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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岁的曾水先还在等待第三次的“家长会”。作为广东清远新城村理事会的成员，他“很着急”。在春分和清明时，村里连续开了两次会，讨论土地承包问题，但意见还不统一。
“如果把土地承包给外面的种植大户，一亩地每年能比过去多赚上万块。”曾水先操着一口蹩脚的“粤普”说。
在这个山区村子里，曾水先被大家称为“先叔”。担任村干部超过20年，他很为村子操心。
往年此时，新城村的水稻早已插秧，而现在放眼望去，大块平整的土地还没有种任何庄稼，因为大家都在等着新一轮的土地调整。
这一轮土地调整始于2014年上半年。从2014年11月底开始，清远市被农业部等13个部委列入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三个整合”：土地整合、涉农资金整合、涉农平台整合。
化零为整的秘密
新城村远离市区，依山傍水，全村只有128户，300多口人，村里人同宗同族，全部姓曾。在富庶的广东，这里年人均收入仅过万元，离2014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尚有较大差距。
整个村子并不大，前后共5排房屋，以曾氏祠堂为中心，左右两侧均为齐整的两层半楼房，村口左侧为篮球场，右侧为健身娱乐设施，一口7亩半圆形鱼塘坐落村口。
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很难见到如此整齐划一的房屋建筑，而且村里的水泥路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这让隔壁村一位正在杀鸡的村民感到“羡慕”，从他家可以望见新城村。
“以前村里面破破烂烂，集体一点钱也没有，想搞什么都搞不成。”曾繁勇告诉笔者。1982年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在这个小山村实行，时年30岁的他任新换届的村干部。“当时集体资产一点都没剩下，全分给农户了。”
曾繁勇1986年卸任，但在2009年村里开始规划“拆旧房、建新房”时，他被重新选为村干部。他在村里威望很高，被称为“勇叔”，整个村的设计图都是“勇叔”一手画的，被村里人戏称为新城村“总设计师”。
比“勇叔”年纪稍小的“先叔”，在外面挖了5年硫铁矿后于1991年回到村里担任村委会副主任。当时，村里人虽然温饱无虞，但村貌很差。他至今记得一位老辈支书的指责，“你们这辈人一点本事也没有，村里破烂成那样。”
“先叔”首先想到的是修复备受村里人敬重的祠堂，但钱从哪来？
1991年冬天，他打起了山林的主意。“当时的山林是按矮中高平均分配的，很多山林都没人管，基本没什么效益。”
曾水先挨家挨户做工作，把山地先收回到集体手里再发包出去，钱给到村集体。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了先叔的提议。
第二年春，曾水先将山下比较适合种麻竹笋的200亩林地（当地是有名的“麻竹笋之乡”），以每亩20元的价格承包给村里七八户人家，承包期为15年。村集体于是有了“第一笔”收入，4000元左右。
后来，用同样的方法，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口鱼塘也被承包出去。“先叔”回忆，到1996年，“集体的存款就有四五万元了！”
那年冬天，祠堂漏雨让曾水先感觉到“不能再等了”。在跟村里每家每户再集资了四五万元后，祠堂重修。到1998年修葺完成，三百多人的村子请来了四周几乎所有的曾氏人，摆了一次三千多人的大宴。
尝到甜头后，收回再发包的思路还在延续。
1998年年初，曾水先承包了一块丢荒的旱地，大概15亩，种了“年桔”，是村里第一个种果树的人。很快在村里就形成了示范效应，1999年，“剩下的一些林地都承包出去了”。
2005年年底，村里召开每家每户派人参加的“家长会”反复讨论后，在来年开春就把旱田统一都发包出去，只剩下300亩水田作为基本农田没动。
发包出去的旱田基本上都是本村村民自己承包，大部分种了沙糖桔。
陆陆续续的这些发包，除了能为集体筹钱，还有一个好处是把碎片化的土地连成了大片。
在新城村，土地被大致分成山地、水田、旱田三类。最初20世纪80年代分土地时，按照“肥瘦、远近搭配”的原则，将土地“平均”分配到每家每户，导致极其分散。
“我们家一共五六块地。”小学语文老师曾安指着远处的山头说，“山下有一块，最远的一块离山头3里地外”。
这在清远山区并不罕见，笔者在阳山县江英镇荣岗村遇到的一位村民说，他们那最多的一户有五十多块地。他随手指着一块不到半个篮球场面积的地块告诉笔者，那块地就被分成了六七块。
碎片样的土地，给农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在新城村，稻谷收割的时候，往往需要两个人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打谷机在山田中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机械更是没办法进入，耕田大多还是只能用水牛。
