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两岸故宫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回到中国政府手中，后来又藏入甘肃省博物馆。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藏入京师图书馆之后，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今天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澜阁的半部《四库全书》在1946年返回杭州，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早在“三大战役”爆发之前的1948年6月26日，蒋经国在写给父亲蒋介石的信中就说：“我政府确已面对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拯救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后退之准备……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
　　11月，蒋介石下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运送黄金200万两到台湾。将故宫文物运去台湾，也几乎成为国民党政府“必然”的选择。
　　国共战事正紧，召开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已无可能，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包括朱家骅（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教育部次长）、王世杰（外交部部长）、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委员）、李济（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徐森玉等人，在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这次在南京市鼓楼区翁文灏官邸举行的“会议”，决定了部分南迁文物的命运，史称“翁宅会议”。
　　“会议”做出“决议”，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尽量选择精品迁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同杭立武负责。
　　12月4日，故宫博物院第七届理事会决议：“先选精品二百箱迁存台湾，其余尽交通可能情形陆续移运。”两天后，接任翁文灏行政院长职务的孙科批复：“应准照办，除已□□台湾省政府，并饬财政部转饬京台两海关免于查验放行，暨令宪警机关协助保护。”
　　杭立武向蒋介石请求，派军舰运送文物赴台，蒋介石通过总统府致电杭立武：
　　教育部杭次长立武勋鉴，十二月十八日呈悉。所请饬海军总司令部派舰运送中央研究院等五机关名贵文物图籍三千箱运台省保存一节，已电知该部与兄接洽办理，即希径洽为盼。蒋中正亥世府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印章）发
　　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先生随772 箱文物（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文物筹备处文物212 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120 箱、中央图书馆善本古籍60 箱、外交部重要条约档案60 箱）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一同登上这艘军舰的故宫人员，还有申若侠（庄尚严夫人）、刘峨士等人。
　　上船时，庄尚严的孩子们问：“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庄尚严先生说：“台湾就是一个海岛，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后来被日本占据了，现在又是我们的了。”a
　　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临行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尚严的手说：“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
　　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b 当时，由于有太多的海军军官携带眷属涌上这艘“中鼎舰”，使军舰出现超载。出于对文物安全考虑，杭立武一一劝说这些军人及家属下船，人们逃难心切，他的劝说都被当成耳旁风。无奈之下，杭立武只好通过自己的同学、海军周参谋长，“搬”来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桂永清上将向大家承诺，将另派军舰运送他们去台，舰上的军官眷属才心有不甘地离开。
　　“中鼎舰”经过数日颠簸，26 日抵达基隆港，第二天，文物转运杨梅镇铁路仓库，一切安排妥当后，庄尚严给马衡致电，汇报运送经过，为我们展现了船上的不堪景象：
　　由海军总部派“中鼎”号大型登陆艇一艘，事前极端秘密，船名与启行日期坚不公布，且声言专载六机关文物，无其他货物与人员。及廿日装船时，发现舱中有其他中央社等机关预装之箱已及半，而箱上满搭乘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下四五百人。箱上雖有铁板隔绝，然铁板原有孔洞，烟灰火柴、大小粪便、呕吐饭食，均可漏入文物箱上，与事先所接洽者大相径庭。
　　……中鼎原为运输舰，舱口及舱内通风管均皆漏水。一路风浪特大，巨浪打来，覆没甲板，致舱中多处入水。由基隆至杨梅途中又逢大雨，火车车皮亦每节渗漏，共计受水之箱廿六箱，兹另列表报告。因库房规程皆满，且无架安顿，天又连阴不晴，无法逐箱启晒，曾将最严重之箱启视，见内部尚未湿及书画本幅，差堪告慰。至于其他各机关，受水之箱亦多，与本院情形相同。惟本院瓷器箱是否受震动而损坏，此刻更无法知之。
　　第一批文物到台后，后续文物将陆续运至台湾，随“中鼎号”赴台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中研院院士李济先生认为，这个仓库太小，于是另寻仓库，几经辗转，最终选中了台中糖厂仓库暂存。
