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以一颗纯粹的心追求艺术，也不忘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有人说，王西京是一位“复合型艺术家”，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画家，更是成功的管理者和艺术领头人。
在当代中国画坛，王西京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以一系列表现重大题材、领袖人物的“写实”作品与一系列表现古典题材的“写意”作品集于一身，并且两者都达到了不寻常的高度。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创业者”。他白手起家，创办了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西安中国画院。自2010年担任陕西省美协主席以来，他又带领陕西美术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道路。连续十几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关注民生，积极建言献策，为履职不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就是王西京，他视绘画为生命，却又做了太多“画外”的事情。他以一颗纯粹的心追求艺术，也不忘自己的使命与担当。有时候，这种矛盾让他痛苦，但是也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正如同他相信，画家到最后画的不是技法，而是内心的修养与气度。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磨砺了他、丰富了他，才在他的作品中折射出非同寻常的气魄与情怀。
艺术“跨界”
1984年，王西京为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创作的《远去的足音》，是他的成名作。
这幅画以戊戌变法为题材，刻画戊戌六君子在维新变法中壮烈牺牲的场景。画面上，临刑前的六位烈士身形伟岸，手戴镣铐而痛心疾首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强烈的黑白对比，大笔墨垂直线条的运用，体现出庄严肃穆的悲壮气氛。地面上的几片枫叶，既含蓄又具有绘画的美感。这件作品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被收入多种画集相册，成为王西京的代表作之一。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应毛主席纪念堂邀请，王西京创作了高2.8米，宽6.5米的巨幅肖像画作品《春潮》。在这幅色墨辉映的作品中，他借用了西方写实语言融入中国画的笔墨，刻画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迎风信步的伟人风采。背景则以大海的惊涛骇浪来寓意改革开放的春潮即将带来美好的春天，使整幅作品更加令人震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享誉画坛后，王西京陆续创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人物题材画：如《人民领袖（毛泽东）》《陈毅诗意》《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愿世界都和平（宋庆龄）》等。
尽管这些作品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轰动，但是王西京并没有固守这条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功的风格。在他的艺术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分脉，那就是一系列以传统笔墨为规范的书写主观性情的“写意”作品。
他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心中古典的诗情画意，创作了《天问》《魏武观海》《东坡诗意》、《风雪顾庐图》《竹林七贤图》《梅鹤同春》《易安居士词意》等作品。这些人物画，线条风骨飘逸、简洁疏放，表现出一种传统文人画的闲适、灵动、风骨精神与诗意境界。
与栩栩如生的“写实”相比，这看似简单的写意其实并不“简单”，要将人物的造型，通过寥寥几笔准确地表现出来，需要画家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才能得心应手。
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两种相去甚远的风格，反差如此强烈地体现在同一个画家身上，而且都有不凡的建树，这让王西京在当代的中国画坛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和美术界总是对他抱有极大的兴趣，想要一探究竟。
或许，这两种风格也映照了他内心交织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他爱读史书，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说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一个内心盛着过多忧虑、过多渴念的人，一个负载过重而无法超越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有艺术家浪漫随性的一面，渴望在艺术中自由地抒发自我，表达内心。
有评论家说，王西京的成功就在于他是以分离的方式在“写实”与“写意”的两端分别推进，放弃折衷以求其极至。在“写实”与“写意”的两极之中建树他的艺术功业。
而放弃折衷，追求极致，也注定了王西京的艺术之旅绝不会轻松：“对我来说，艺术就是一场生命的体验。我的一生也许都是一个艺术的苦行僧，是一个心地虔诚却手足笨拙的朝圣者。这里尽管充满挣扎，充满艰辛，但也充满痛苦的欣慰。”
两次创业
王西京有两次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
第一次是在1985年。
那一年，他结束了18年的美术编辑生涯，从《西安日报》社调任西安市文化局，创建西安中国画院并出任院长。虽然现实给予他的是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分钱的“西安中国画院”，但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西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辉煌的历史遗存，而建国已经三十多年，却没有一所可以供画家专业研究和切磋技艺的画院。”王西京下定决心，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为西安的美术家们，为西安的文化事业发展做成这件事。
从此，王西京告别了单纯的艺术家生活，开始了日夜操劳，四处奔波的日子，这其中，也尝尽了困难和艰辛。
从写报告、批立项到筹措资金、选择院址、办征地……事无巨细都是王西京亲自去跑，连建筑材料都是王西京自己跑到佛山去购买的。没有办公室，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里。画院没有钱，他就自己掏腰包，把积攒的一万元稿费也都投进了画院建设，这还不包括他无数次的自费出差。