村民渐渐也不再搭理土地。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99年村里根据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了重新调整，此后就再没变动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到新世纪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出门打工，江英镇党委委员陈锦华告诉笔者，其所在的自然村现在只剩下两户人了。
土地渐渐变成漫山遍野都荒着，很多连地界都已经模糊不清。虽然有农户互相之间租或者换地，但大规模调整从未出现。
“正好合我意，早就想调整了。”当2014年清远市提出土地整合时，曾水先很开心。前年冬天开始，新城村开修机耕路和水渠，一旦土地能连成片，就意味着他们再也不用把一百多斤的稻谷机抬来抬去了。
“大家都很乐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曾水先说，在当年冬天，推土机就开到了新城村地里。
2015年4月16日，笔者来到新城村的时候，土地刚好复耕完，零零散散的地块都被统一翻耕，成为一整块。
“先整合后确权”
事实上，新城村等来的“土地整合”，最初是在阳山县开始的。 阳山县四面环山，总人口54.7万，其中近50万是农村人口。这里多为喀斯特地貌，在当地山林都被称作“石头山”，即便是山脚较为平整的田地，也随处可见一块块黑色的石头，因此当地人常用“九山半水半分田”自侃。
2013年4月，阳山被选定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其中一项改革内容便是土地“确权”。此次“确权”也跟多年“一号文件”提倡的对“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相吻合。
2013年7月，阳山在小江镇和杜步镇各选了4个村进行试点。在确权过程中因为土地零碎化问题严重，一些地方地界完全模糊，很难确权。
“领导后来有一次跟我谈话，就说先把土地整合之后再确权。”阳山县委书记伍文超说。但是，“调整土地大家都愿意，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谁都怕吃亏”。
村民理事会，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个根据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特殊“组织”，最早在附近的叶屋村出现并发挥出很大作用——通过同宗同族的“理事会”做工作，叶屋村率先把全村九百多亩土地进行了整合，引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成了一个没有牛的村子，收入也迅速上升，现在每家净收入提升到15万元以上。
在江英镇荣岗村，当了8年村支书的陈锦华，去年开始分管全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布证工作。
村里原来有3000多户籍人口，现在却只剩下1000多，撂荒的土地也多了，“一般家家都有几十块地，到最后都找不到自己家是哪块地了”。
一开始，陈锦华提出“确权到组，确股到户”的理念，但更大的领导们提醒说可能有问题，后来荣岗村实行的是“确地界到经济合作社，确面积到户”的办法。简单来说，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确到村小组的经济合作社，只确农户的承包经营权面积，不确地块的“四至”。
“弃耕的很多，他们只想确保权利，并不需要知道具体地块。”
“比如我有3亩地，如果出去打工不种地，村集体就可以选择把地出租给别人来种，那我就按这3亩地的面积进行分红。如果再过几年我不打工了，再跟村民小组说，重新分一块地，这也可以协调。”伍文超说。
实际上，这也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
通过整合将土地所有权重新确到村小组一级，然后再将承包权和经营权按照过去应有的面积确定到各户，自己耕作或者交由集体统一发包，根据面积来享受“分红”。
农业拯救农地
在农业重镇，江英几乎没有工业，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在笔者走访的多个村里，见到最多的便是老人和小孩。
“工业只是在清远城区附近发展，农村里面很少有工业。”鲁小鹏说。
去年9月，阳山县提出推进四个平台，其中重点推进七拱建筑板材加工基地，打造七拱工业区。但一位常年在政府工作的人员称，“以前有几个工厂，建材加工厂啥的，后来效益也不好，山区嘛，运输不方便，还有个造鞋厂还没倒。”