　　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之时，在南京下关码头，第二批文物共350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 箱）被装上“海沪轮”，准备运去台湾。这批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明清内府舆图18箱。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包括3 万多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和1 万多册的孤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观览十分不便，当年已63 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一部重要而必备的图书，所以在“《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命于敏中、王际华等人从应钞诸书中，撷其精华，以较快速度，编纂一部《四库全书荟要》，乾隆四十三年（1765），第一部《四库全书荟要》编纂完成，藏于紫禁城御花园摛藻堂。第二年，又誊缮一部，藏于圆明园“味腴书屋”，以备乾隆随时阅鉴。《四库全书荟要》共463种，20828卷，11178册，下设若干子目。其中，经部173种，3576卷;史部70种，6535卷;子部81种，2866 卷;集部139种，7851卷。《四库全书荟要》所收书籍的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七分之一，而册数是《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书中的全书，精品中的精品”。 　　《四庫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的区别，不只在于篇幅上的压缩，在内容上也有不同。我们知道，清修《四库全书》，对原书中有关华夷之别的思想言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删改，使相当一些图书文献失去了它的真实面目。由于《四库全书荟要》仅供皇帝御览，其所收图书在内容上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大量删改，因此，《四库全书荟要》在原本保存、内容真实方面，远远胜于《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荟要》编成后，乾隆兴奋地写诗赞美：
　　道资鉴古，搜玉圃以罗珍。
　　理取研精，披金沙而聚粹。
　　文河藻润，兼收众派之流。
　　册府菁华，别挹群言之液。
　　六年详辑，将渐蒇夫全编。
　　两部先成，已统苞其要义。
　　撷词条而擢秀，摛藻如春。
　　咀义府以含英，味腴在道。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存于“摛藻堂”里的那套《四库全书荟要》，就成了天壤间仅存的孤帙。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宫，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故宫文物图书时，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依然尘封在摛藻堂中，安然无恙，触手如新。
　　故宫文物南迁，《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一册未落，都在南迁文物中。1949年1月，这两部重要的殿版书都随“海沪轮”运去了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尚存有两部半《四库全书》。一部为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敌手，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将文溯阁改为奉天图书馆分馆，文溯阁《四库全书》仍藏在馆内，直到日寇投降，幸未遭劫掠之灾，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接收，拨归沈阳博物院筹委会管理，辽沈战役中，这部《四库全书》丝毫未损，被人民政府完整接收，现存甘肃省博物馆;一部为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存国家图书馆，是现存唯一一套原架原书原函保存的《四库全书》;还有一部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虽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在战火中受损，但仍有部分书册散佚在民间，经当时的藏书家丁氏兄弟查找、整理和补抄，抢救了原书的四分之一，经民国时期第二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书的一半，这半部《四库全书》，现存浙江省图书馆。
　　唯有这《四库全书荟要》，世界上只有一部，远去台湾，让海峡此岸的观者难以一睹真容。2005年，吉林出版集团影印出版了《四库全书荟要》，使得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重回大陆学者、读者的视野之内。
　　1949年2月，赴台文物暂时存入了台中糖厂仓库。1949年8月，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中央图书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暂时合并，成立“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下面分成故宫组、中博组、中图组、电教组和总务组，“联管处”隶属于“教育部”，由“部长”杭立武兼任主任委员。10月，“教育部”令“联管处”接收各机关迁台文物图书。12月，“教育部”令“联管处”在台中县雾峰乡吉峰村北沟兴建文物库房。
　　1950年4月，北沟文物库房竣工，为三座各容1600箱文物的楼房，呈“U”字型排列，正中一座放“中博”和“中图”文物，旁边两座放故宫博物院文物，另外还建了办公室和职工宿舍等。