“过去只关注自己的专业，在性格方面也有文人很清高的一面。但是做了院长之后，创业的担子压给你了，就要转换角色了，你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画家了，而是在为西安美术事业的发展做这件事情。”王西京还记得，为了办画院，前前后后一共盖了46个章。每盖一个章，都要不止一次地去跑腿，费口舌。
“这46个章盖下来，你就什么脾气都没了。”今天的王西京回忆起过往的一幕幕，却已经很平静了。
有人说，西安画院就像王西京的孩子一样，这话毫不夸张。经过五年的艰辛，一座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大楼终于矗立在了西安南郊，它是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就在画院落成，第一次隆重的聘任大会结束后，心力交瘁的王西京被送进了医院。 如今的西安画院，固定资产已经过亿，创作人员过百，并成功地在海内外举办了300多次展览，荣获国内外各类大奖100多次；成功举办了“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已经成为西安当代文化的一个品牌，一大批青年画家在这里成长起来，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画坛的中坚力量。
在西安画院蓬勃发展之后，年逾花甲的王西京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
2010年，王西京当选陕西省美协主席，结束了陕西省25年没有美协主席的历史。这一次，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更不轻松。“只有将艺术创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美术产业三个方面都发展起来，才能实现陕西省从美术资源大省到美术强省的转变。”
上任三年，王西京又一次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组建了陕西省美术产业集团；在无经费、无机制的情况下，成立了陕西美术事业发展基金会，还设立了陕西美术奖。他主抓创建了骊山创作中心和大秦岭艺术创作基地。创办了《陕西美术》《时代人物》两本刊物，陕西美术产业大厦、半坡国际艺术区也即将落成。这一次创业，他同样不计代价地付出。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王西京将自己上千多万元资金默默的投了进去。
2011年，“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作品展”在全国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媒体称“继50年前以石鲁、赵望云先生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后，又一次在全国美术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这是在就任陕西美协主席时王西京的承诺。他说，在今后，自己仍将用全部身心去践行这句承诺。
建言献策
除了专业画家和陕西省美协主席之外，王西京还有两个特殊的身份：他先后担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这两个身份，他的专业精神和态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担任人大代表的十年间，他先后共提出了四十多份议案，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文化之外的领域。“作为一个人大代表，要关注民生，反映民意，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不能说看到了问题，这不是我专业内的，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担任十届人大代表期间，他注意到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里入学，从而导致许多的社会问题。王西京最早提出议案，呼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后来，经过他和一些代表、委员持续几年的努力和不断推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让王西京感到十分欣慰：“真的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实事。”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王西京也一直在呼吁，西部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资源丰富，积淀深厚，在发展西部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大力促进西部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用了十年时间实地考察，完成了16万字的论著《开源——陕西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思考》。这本书中，涉及到许多方面：《浅议陕西山水文化建设》《法门寺佛文化弘扬方略》《秦腔振兴的几点想法》《浅谈长安鼓乐的保护与开发》……从中可见一位艺术家心系国家，关心文化事业建设的情怀。
2013年，王西京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参会，他就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提案：《尽快成立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以及《发展艺术金融产业，推动价值发现与话语权的构建》等。
对话王西京
《中华儿女》：今年的两会上，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提案？
王西京：我今年提案的内容是呼吁国家尽快组建中国艺术品的行业协会。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发展迅猛，艺术经济的兴起面临着几个问题：要有一个很规范的行业市场体系，一个很完整的市场监管制度，应该还有相关的政策配套。现在的现状是，艺术品市场好像大家都在管，但是又都不管，是一个盲区。比如说，画廊行业、拍卖行业乱象丛生，“三假”的现象司空见惯，售假、拍假、假拍，都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界关注的问题。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怎么样杜绝这个现象呢？就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也就是需要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行业协会，由它来管理。
《中华儿女》：那么行业协会的任务是什么呢？
王西京：行业协会的任务就是制定行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建立健全的行业管理制度、监督机制，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以及对从业人员进行行业自律，形成行业规范，让它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体制。