电商是他们找到的新方向之一。2014年10月，阳山与阿里巴巴联合搭建了首批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离县城仅几公里的范村便有其中一个，该服务站一方面帮农户从网上购置需要的物品，同时也为村民代卖农产品。
去年12月，范村村民蔡木通过服务站将一万斤番薯挂在“阳农网”进行销售，在一个月内以1元/斤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产能，正是农村土地的一个瓶颈。比如，2014年双十一期间，地方特产清远鸡在天猫旗舰店一天就销售出近千万只，但受制于产能问题，直到现在大部分都还没能发货。
“整合土地是农业适度规模化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伍文超说。
“今年上半年完成了500亩土地整合，”江英镇大桥村的墩二村副理事长黄水发对笔者说，“下半年我们打算自己办一个合作社，专门种蔬菜。”
在大桥村，2009年就成立的益民蔬菜专业合作社，现在已经有近500亩的种植基地，153名合作社成员，同时蔬菜收购范围达到2000亩，年产值2000多万元。
去年6月，荣岗村和平村小组，完成土地整合确权。在去年还没进行土地整合的时候，益民合作社的理事长周路养就看中了和平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优势，“一开始承包时，都得一家一户去谈，现在只需要面对村小组就可以了”。
根据他的承包合同书，周路养在和平村共承包了200亩耕地，每年每亩租金100元，共承包4年。跟大桥村400元每亩的价格相比，土地成本降低不少。
和平村小组对土地进行统一对外发包，村民按照各自的土地面积享受每年的分红，但他们自己大多还是外出打工。这与大桥村的模式有所不同，在那里，益民专业合作社共有153个合作社成员，由合作社向入社农户提供种苗、化肥、技术等，农户按照要求进行种养，最后由公司统一收购并经销。
尽管合作的模式各有不一样，但各地的农村都在努力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在阳山县高村，仅剩最后一个村小组进行土地整合。高村村支书梁效犬说，去年10月，两个村民小组将700亩土地全部租给了一个蔬菜合作社，跟合作社谈好了合作方式等。
“第一年是50元/亩，满5年租金提高10%，过了10年后土地价格要提高20%。”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村民最大程度的收益。另外，合作社每年除了交租金，还要给村小组每年5000元的管理费。
在阳山，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土地整合，“上个月达成调整意愿的村小组还只有1600多个，这个月清明节过后就2600多个了，达90%。”伍文超说，“打算今年8月份全部调整好进行确权。”
但新城村的曾水先则还在头疼，虽然就整合土地跟合作社一起搞花木种植的事情召开了两次家长会，但“农户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大家担心种的花木销售不出去”。
“我已经有了初步方案，如果剩下的人不同意，就先把这53户的地连片划分出来，先搞个试点。”“先叔”说。
“如果把土地承包给外面的种植大户，一亩地每年能比过去多赚上万块。”曾水先操着一口蹩脚的“粤普”说。
在这个山区村子里，曾水先被大家称为“先叔”。担任村干部超过20年，他很为村子操心。
往年此时，新城村的水稻早已插秧，而现在放眼望去，大块平整的土地还没有种任何庄稼，因为大家都在等着新一轮的土地调整。
这一轮土地调整始于2014年上半年。从2014年11月底开始，清远市被农业部等13个部委列入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三个整合”：土地整合、涉农资金整合、涉农平台整合。
化零为整的秘密
新城村远离市区，依山傍水，全村只有128户，300多口人，村里人同宗同族，全部姓曾。在富庶的广东，这里年人均收入仅过万元，离2014年全省人均可支配收入2.5万元尚有较大差距。
整个村子并不大，前后共5排房屋，以曾氏祠堂为中心，左右两侧均为齐整的两层半楼房，村口左侧为篮球场，右侧为健身娱乐设施，一口7亩半圆形鱼塘坐落村口。
在这样偏远的山区，很难见到如此整齐划一的房屋建筑，而且村里的水泥路每天都打扫得很干净，这让隔壁村一位正在杀鸡的村民感到“羡慕”，从他家可以望见新城村。
“以前村里面破破烂烂，集体一点钱也没有，想搞什么都搞不成。”曾繁勇告诉笔者。1982年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在这个小山村实行，时年30岁的他任新换届的村干部。“当时集体资产一点都没剩下，全分给农户了。”
曾繁勇1986年卸任，但在2009年村里开始规划“拆旧房、建新房”时，他被重新选为村干部。他在村里威望很高，被称为“勇叔”，整个村的设计图都是“勇叔”一手画的，被村里人戏称为新城村“总设计师”。
比“勇叔”年纪稍小的“先叔”，在外面挖了5年硫铁矿后于1991年回到村里担任村委会副主任。当时，村里人虽然温饱无虞，但村貌很差。他至今记得一位老辈支书的指责，“你们这辈人一点本事也没有，村里破烂成那样。”
