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风险投资”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查中国历史，似乎没有哪个王朝对商业和经商者曾经给予过什么真正的支持，但是历代王朝中的许多官员作为个人却总是对商业和商人投以特别的热情和关照。这个比例虽说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但事实上确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一个官员被录用之后派往某地主政，朝廷一应开支均不负担，甚至连上任的盘缠、到任以后所聘幕僚的工资都得他自行筹措。没有商人的支持怎么能行？所以一个官员赴任，必须先向一个或几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商人——伸手借一笔做旅途之用的银两，到任后再借一笔支付幕僚和跟班的费用。就像是做生意一样，他用这笔钱使买卖开起张来。当然他的钱总是不愁借的，当地的大户也罢商人也罢，都愿意借钱给他，他们都知道，只要在官场上投了资，一般来说就会使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就像种了发财树，白花花银子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精明的山西商人自然深明这条“风险投资”之道。
　　
　　皇商的势派
　　
　　《红楼梦》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俗谚，描绘的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的叔伯妹妹宝琴“八岁随父行商海外”，“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书中这样的描述，山西皇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学者曾把清代山西皇商与《红楼梦》里的薛家联系到一起，作过考证，认为山西皇商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模特。理由是皇商薛家的财势气派、经营国内外贸易和广交官府等等情况，当时除山西皇商外，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支持政府政治军事活动，是山西商人得到“皇商”身份的手段。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行为却影响更为深远。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记载，天启三年（1618）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十六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物资，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宾任总办，弟弟毓覃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康熙三十五年（1696）征讨噶尔丹，清兵只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至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耕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一百二十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宾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不说时间急迫，费用又得节省，单就环境之恶劣就使人望而生畏。当时范氏的运粮队“出长城，逾瀚海”，战胜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将粮饷运至用兵的西北，顺利完成了任务。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自然，这些山西皇商得到的是银两加荣耀的丰厚回报。
　　皇商在名义上是为皇室采购需用物品，每月只向内务府领取二两钱粮，然而实则可以假官营私，凭其买办特权，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国外经商，只要有利可图，哪里都去，什么行业也干。于是，他们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地，通过私下经营，捞取厚利。正因如此，各家皇商都是富极一时。
　　《红楼梦》第八十回中夏金桂曾道：“谁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压人”，正是一语道破了皇商的恃财仗势。连贾家需要人参、牛黄药材都要向薛家讨取，需要棺木也由薛家赠给。贾母那么看得起薛家，总想亲上加亲，也正是因为薛家有钱。前面说的山西八姓皇商之一的介休范氏家庭，就是清代拥有数百万金之富，祖孙四世显赫近百年，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范家与官府关系十分密切，频频行贿，动辄以万两计。甚至代人托情，包揽词讼。范家拥有雄厚资财，供其全家族享受奢华生活，毫不逊色于《红楼梦》里的四大家庭。连乾隆皇帝也称范氏家庭的人为“富家子弟”。范毓 的长子清注在京的公馆，俨若王府，有僮仆数百人之多。至举家败落时，尚有“奴婢千指”（指百人），其势派也不亚于薛家。
　　
　　亦商亦官，以官护商
　　
　　清代最著名的江南巨贾胡雪岩身捐二品红顶戴，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发达起来，就是得益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官场的熟稔于胸。把为官与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在他出道的时候就玩的把戏，初登商场胡雪岩就花钱捐了候补知县，从那时起官帽子就不曾离开过他的脑袋。随着买卖越做越大，他头顶上的顶戴也就越捐越高，直到头上戴上一顶二品红顶才算封顶。而二品红顶在身就意味着他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走平地不说，他见了巡抚不必下跪，比他官职小的像州府、知府、县府之类见了反倒得给他下跪。可想而知做生意的人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会是何等的威风！
　　其实对商人来说威风不威风倒不是主要的，他们看重的是这官员的身份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晋商通过财力、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则通过直接捐纳报效买职官衔和封典。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经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即蔚盛长、蔚长厚、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系一个财东所办，统一管理，分别核算）首任经理毛鸿翙，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夫人”、“恭人”，冠冕堂皇。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赢，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渠、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 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花翎顶戴。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当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助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她曾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不仅票号财东个个名登仕版，而票号的经理人员亦一捐再捐，加官进衔。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咸丰三年（1853）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帐局捐资以“铸炮”，共白银340000两，钱70000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十三家票号又捐银6000多两。咸丰二、三年（1852—1853）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2670000两。就这样，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特权。
　　


　　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对于实际上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三十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帐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而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谁都知道“官官相护”又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在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俗话说的好，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颠过来倒过去这个道理是硬道理：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
　　
　　达官显贵为我所用
　　
　　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乔家上上下下忙碌异常，洒扫庭堂，铺设红毯，众人都听从在中堂乔致庸之侄、曾任直隶新城县五品知县的乔超五的指挥号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员要造访乔家，要不怎会由熟悉朝廷礼仪的饱学之士乔超五来安排应酬事宜。时至晌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乔家堡，乔家人老远就纷纷跪倒行礼，待轿子抬到乔家大门口，近侍掀帘，下来一位身着便衣行装，但气宇轩昂的男子，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来人不等乔致庸行礼开口，便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叫得乔致庸瞠目结舌，半晌才说：“不敢不敢！左大人这样称呼，折煞小民了。”原来，来人竟是身居显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时，便与乔家的票号结成了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均由乔家的票号存取汇兑。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设防俄国，耗费巨大。此时大清财政已捉襟见肘，常常供不应求，而军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从乔家的票号借支透支。清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信誉卓著，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务，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于山西商人率先开办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原先上交税银和下拨军费银、赈灾银等，都由实物解送变为汇票，纳入了山西人的票号业务银。这样，官府图个方便，票号图个汇水，官吏也可得些好处，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与山西票号便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北安定下来后，清廷调离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乔家堡离官道也就是十五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绕道来乔家堡拜访乔东家。一是感谢乔家对他经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将来还有求于乔家票号。