行业协会的成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我们艺术品的交易量非常大。但是中国艺术品仍然不能进入资本市场和与国际市场接轨，仍然是一个“自由市场”。一套房产经过评估，到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但一张美术作品，能不能去银行抵押贷款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威的评估鉴定。所以艺术品不能资产化，资产不能资本化，也就不能产权化，不能金融化，这是制约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一个瓶颈。如何让我们的艺术品尽快的进入流通市场，融入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儿女》：您现在担任陕西省美协主席，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工作与您的创作是否存在冲突？
王西京：我清楚画家留给历史的只能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工作，政绩。看着别人画画，自己却没有时间画，因为你要忙很多事情，这种冲突，在内心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我知道那是我的责任。我不是天生就要替天行道的人，但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省美协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考虑陕西美术的整体发展。同样，作为政协委员，你是人民的代言人，就不能只是画自己的画。为了这个责任，这份使命，必须要去做这些工作。
《中华儿女》：2011年，“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作品展”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巡回展出，使得陕西美术在“长安画派”之后，再次影响全国，您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长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王西京：长安画派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优秀的流派，而且是被全国学术界认可的，对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现代以后，艺术发展是多元的，大家探索的艺术领域也不尽相同。那么还能叫画派吗？我认为画派是有一定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的。所以，为了统和我们陕西的美术，为了将长安画派的精神传承下来，我们提出了长安精神这样一个文化理念。长安，会令人联想到汉唐文化，想到丝绸之路等等，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当时全国的一大批先锋文艺家集中到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对我国的文化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历史文化、延安革命文化、长安画派文化、还有当代文化，长安精神应该是融合了这四个方面。 《中华儿女》：在您的作品中，表现领袖人物的写实作品和表现历史人物与文化典故的写意作品，仿佛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您自己更倾向于哪一个？哪一种更是您内心的表达？
王西京：在中国当代画坛，我是主流价值非常强的画家。我从小受传统教育长大，从小就有很强烈的要把自己的价值观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中的意识。我不是那种只喜欢小情调的人，或者说画画就只是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这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改革开放初期，我画了戊戌六君子，那是对改革的赞歌，也是一种警示，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用戊戌六君子这几位改革的先驱来启迪我们当代人。199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画了14个领袖人物肖像，从毛泽东、瞿秋白、李大钊到彭德怀、贺龙，并在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的时候推出来。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旗帜非常鲜明的：领袖人物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不管到了什么时期，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九届全国人大时，我画了《人民的重托》，小平同志百年的时候我画了《春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画了《守望生命》，这些都是紧扣时代主题的作品。
除了现实主义的题材之外，我还有一大批作品，强调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和笔墨精神。我希望将笔墨精神通过传统的题材，使整体的艺术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比如唐代仕女，表现一种盛唐文化，雍容华贵、典雅的一种贵族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本质。为什么现在中外史学界、美学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看重？因为这种大国文化，它的底蕴非常深厚，并在它的艺术品中渗透出一种强烈的、纯正的中国文化精神。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宋代的团扇，或者一个唐粉彩的肥婆，都会很受感动，艺术品中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大国文化，简约、宁静，但是令人震撼。我的艺术，我认为比较高的追求是后期的这部分：简约，以线为主，表现意境的作品，可以抒发情感，并将文化精神和笔墨精神达到一种极致。
《中华儿女》：著名美术评论家贾德江先生说，您创造了“合中西以成新体”的语言，真正做到了“西方的写实与本土的笔墨走向新一轮的融合”，在中西美术探索的路上，您有什么心得？
王西京：中国画和西方美术在审美、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等方面都不一样。如何将西方美术的优势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优势结合，可以说是多少艺术家一生在探索的领域。一边要讲笔墨，一边要讲造型；一边是现实主义题材，一边是写意精神，中间错综交叉着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画家去思考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要学到西方优秀的东西，又不能受它的约束。你要学会写实，又要放弃写实，最后画写意。你是从明暗造型入手，最后却不要任何的明暗，完全靠线，这就是走进去，走出来。
在美院附中时，我接受过很严格的西方美术教育的训练，西方美术给我很多营养，但我还是用中国艺术的语言来表现民族的、现代的东西。