“先叔”首先想到的是修复备受村里人敬重的祠堂，但钱从哪来？
1991年冬天，他打起了山林的主意。“当时的山林是按矮中高平均分配的，很多山林都没人管，基本没什么效益。”
曾水先挨家挨户做工作，把山地先收回到集体手里再发包出去，钱给到村集体。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了先叔的提议。
第二年春，曾水先将山下比较适合种麻竹笋的200亩林地（当地是有名的“麻竹笋之乡”），以每亩20元的价格承包给村里七八户人家，承包期为15年。村集体于是有了“第一笔”收入，4000元左右。
后来，用同样的方法，村里为数不多的几口鱼塘也被承包出去。“先叔”回忆，到1996年，“集体的存款就有四五万元了！”
那年冬天，祠堂漏雨让曾水先感觉到“不能再等了”。在跟村里每家每户再集资了四五万元后，祠堂重修。到1998年修葺完成，三百多人的村子请来了四周几乎所有的曾氏人，摆了一次三千多人的大宴。
尝到甜头后，收回再发包的思路还在延续。
1998年年初，曾水先承包了一块丢荒的旱地，大概15亩，种了“年桔”，是村里第一个种果树的人。很快在村里就形成了示范效应，1999年，“剩下的一些林地都承包出去了”。
2005年年底，村里召开每家每户派人参加的“家长会”反复讨论后，在来年开春就把旱田统一都发包出去，只剩下300亩水田作为基本农田没动。
发包出去的旱田基本上都是本村村民自己承包，大部分种了沙糖桔。
陆陆续续的这些发包，除了能为集体筹钱，还有一个好处是把碎片化的土地连成了大片。
在新城村，土地被大致分成山地、水田、旱田三类。最初20世纪80年代分土地时，按照“肥瘦、远近搭配”的原则，将土地“平均”分配到每家每户，导致极其分散。
“我们家一共五六块地。”小学语文老师曾安指着远处的山头说，“山下有一块，最远的一块离山头3里地外”。
这在清远山区并不罕见，笔者在阳山县江英镇荣岗村遇到的一位村民说，他们那最多的一户有五十多块地。他随手指着一块不到半个篮球场面积的地块告诉笔者，那块地就被分成了六七块。
碎片样的土地，给农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在新城村，稻谷收割的时候，往往需要两个人抬着一百多斤重的打谷机在山田中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机械更是没办法进入，耕田大多还是只能用水牛。
村民渐渐也不再搭理土地。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99年村里根据人口变化对土地进行了重新调整，此后就再没变动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到新世纪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出门打工，江英镇党委委员陈锦华告诉笔者，其所在的自然村现在只剩下两户人了。
土地渐渐变成漫山遍野都荒着，很多连地界都已经模糊不清。虽然有农户互相之间租或者换地，但大规模调整从未出现。
“正好合我意，早就想调整了。”当2014年清远市提出土地整合时，曾水先很开心。前年冬天开始，新城村开修机耕路和水渠，一旦土地能连成片，就意味着他们再也不用把一百多斤的稻谷机抬来抬去了。
“大家都很乐意，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曾水先说，在当年冬天，推土机就开到了新城村地里。
2015年4月16日，笔者来到新城村的时候，土地刚好复耕完，零零散散的地块都被统一翻耕，成为一整块。
“先整合后确权”
事实上，新城村等来的“土地整合”，最初是在阳山县开始的。 阳山县四面环山，总人口54.7万，其中近50万是农村人口。这里多为喀斯特地貌，在当地山林都被称作“石头山”，即便是山脚较为平整的田地，也随处可见一块块黑色的石头，因此当地人常用“九山半水半分田”自侃。
2013年4月，阳山被选定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其中一项改革内容便是土地“确权”。此次“确权”也跟多年“一号文件”提倡的对“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相吻合。
2013年7月，阳山在小江镇和杜步镇各选了4个村进行试点。在确权过程中因为土地零碎化问题严重，一些地方地界完全模糊，很难确权。
“领导后来有一次跟我谈话，就说先把土地整合之后再确权。”阳山县委书记伍文超说。但是，“调整土地大家都愿意，但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谁都怕吃亏”。
村民理事会，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这是一个根据宗族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特殊“组织”，最早在附近的叶屋村出现并发挥出很大作用——通过同宗同族的“理事会”做工作，叶屋村率先把全村九百多亩土地进行了整合，引入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成了一个没有牛的村子，收入也迅速上升，现在每家净收入提升到15万元以上。
