辇路入京华?有客西行苦忆家。
　　四载无人说兵事，一城开尽白槐花。
　　 这是在指责慈禧太后那拉氏的逃亡和腐败无能。在那因文字案动辄被投入监狱乃至杀头的年代，韩衍这种举动，可谓胆大矣!大约在宣统二年(1910年)，韩将自己的诗三十余篇结集一册，刻印出版，题名《天倪斋近体诗》。诗多近体，风格峭冷。这种刻印本为数不多，现仅有一本，藏安徽省图书馆内。
　　时至辛亥革命前夕，韩衍的诗更加锋芒毕露，如1907年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在安庆就义，他作诗云：
　　
　　碧血藏来土未干，百年城郭有余寒。
　　此身化作干将去，心似洪炉在人间。
　　
　　他与革命党人宋豫琳为挚友。1911年初，宋应赵声之命赴粤参加起义，临行前，韩和朱蕴山、高语罕煮酒送行。是年4月，宋在广州起义中被捕，壮烈牺牲，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恶讯传至安庆，韩悲愤不已，作《哭豫琳》诗，寄以哀悼：
　　
　　袖翻海水入羊城，千里东濠夜有声。
　　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掷地作雷鸣。
　　 说明韩衍当时确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
　　这一时期，他的诗作积百余篇，友人李铎(警众)为之辑录一册，用其居名题《绿云楼诗》，凡五十二首。后来高语罕化名“王灵皋”编辑《绿云楼诗存》，集百首之多，如今已不易寻见了。
　　
　　“绿云楼”的来历
　　
　　韩衍是个不修边幅的诗人。据与他同时代的已故安徽省通志馆馆长李则纲教授回忆：“(韩衍)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每疾趋街衢，辄多引起人们的注视。”
　　别瞧韩衍其貌不扬，却有一位青年女子名红叶者敬重他的诗文才华，常向他请教诗词之作，由敬而爱，遂缔结良缘。韩衍特意在安庆北隅四方城筑一小楼，因红叶蓄有一头乌黑秀发，更增添了几分妩媚，遂题其居名“绿云楼”，那来历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绿云扰扰，梳晓鬟也”。
　　韩衍在“绿云楼”中常邀宴友人，如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易白沙等都是座上常客，他们畅谈国事，诗文唱和。每遇囊中羞涩时，韩即典当家物易酒，在所不惜。辛亥年春节时，他手书一副春联，贴在“绿云楼”大门上，联云：“盘中第二　乞丐无双”。奇人奇事，传为一时佳话。
　　
　　组建青年军
　　
　　就是这么一个奇人怪士，却深得首任安徽都督孙毓筠(少侯)的赏识，招他去襄助政务，颇有成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组建青年军。
　　青年军共有三个大队，都是从全省学生中广招来的。韩衍自任第一大队长兼监军。他弃青天白日旗和五色旗而不用，却独出心裁为青年军设计了一面“人”字军旗，这旗帜为红底上缀一黄色大字“人”，表示要为悍卫人道而战!当时南北和议正在酝酿之中，他竭力反对和谈，誓师北伐，表示：“与君一扫匈奴窟，为执军前‘人’字旗。”他又自编讲义，题书名《韩衍子》，亲自去天台里军营为官兵讲授，并为军营手书一副门联：“讲地狱学　作天台游”。
　　韩衍行为的偏诡殊众，遭到一些革命党人的非议，一些友人亦渐渐疏远，他自己也变得与世寡合，孤傲沉郁，遂自号“孤云”，大有“孤云独无依”(陶潜：《咏贫士》句)之愤慨!后来索性把《韩衍子》书名改为《孤云冷语》，油印数百本，散发给青年军官兵。民初，钱杏(阿英)先生在六安第三农校执教，曾采用过韩衍的这本油印讲义。阿英是有名的藏书家，或许这本小册子尚在天壤之间吧。
　　他还写过《韩坤大略》十卷及《补遗》一卷，是研究《易经》的心得体会，颇有研究价值，可惜未能刊印。据说现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内，倘若任其湮没，那是很可惜的。
　　
　　死因之谜
　　
　　韩蓍伯在安徽拥“青年军”自重，天马行空，独树一帜。他竭力呼吁北伐，抨击妥协，认为：“辛亥革命为议和所误，留下帝王余毒，必有后患!”又写《敬告皖省父老文》云：
　　“风云雷动，河山改观，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则造自由平等之幸福，退则引瓜分灭族之惨。……愿吾皖父兄昆弟应时乘势，奋臂而起……一面宣布独立，晓谕各属，一面分兵北上，联合鄂军，同谋共进，雪二百数十年奴隶之羞， 建万年民国共和之业，时光不再，一发千钧，吾皖同胞，可以兴矣!”
　　当传来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的消息后，他忧心如焚，愤而疾呼：“中山一去中原暗，快组虚无一党行。”又集合青年军官兵，声泪俱下地说：“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承认，我孤云一个人也不承认袁世凯做大总统!”
　　他的行为屡遭当时的皖军总司令电报颉质，要他听从指挥，不可妄动。韩却反唇相讥，还把来往电文公布于众，又印成小册子，名之《五日交涉记》，广为散发，致使矛盾加剧，而杀身之祸即隐伏于此矣。
　　此事过后一月余，1912年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韩衍赴督署议事毕，回家行至同安岭(街道名)时，背后突遭歹徒连刺数刀，当即倒卧在血泊之中。(黄苗子先生在前述短文中称韩“死于贫病”，误。)
　　韩死后，孙毓筠称病辞职，不久赴京充任袁世凯总统府的高等顾问；柏文蔚继任皖督，并解散了青年军，焚毁“人”字旗。从此，无人再提及韩衍的事了。
　　韩衍之死，震惊各界。他的挚友朱蕴山闻恶讯后，作诗一首痛悼云：
　　
　　如何箕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
　　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
　　
　　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
　　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
　　 在诗的前面，朱蕴山还写了一段序文：
　　
　　辛亥革命光复时，韩蓍伯坚决反对让位于袁世凯。在江淮一带，他树起反袁世凯旗帜，创立青年军，形成一股革命力量，保卫江淮，进行北伐，大有作为。当时同盟会内部妥协派恨韩入骨，骂他为过激派。安徽是江淮重要地带，是南京门户，兵家所必争。从太平天国失败先例看，江淮不保，天京(即南京)即陷于危亡境地。而后来韩蓍伯被刺身死，青年军自动解散：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张勋、倪嗣冲长驱直下苏皖，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扫清道路。
　　朱蕴老一语道破：韩蓍伯之死，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窝里斗”的恶果!
　　韩蓍伯遇难后，《安徽船》报同人痛感悲愤，作《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刊出，(据传为陈独秀执笔，待考。)有云：
　　“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
　　但此文刊出后，再无下文，烈士遗体草草掩埋在北门的大龙山中。遗孀红叶变卖掉“绿云楼”，携子雁门、女秀兰离开安庆，从此便踪迹杳然了。
　　这位在辛亥革命时为安徽光复，“虽黄金在案，白刃当胸，卒不以利害夺其志气”(《韩先生衍墓》碑文，现存安庆博物馆)的革命诗人，八十多年来，功绩湮没，忠烈不彰，昭无闻，能不令后来者仰天感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