如何赋予中国的传统艺术更多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内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探索的，如果我们能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一点东西的话，那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在这交叉点上去找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王西京是一位“复合型艺术家”，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画家，更是成功的管理者和艺术领头人。
在当代中国画坛，王西京可谓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以一系列表现重大题材、领袖人物的“写实”作品与一系列表现古典题材的“写意”作品集于一身，并且两者都达到了不寻常的高度。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创业者”。他白手起家，创办了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西安中国画院。自2010年担任陕西省美协主席以来，他又带领陕西美术走上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道路。连续十几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他关注民生，积极建言献策，为履职不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就是王西京，他视绘画为生命，却又做了太多“画外”的事情。他以一颗纯粹的心追求艺术，也不忘自己的使命与担当。有时候，这种矛盾让他痛苦，但是也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艺术。正如同他相信，画家到最后画的不是技法，而是内心的修养与气度。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磨砺了他、丰富了他，才在他的作品中折射出非同寻常的气魄与情怀。
艺术“跨界”
1984年，王西京为参加全国第六届美展创作的《远去的足音》，是他的成名作。
这幅画以戊戌变法为题材，刻画戊戌六君子在维新变法中壮烈牺牲的场景。画面上，临刑前的六位烈士身形伟岸，手戴镣铐而痛心疾首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强烈的黑白对比，大笔墨垂直线条的运用，体现出庄严肃穆的悲壮气氛。地面上的几片枫叶，既含蓄又具有绘画的美感。这件作品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被收入多种画集相册，成为王西京的代表作之一。
2004年，为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应毛主席纪念堂邀请，王西京创作了高2.8米，宽6.5米的巨幅肖像画作品《春潮》。在这幅色墨辉映的作品中，他借用了西方写实语言融入中国画的笔墨，刻画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迎风信步的伟人风采。背景则以大海的惊涛骇浪来寓意改革开放的春潮即将带来美好的春天，使整幅作品更加令人震撼。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享誉画坛后，王西京陆续创作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人物题材画：如《人民领袖（毛泽东）》《陈毅诗意》《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愿世界都和平（宋庆龄）》等。
尽管这些作品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轰动，但是王西京并没有固守这条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成功的风格。在他的艺术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分脉，那就是一系列以传统笔墨为规范的书写主观性情的“写意”作品。
他回归传统，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心中古典的诗情画意，创作了《天问》《魏武观海》《东坡诗意》、《风雪顾庐图》《竹林七贤图》《梅鹤同春》《易安居士词意》等作品。这些人物画，线条风骨飘逸、简洁疏放，表现出一种传统文人画的闲适、灵动、风骨精神与诗意境界。
与栩栩如生的“写实”相比，这看似简单的写意其实并不“简单”，要将人物的造型，通过寥寥几笔准确地表现出来，需要画家有相当深厚的功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才能得心应手。
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两种相去甚远的风格，反差如此强烈地体现在同一个画家身上，而且都有不凡的建树，这让王西京在当代的中国画坛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媒体和美术界总是对他抱有极大的兴趣，想要一探究竟。
或许，这两种风格也映照了他内心交织的矛盾情感，一方面，他爱读史书，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说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一个内心盛着过多忧虑、过多渴念的人，一个负载过重而无法超越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有艺术家浪漫随性的一面，渴望在艺术中自由地抒发自我，表达内心。
有评论家说，王西京的成功就在于他是以分离的方式在“写实”与“写意”的两端分别推进，放弃折衷以求其极至。在“写实”与“写意”的两极之中建树他的艺术功业。
而放弃折衷，追求极致，也注定了王西京的艺术之旅绝不会轻松：“对我来说，艺术就是一场生命的体验。我的一生也许都是一个艺术的苦行僧，是一个心地虔诚却手足笨拙的朝圣者。这里尽管充满挣扎，充满艰辛，但也充满痛苦的欣慰。”
两次创业
王西京有两次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
第一次是在1985年。
那一年，他结束了18年的美术编辑生涯，从《西安日报》社调任西安市文化局，创建西安中国画院并出任院长。虽然现实给予他的是没有一寸土地，没有一分钱的“西安中国画院”，但他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与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业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西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辉煌的历史遗存，而建国已经三十多年，却没有一所可以供画家专业研究和切磋技艺的画院。”王西京下定决心，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为西安的美术家们，为西安的文化事业发展做成这件事。
从此，王西京告别了单纯的艺术家生活，开始了日夜操劳，四处奔波的日子，这其中，也尝尽了困难和艰辛。