在江英镇荣岗村，当了8年村支书的陈锦华，去年开始分管全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布证工作。
村里原来有3000多户籍人口，现在却只剩下1000多，撂荒的土地也多了，“一般家家都有几十块地，到最后都找不到自己家是哪块地了”。
一开始，陈锦华提出“确权到组，确股到户”的理念，但更大的领导们提醒说可能有问题，后来荣岗村实行的是“确地界到经济合作社，确面积到户”的办法。简单来说，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确到村小组的经济合作社，只确农户的承包经营权面积，不确地块的“四至”。
“弃耕的很多，他们只想确保权利，并不需要知道具体地块。”
“比如我有3亩地，如果出去打工不种地，村集体就可以选择把地出租给别人来种，那我就按这3亩地的面积进行分红。如果再过几年我不打工了，再跟村民小组说，重新分一块地，这也可以协调。”伍文超说。
实际上，这也是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的，“确权确股不确地”的模式。
通过整合将土地所有权重新确到村小组一级，然后再将承包权和经营权按照过去应有的面积确定到各户，自己耕作或者交由集体统一发包，根据面积来享受“分红”。
农业拯救农地
在农业重镇，江英几乎没有工业，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在笔者走访的多个村里，见到最多的便是老人和小孩。
“工业只是在清远城区附近发展，农村里面很少有工业。”鲁小鹏说。
去年9月，阳山县提出推进四个平台，其中重点推进七拱建筑板材加工基地，打造七拱工业区。但一位常年在政府工作的人员称，“以前有几个工厂，建材加工厂啥的，后来效益也不好，山区嘛，运输不方便，还有个造鞋厂还没倒。”
电商是他们找到的新方向之一。2014年10月，阳山与阿里巴巴联合搭建了首批农村淘宝村级服务站，离县城仅几公里的范村便有其中一个，该服务站一方面帮农户从网上购置需要的物品，同时也为村民代卖农产品。
去年12月，范村村民蔡木通过服务站将一万斤番薯挂在“阳农网”进行销售，在一个月内以1元/斤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产能，正是农村土地的一个瓶颈。比如，2014年双十一期间，地方特产清远鸡在天猫旗舰店一天就销售出近千万只，但受制于产能问题，直到现在大部分都还没能发货。
“整合土地是农业适度规模化生产的一项基础工作。”伍文超说。
“今年上半年完成了500亩土地整合，”江英镇大桥村的墩二村副理事长黄水发对笔者说，“下半年我们打算自己办一个合作社，专门种蔬菜。”
在大桥村，2009年就成立的益民蔬菜专业合作社，现在已经有近500亩的种植基地，153名合作社成员，同时蔬菜收购范围达到2000亩，年产值2000多万元。
去年6月，荣岗村和平村小组，完成土地整合确权。在去年还没进行土地整合的时候，益民合作社的理事长周路养就看中了和平村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的优势，“一开始承包时，都得一家一户去谈，现在只需要面对村小组就可以了”。
根据他的承包合同书，周路养在和平村共承包了200亩耕地，每年每亩租金100元，共承包4年。跟大桥村400元每亩的价格相比，土地成本降低不少。
和平村小组对土地进行统一对外发包，村民按照各自的土地面积享受每年的分红，但他们自己大多还是外出打工。这与大桥村的模式有所不同，在那里，益民专业合作社共有153个合作社成员，由合作社向入社农户提供种苗、化肥、技术等，农户按照要求进行种养，最后由公司统一收购并经销。
尽管合作的模式各有不一样，但各地的农村都在努力向规模化方向发展。
在阳山县高村，仅剩最后一个村小组进行土地整合。高村村支书梁效犬说，去年10月，两个村民小组将700亩土地全部租给了一个蔬菜合作社，跟合作社谈好了合作方式等。
“第一年是50元/亩，满5年租金提高10%，过了10年后土地价格要提高20%。”通过这样的方式，保证村民最大程度的收益。另外，合作社每年除了交租金，还要给村小组每年5000元的管理费。
在阳山，规模化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土地整合，“上个月达成调整意愿的村小组还只有1600多个，这个月清明节过后就2600多个了，达90%。”伍文超说，“打算今年8月份全部调整好进行确权。”
但新城村的曾水先则还在头疼，虽然就整合土地跟合作社一起搞花木种植的事情召开了两次家长会，但“农户的意见始终不能统一，大家担心种的花木销售不出去”。
“我已经有了初步方案，如果剩下的人不同意，就先把这53户的地连片划分出来，先搞个试点。”“先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