　　有一天，梁廷炜先生打开库房做例行检查，发现故宫633 号箱和857 号箱中《四库全书荟要》的10册被雨水浸泡，黏成一张“纸饼”，无法揭开。这10册是：633号箱《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7号箱《栾城集》一册。此外，1021号箱中23册古籍也发生了霉变。
　　这是故宫文物自1933年迁出北平以来的最大一次损失，相关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后来，联管处组织对黏连、霉变的部分做了修复、重抄，共修补1300多页，重抄866 页，以尽量挽回损失，只是那重抄的部分，永远无法取代原本。
　　除了前面提到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运到台湾的故宫重要殿本书（由武英殿刊刻印造的书籍被称为“殿本”）还有：
　　《古今图书集成》，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编辑的大型类书，编辑历时28 年，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包罗万象，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故宫博物院共藏有三部《古今图书集成》，全部运至台湾。
　　《天禄琳琅》，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原存故宫昭仁殿。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内臣检阅宫廷秘藏，选择善本进呈御览，列于乾清宫昭仁殿，赐名“天禄琳琅”，并亲书匾额及对联。“天禄”一词取汉朝天禄阁藏书，“琳琅”为美玉之称，意谓内府藏书琳琅满目。昭仁殿也成为善本专门书库，“内藏宋、辽、金、元、明版旧书，难得罕睹”。
　　嘉庆二年（1797），太监用火引发乾清宫火灾，乾清宫、昭仁殿，连同“天禄琳琅”藏书全部葬身火海。身为太上皇的乾隆决定重建乾清宫，并开始征集、采购善本图书，恢复往日的特藏。短短一年，乾清宫得以重建，古籍善本又重新汇集在昭仁殿“天禄琳琅”的匾额下。七个月后，大学士彭元瑞重新编好《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收藏从宋至明的善本共650 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宏富。
　　《宛委别藏》，是《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以后，嘉庆朝官员阮元在巡抚浙江时，苦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无法再补入《四库全书》，因此又编成《宛委别藏》，其中包括在中土早已失传的珍本秘笈，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难经集注》等。《宛委别藏》中，源于宋刻者三十余种，源于元刻者十余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嘉庆十分看注这部丛编，用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的典故，将其命名为《宛委别藏》，珍藏于养心殿正殿悬“中正仁和”匾后墙的书格上。
　　《观海堂藏书》，是清代藏书家杨守敬收藏的一批善本书，共15000 余册，其中既有宋元古椠本的旧藏，也有日本室町时代及其以前的古钞古刻本，在量和质上都非同一般，即使说带走了日本汉籍的大半也不为过。1915年《观海堂藏书》被民国政府收购，并交拨给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时，曾存于南京朝天宫库房，1937年文物西迁，又运往重庆、成都，分别藏于巴县、乐山、峨眉三地。1947年运回南京之后，被全部运往台湾。
　　据那志良先生《我与故宫五十年》一书披露，从南京运至台湾的故宫图书总数达157000多册。北京故宫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回购了“天禄琳琅”旧藏宋版孤本《古文苑》等，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但只是一些零册散页，藏书界视“天禄琳琅”善本如凤毛麟角。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在台北郊区外双溪落成，并于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举行开幕典礼。12月9日，北沟库房文物除善本古籍外皆运至台北，入藏台北故宫。1966年3月，善本古籍也运至台北故宫，北沟库房完成了历史使命。自此，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故宫迁台珍贵古籍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院藏古籍善本选粹”展，让《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天禄琳琅》《观海堂藏书》这些故宫藏书进入公众视野。展览的第一部分“清宫藏书”，就选自1948、1949 年渡海而来的故宫南迁文物;第二部分“访旧搜遗”，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后征集、收购、获赠的善本书籍。
　　2012年2月14日，台北故宫院长周功鑫女士历史性地踏进北京故宫，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这是60余年两岸故宫高层首次正式接触。2013 年秋天，我陪同郑欣淼院长在深圳又见周院长，她回忆说，她当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文渊阁。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她要看看曾经安放它的那个空间。
　　文渊阁《四库全书》虽然现存台北故宫，但它和文渊阁乃至故宫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它是中华文明连续5000 多年发展至今的重要载体，更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最有力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