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记》(《百年潮》1999年第7期)， 是一篇审慎调查、寻根求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好文章。它澄清了长期以来对“文化大 革命”期间一件重要史实的不准确说法。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性的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狂飙恶浪 ，是从被毛泽东称赞为“写得何等好啊”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报刊发 表、电台广播而掀起的。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一重要史情，长期以来，不少 著作都把它说成“是在康生秘密策划下搞出来的”，有的更进一步说“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 成的”。该文作者没有轻信这个结论，而是进行周密调查，以翔实的史料证明了上述说法并 不准确，事实是北京大学几名教师，在没有人支使下，自己发起写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得 到了康生老婆曹轶欧的支持。这当然不是要给康生、曹轶欧解脱、减轻罪责，而是尊重史实 ，还历史以本来面貌。
　　作者在弄清了大字报的写作过程后，并没有就此止步，满足于“是什么”，而是进一步 寻求它的来龙去脉，而且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深入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追求“为 什么”。这几名教师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这么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为什么会受到毛泽东如 此高度的重视和评价?这就追溯到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和北京大学党内的矛盾斗争；联系到 当时的大背景和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讲话和批语。这样，“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的三步 曲”显现出来了——“是在基层党内矛盾激化，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由哲学系 少数教师发起的，康生和曹轶欧等人给予了推动和支持，最后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作出影响 全局的决策”。
　　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有二，一是作者敢于以史料为依据，突破已有结论，不 为贤者讳，不为恶者加，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方就是方，圆就是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二是采取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探求事物本质及其内部联系 的科学方法。这是党史研究中应当大力提倡的。反之，仅凭点滴资料，甚至道听途说，就主 观臆测下定论的做法，应努力克服。当然，一部著作中，有些许纰漏，在所难免，瑕不掩瑜 。但是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结论，还是要尽量谨慎，减少失误，以免以讹传讹。
　　最后，补充一点史实。当时，笔者一次听彭真同志报告，讲到他向毛主席汇报北京大学 社教运动时，反对那种极“左”做法，提出评价北大教师的政治态度，应以近几年为期，不 应追溯过远。而毛主席更为鲜明，说：以社教工作队进校为准(大意，原话记不清了)。这说 明当时对北大社教运动的分歧，毛主席是支持北京市委的，但时过不久，老人家转了个一百 八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