　　此时，乔家刚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门前做个百寿图，便请左宗棠赐一副对子，给百寿图画龙点睛。左宗棠高高兴兴即兴挥毫：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
　　这副对联至今保存在乔家大院大门前的百寿图上，让人想起乔家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赫赫威势。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还会发现大门上有一副锃亮的铜板对联：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笔调朴实温和，遣词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远。相传，这副铜板门联为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赠。
　　乔家自从创办票号以来，得到了结交官府的许多好处。大德通票号还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都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尔丰调遣到哪里，高就随往到哪里。事实上，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结甚厚。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官，出入衙门，借势借财，措置裕如。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管经理也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私人情谊。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澄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使袁在票号帐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协成乾驻广州分号经理无一任不与粤海关监督为磕头之交，其北京分号经理与户部尚书往来甚密，所以能长期把持广东粤海关税款存储向京师国库汇解业务。山西票号正是从与官府的勾结中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承做买官鬻爵业务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除了靠钱直接与官吏交易之外，还有两种颇有独到之处的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检阅山西票商的书信，这样的交易内容随处可见。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足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七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票号替上述人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钱吊大鱼办法。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况这样的长远投资，谁能不为之效命？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予以照顾与关照是铁板订钉的事。二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官并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帮忙。就以当时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一职为例，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名的肥缺，其肥硕的程度到了就是皇亲国戚要想谋得这一职位也得花二十万两银子以上的活动费用。那时库伦办事大臣一职为何能够卖得这样高的价码？就因为它肥在了恰克图关贸，恰克图事务归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而这样高的价码，没有票号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两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也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
　　这两种手法，对山西商人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既承做了买官鬻爵的业务，又做了囤积奇货达到利用官吏目的的生意。
　　
　　协同庆下注居奇货
　　
　　协同庆是平遥县十大票号之一。总号掌柜刘雪斋派张治达到北京协理协同庆北京分庄的一切事宜。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放长线，钓大鱼，居奇货是他的拿手绝活。一次见有旗人穆氏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6万两，张满口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时间不长，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巨擘，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以一词臣而做到封疆大吏，相传也曾成为协同庆票号下注的奇货。
　　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进京朝见皇帝，想谋取更高职位，但必须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等关节才行。张为了借打点钱，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票号日升昌。寒暄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老板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他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协同庆票号。协同庆老板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方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老板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十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老板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摺子走了。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使命为两广总督了。张任两广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任所贺喜。协同庆老板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老板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驾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到了百十万两银子。
　　
　　票号：官员藏富的保险柜
　　
　　没有票号的帮助，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是难于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存储脏款，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存董福祥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脏款100000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10000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5000两，以80000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吏十六人，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存储票号，各地皆然。光绪十九年（1893），蔚丰厚、协同庆票号成都分号收存了四川官员徐春荣、钱玉兴纳贿之款。徐、钱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处。经调查二票号底簿及票号管事人，徐春荣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九年（1893），先后存过银10000两，汇过上海及转浙江银共47000余两。钱玉兴先后存过银11000两，汇过安庆等处银7300余两。1916年蔚丰厚票号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时，袁世凯就以其弟袁世辅的名义在该银行投资入股100万两白银。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却把自己打扮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袁世凯还借此“整”了一伙“贪官”。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帐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帐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决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帐簿所载存款人存储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一般来说，票号对于官吏个人的私款，贿赂的横财是严守秘密的，帐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但官吏则将其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的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了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二者互为利用，朋比为奸。
