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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26 日，我出差从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
外面暴雨如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去看看老妈。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了个车，直奔家里。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老妈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她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兴高采烈地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每次听到电话那端她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她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她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了一阵子。那时候，我和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上，她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爸爸的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都很忙，我做媒体工作，经常要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在IT公司，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打麻将的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老妈的肩。我突然发现，她怀里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两个月后，老妈不顾我的劝阻回了株洲，临走前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不过，从广州回去后，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每次给她打电话，她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这才叫如鱼得水，她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看到我转身，她赶紧摆手，示意我快走。接着，她转过身，离开了窗前。我走了十几步，再回头，却又看到她站在窗前眼巴巴地看着我。
这次，我朝她摆了摆手。，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行程安排，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冽冽的，老妈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着随身带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就举家跟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老妈工作了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她和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也越来越稀。我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默默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驮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老妈终于起身活动，走到公园角落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女人面前的小板凳上，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滔滔不绝。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不多。原来，她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的电话，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呐！”我塞给对方一张20元的钞票，然后拽着老妈回家。
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着的，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市场买了菜，然后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的，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電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呆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老妈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我说：“如果我忙不过来，就给你报个老年大学，你去学学国画啊书法啊粤语啊，将来才有机会提高你外孙的素质！事情很多啊，你忙不完的。”她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老妈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
外面暴雨如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去看看老妈。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了个车，直奔家里。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老妈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她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兴高采烈地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每次听到电话那端她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她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她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了一阵子。那时候，我和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上，她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爸爸的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都很忙，我做媒体工作，经常要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在IT公司，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的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打麻将的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老妈的肩。我突然发现，她怀里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两个月后，老妈不顾我的劝阻回了株洲，临走前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不过，从广州回去后，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每次给她打电话，她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这才叫如鱼得水，她在广州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吃吧！”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看到我转身，她赶紧摆手，示意我快走。接着，她转过身，离开了窗前。我走了十几步，再回头，却又看到她站在窗前眼巴巴地看着我。
这次，我朝她摆了摆手。，给她打电话：“走了。”她嗯了一声：“走吧。”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行程安排，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冽冽的，老妈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着随身带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就举家跟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老妈工作了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她和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也越来越稀。我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我默默看着母亲的背影。她到底老了，背有点微微驮起。风吹起来，她那单薄的灰白头发在风里像一把稻草。
老妈终于起身活动，走到公园角落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女人面前的小板凳上，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滔滔不绝。她几乎没有停歇地说啊说啊说啊，我远远地看着她的嘴巴一动一动的。我从来没想到老妈的话竟然如此之多，她一贯对我言简意赅，主题明确，从不拖泥带水，她也一直都是这么教育我的。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瓦楞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不多。原来，她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的电话，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呐！”我塞给对方一张20元的钞票，然后拽着老妈回家。
我一边走，一边哭。她在找话题，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没走呢？”“你看看你这孩子！”“你说你哭什么啊？”最后，她小心翼翼地说：“唉，也不是没朋友，以前也活动着的，就是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
我陪她去市场买了菜，然后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
那天晚上，我陪她坐在沙发上翻旧相册，一张又一张的，跟她回忆以前的事情。她睡后，我偷偷打電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呆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以后的日子里，也许会有困难，也许会有矛盾，但是一起经历和承担，总好过天各一方地隐瞒和思念。
当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打好了包。第二天，老妈一万个不愿意随我走，怕我忙，怕肖勇不高兴。我说：“如果我忙不过来，就给你报个老年大学，你去学学国画啊书法啊粤语啊，将来才有机会提高你外孙的素质！事情很多啊，你忙不完的。”她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我指指地上的包：“快，提着，跟我走！”
长沙的雨，停了。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老妈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