从写报告、批立项到筹措资金、选择院址、办征地……事无巨细都是王西京亲自去跑，连建筑材料都是王西京自己跑到佛山去购买的。没有办公室，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里。画院没有钱，他就自己掏腰包，把积攒的一万元稿费也都投进了画院建设，这还不包括他无数次的自费出差。
“过去只关注自己的专业，在性格方面也有文人很清高的一面。但是做了院长之后，创业的担子压给你了，就要转换角色了，你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画家了，而是在为西安美术事业的发展做这件事情。”王西京还记得，为了办画院，前前后后一共盖了46个章。每盖一个章，都要不止一次地去跑腿，费口舌。
“这46个章盖下来，你就什么脾气都没了。”今天的王西京回忆起过往的一幕幕，却已经很平静了。
有人说，西安画院就像王西京的孩子一样，这话毫不夸张。经过五年的艰辛，一座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大楼终于矗立在了西安南郊，它是西安历史上第一所专业美术创作机构。就在画院落成，第一次隆重的聘任大会结束后，心力交瘁的王西京被送进了医院。 如今的西安画院，固定资产已经过亿，创作人员过百，并成功地在海内外举办了300多次展览，荣获国内外各类大奖100多次；成功举办了“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国际学术活动，已经成为西安当代文化的一个品牌，一大批青年画家在这里成长起来，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画坛的中坚力量。
在西安画院蓬勃发展之后，年逾花甲的王西京又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
2010年，王西京当选陕西省美协主席，结束了陕西省25年没有美协主席的历史。这一次，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更不轻松。“只有将艺术创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美术产业三个方面都发展起来，才能实现陕西省从美术资源大省到美术强省的转变。”
上任三年，王西京又一次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组建了陕西省美术产业集团；在无经费、无机制的情况下，成立了陕西美术事业发展基金会，还设立了陕西美术奖。他主抓创建了骊山创作中心和大秦岭艺术创作基地。创办了《陕西美术》《时代人物》两本刊物，陕西美术产业大厦、半坡国际艺术区也即将落成。这一次创业，他同样不计代价地付出。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王西京将自己上千多万元资金默默的投了进去。
2011年，“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作品展”在全国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媒体称“继50年前以石鲁、赵望云先生为代表的‘长安画派’后，又一次在全国美术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
“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这是在就任陕西美协主席时王西京的承诺。他说，在今后，自己仍将用全部身心去践行这句承诺。
建言献策
除了专业画家和陕西省美协主席之外，王西京还有两个特殊的身份：他先后担任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这两个身份，他的专业精神和态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担任人大代表的十年间，他先后共提出了四十多份议案，其中有四分之三都是文化之外的领域。“作为一个人大代表，要关注民生，反映民意，站在以人为本的角度，不能说看到了问题，这不是我专业内的，就可以视而不见了。”
担任十届人大代表期间，他注意到很多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里入学，从而导致许多的社会问题。王西京最早提出议案，呼吁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后来，经过他和一些代表、委员持续几年的努力和不断推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就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让王西京感到十分欣慰：“真的让我有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实事。”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王西京也一直在呼吁，西部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资源丰富，积淀深厚，在发展西部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应该大力促进西部文化事业的发展。他用了十年时间实地考察，完成了16万字的论著《开源——陕西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的思考》。这本书中，涉及到许多方面：《浅议陕西山水文化建设》《法门寺佛文化弘扬方略》《秦腔振兴的几点想法》《浅谈长安鼓乐的保护与开发》……从中可见一位艺术家心系国家，关心文化事业建设的情怀。
2013年，王西京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参会，他就带来了精心准备的提案：《尽快成立中国艺术品行业协会》以及《发展艺术金融产业，推动价值发现与话语权的构建》等。
对话王西京
《中华儿女》：今年的两会上，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提案？
王西京：我今年提案的内容是呼吁国家尽快组建中国艺术品的行业协会。近几年，中国艺术品发展迅猛，艺术经济的兴起面临着几个问题：要有一个很规范的行业市场体系，一个很完整的市场监管制度，应该还有相关的政策配套。现在的现状是，艺术品市场好像大家都在管，但是又都不管，是一个盲区。比如说，画廊行业、拍卖行业乱象丛生，“三假”的现象司空见惯，售假、拍假、假拍，都已经成为社会和文化界关注的问题。这些都制约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怎么样杜绝这个现象呢？就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也就是需要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行业协会，由它来管理。
《中华儿女》：那么行业协会的任务是什么呢？
王西京：行业协会的任务就是制定行业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建立健全的行业管理制度、监督机制，包括一些政策法规，以及对从业人员进行行业自律，形成行业规范，让它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体制。