　　
　　勾连官府，私分赈款
　　
　　晋商以诚信著称，然其票号与官府关系陷之太深，因此亦有因“福”得祸之时。官吏贪赃被揭发，则票号随之亦损俱损。在山西票号史上还发生过一起私分官家赈款的丑事。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山西大旱。五年，两湖办理晋省赈灾捐款，由三晋源票号汇至太原巨兴源票号白银一万两。当时各省捐款统由清源局专差，故先将汇票寄到藩司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转交票号，持汇票赴库缴款。葆亭令其门丁杨清如将汇票交巨兴源票号伙友车跃笼带回，巨兴源就将款暂存号内，观望时局，待催问即还司库，不问则聊作号内资金周转。然而不久，葆亭被罢了官职，相关人员也多更换，巨兴源认为无从查考，掌柜王鉴即起隐昧之意，遂与执事贾世源、伙友车跃笼商议，三人便将此款私分了。不想后来山西巡抚张之洞派员清理库款，发现来文与库簿不符，短收第二十七批银一万两。当即严饬司道局员调齐档案，详细查考，并提经手此批汇兑之巨兴源票号执事贾世源、车跃笼（此时王鉴已病故）一并发交太原府，下令该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对证，人证物证俱在，贾、车供认不讳，情愿全数缴回。因退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贾世源除革去从九品职衔外，与车跃笼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结。
　　但没想到这时监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异议。他上了一本奏章，说：“往年晋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发帑，各直省官绅无不力筹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俭用，凑合成资，源源接济。但是灾区较广，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气未复。设想一下，如果拿出这万金之数，该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兴源票号平时操奇居赢，利权在握，起居服用，贵似王公，当此家乡灾荒，不仅没有发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难，而且竟敢贪污分脏邻省协济赈款，至一万两之多。这样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结的，现在山东诸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哀鸿遍野，其灾情比往年山西更严重。若非将此案严加惩办，会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谁还在乎呢？因此应当严惩。”
　　这位章御史还在奏章中出了个主意说：“此辈市井居心，视银钱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拟请旨饬下该抚，严提巨兴源票号，正身免其杖徒，着照前所隐匿之数，勒限十倍罚锾，即以拨充山东赈款，俟如数缴清，方准省释。”清廷采纳了章耀廷的奏章，贾、车等人一万两未得，倒赔了十万两，从此该号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解救清政府财政危急中大红大紫
　　
　　《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财政的极度困难，却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山西票号积极通过资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急，使其在社会上的地位由红发紫，利润高的惊人。以大德通票号为例，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而1900年则为4024两，扩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红1700两，是甲午战争前的20倍。
　　通过支持清政府的财政，获得高额利润是晋商的拿手好戏。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开始以捐输的名义换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11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山西人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畬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给政府垫借款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同治三年（1864）四年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同治五年（1866），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光绪二十年（1894），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度过了难关。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同时，光绪皇帝传旨，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1901年9月，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强。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同时也把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更加密切的阶段。
　　票号在办理如此庞大的公款汇兑中，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利用收汇交汇的时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项。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机构存款看，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义善源、存义公几家票号的款项即达2064596两，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国家银行——大清银行为61%，外国银行8%。票号并且吸收生息银两，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号就有53万余两。由于票号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仅可以承办巨额汇兑和垫汇，同时又对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究竟在票号借款若干，无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宣统三年（1911）十月，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内阁大臣袁世凯请示，准备向京师各山西票庄再借银五百万两时，然而山西各票号都担心“前欠各号之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而不敢应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14年阴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号代理经理侯垣携伙友及帐簿逃回山西，随之其他地方分号的人员亦闻风惶恐接踵逃避。甚至并无亏本、尚有盈余的上海分号和杭州分号也关闭停业。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号，就这样一夜之间如大厦倾倒，一发不可收拾。
　　《大公报》曾载文分析其倒闭原因说：其一，日升昌营业的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其二，日升昌的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万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亏耗之数令人惊异。其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根本不用说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始终未停利，这又是一项大的亏耗。以上三项，是为远因。所以关闭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种种近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
　　事实上，无论近因远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为鱼水关系，水涸鱼岂能存？晋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晋商同清政府的密切关系在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关系，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山西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固然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号在创设的最初三十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的十四年中，又有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三晋源、存义公、巨兴源、大德玉、祥和贞、义盛长等十几家票号的建立，它们的营业利润是极其优厚的。如蔚盛长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资本虽然只有30,000两，而盈利却有82,499.13两，每年盈利为资本额的91.66%。各家票号资本大多十数余万两，但汇兑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在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如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储蓄和政府公款存储，而在南方贷出流动。票庄放出的资金，因为革命的影响，丝毫不能流动，其余侥幸将贷款母银还者，便称上乘，至于利息的支付，绝对难以得到。特别是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屡恳无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灭亦难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银30余万两，由于清皇室贵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达300万两。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