行业协会的成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我们艺术品的交易量非常大。但是中国艺术品仍然不能进入资本市场和与国际市场接轨，仍然是一个“自由市场”。一套房产经过评估，到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但一张美术作品，能不能去银行抵押贷款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权威的评估鉴定。所以艺术品不能资产化，资产不能资本化，也就不能产权化，不能金融化，这是制约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一个瓶颈。如何让我们的艺术品尽快的进入流通市场，融入资本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华儿女》：您现在担任陕西省美协主席，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工作与您的创作是否存在冲突？
王西京：我清楚画家留给历史的只能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工作，政绩。看着别人画画，自己却没有时间画，因为你要忙很多事情，这种冲突，在内心来说是一种折磨。但我知道那是我的责任。我不是天生就要替天行道的人，但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在省美协主席这个位置上，我必须要考虑陕西美术的整体发展。同样，作为政协委员，你是人民的代言人，就不能只是画自己的画。为了这个责任，这份使命，必须要去做这些工作。
《中华儿女》：2011年，“长安精神——陕西当代中国画作品展”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巡回展出，使得陕西美术在“长安画派”之后，再次影响全国，您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长安精神的内涵是什么？
王西京：长安画派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优秀的流派，而且是被全国学术界认可的，对中国近代美术的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现代以后，艺术发展是多元的，大家探索的艺术领域也不尽相同。那么还能叫画派吗？我认为画派是有一定地域和时代的局限性的。所以，为了统和我们陕西的美术，为了将长安画派的精神传承下来，我们提出了长安精神这样一个文化理念。长安，会令人联想到汉唐文化，想到丝绸之路等等，它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有一个文化的传承。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安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当时全国的一大批先锋文艺家集中到延安，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对我国的文化艺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历史文化、延安革命文化、长安画派文化、还有当代文化，长安精神应该是融合了这四个方面。 《中华儿女》：在您的作品中，表现领袖人物的写实作品和表现历史人物与文化典故的写意作品，仿佛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您自己更倾向于哪一个？哪一种更是您内心的表达？
王西京：在中国当代画坛，我是主流价值非常强的画家。我从小受传统教育长大，从小就有很强烈的要把自己的价值观融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中的意识。我不是那种只喜欢小情调的人，或者说画画就只是宣泄一下自己的情感。这在我的作品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改革开放初期，我画了戊戌六君子，那是对改革的赞歌，也是一种警示，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付出血的代价，用戊戌六君子这几位改革的先驱来启迪我们当代人。199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画了14个领袖人物肖像，从毛泽东、瞿秋白、李大钊到彭德怀、贺龙，并在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的时候推出来。这在那个时代也是旗帜非常鲜明的：领袖人物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人物。不管到了什么时期，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九届全国人大时，我画了《人民的重托》，小平同志百年的时候我画了《春潮》，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画了《守望生命》，这些都是紧扣时代主题的作品。
除了现实主义的题材之外，我还有一大批作品，强调传统的中国文化精神和笔墨精神。我希望将笔墨精神通过传统的题材，使整体的艺术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比如唐代仕女，表现一种盛唐文化，雍容华贵、典雅的一种贵族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本质。为什么现在中外史学界、美学界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非常看重？因为这种大国文化，它的底蕴非常深厚，并在它的艺术品中渗透出一种强烈的、纯正的中国文化精神。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个宋代的团扇，或者一个唐粉彩的肥婆，都会很受感动，艺术品中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大国文化，简约、宁静，但是令人震撼。我的艺术，我认为比较高的追求是后期的这部分：简约，以线为主，表现意境的作品，可以抒发情感，并将文化精神和笔墨精神达到一种极致。
《中华儿女》：著名美术评论家贾德江先生说，您创造了“合中西以成新体”的语言，真正做到了“西方的写实与本土的笔墨走向新一轮的融合”，在中西美术探索的路上，您有什么心得？
王西京：中国画和西方美术在审美、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等方面都不一样。如何将西方美术的优势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优势结合，可以说是多少艺术家一生在探索的领域。一边要讲笔墨，一边要讲造型；一边是现实主义题材，一边是写意精神，中间错综交叉着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都是需要画家去思考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要学到西方优秀的东西，又不能受它的约束。你要学会写实，又要放弃写实，最后画写意。你是从明暗造型入手，最后却不要任何的明暗，完全靠线，这就是走进去，走出来。
在美院附中时，我接受过很严格的西方美术教育的训练，西方美术给我很多营养，但我还是用中国艺术的语言来表现民族的、现代的东西。
如何赋予中国的传统艺术更多的时代精神和时代内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探索的，如果我们能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一点东西的话，那就是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在写实与写意之间，在这交叉点上去找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