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大串联。1966年底，章含之也开始了大串联，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杭州、宁波和上海。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当时我仍在北大“监督劳动”，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
　　我的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一直非常疼爱我。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真所谓长姐如母。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在上海，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认为：弟弟在受苦受难，而弟媳却在跟一个有妇之夫行欢作乐，实在有违夫妻之道。等清醒后，大姐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她反复思量后，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
　　所以，事发后我完全蒙在鼓里。1967年3月章串联回北京，对我冷冰冰的。我总以为是政治上的原因：她是革命群众，而我是批判对象。按照她的性格，跟我划清界限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哥哥洪君武告诉我：章在上海串联时，他已经感觉到章对我的处境漠不关心。哥哥曾经恳切地对章说：“含之，现在是君彦最困难、心情最苦闷的时候，你要多关心他，给他安慰和支持啊。”不料章竟冷冷地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事实上，我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她应该比谁都清楚。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弄得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也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而且想到：我这般毫无作为、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是谓“士可杀不可辱”。在“文革”期间，以一死求解脱的人为数不少。但转而又想到：共产党员要是自杀，将作为畏罪叛党论处，罪加一等。这样更加会连累妻子、女儿。于是我曾设计到颐和园游泳，装作自然溺死，这样才可免除家人受牵连。正当这种自杀的念头萦绕不去，我最痛苦、最失落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我把自杀的想法告诉了吟霞，妹妹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在这种情况下，她才把章和张某在上海大姐家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一时间我实在无法接受，倒使我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妹妹说的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此时我联想到“文革”开始后章含之对我的种种。“文革”中自从我被剃阴阳头后，她对我一直很冷漠。我被审查期间，星期六如允许回家，我如蒙大赦飞也般地回到家中，她却用种种借口千方百计避开我。她叫家里保姆做了菜，买了一大堆吃的，带上日常用品住到外国语学院去了。很多个周末家里往往只剩下女儿妞妞和我在一起，那个阶段妞妞是我精神上唯一的慰藉。
　　当时还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至今记忆犹新。章含之串联返京后，一次周末我回家，我外甥也随我去看妞妞。章含之东翻西翻找出几幅相片，正是我和她的结婚照。不料她信手拿起一把剪刀，当着我和外甥的面，嚓嚓嚓把我的头像通通剪掉。一面自嘲地说：“与其让红卫兵来剪，不如自己剪了。”然后把自己那半收藏好，把我的一半扔进垃圾筒。这可把我外甥看呆了。我目睹她的行为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没有出声。当时房间里一片死寂，气氛十分凝重。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還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到：我和她结婚已十年，女儿也六岁了。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会和她和睦相处，给女儿一个温暖的家。
　　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章含之的背叛婚姻、背叛家庭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我很长一段时间夜不成眠，整夜眼睁睁望着天花板，白天恍恍惚惚。当时我正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但不论红卫兵如何羞辱打骂并不可怕。因为我自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对红卫兵的欲加之罪，心中很坦然。虽然曾因忍受不了种种虐待有过自杀的念头，但终于挺过去了。如今与我相恋八年、结婚十年的妻子竟然红杏出墙，这等于在我背后捅了一刀。这等羞辱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一颗心如撕裂般痛。对我来说，家变的危机比政治迫害更惨烈。妻子的不忠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一天“牛棚”里的几名难友一起劳动，任务是到稻田去除稗子。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她因为视力不好，分不清稻田里的禾苗和稗子，常把禾苗当稗子拔掉了，因此常遭红卫兵训斥，说她故意破坏。她在劳动时总是胆战心惊地跟在我后面，要求我教她如何识别禾苗和稗子。这位女教师是我学生辈的，我没教过她，但她对我十分敬重，口口声声称我为洪老师。 　　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见我常常眉头紧锁，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在当时我所处的绝对孤立的境况下，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因此，我们从难友变成可以诉说心事的知心朋友。
　　不久工宣队进校，在派系斗争中被揪出来的难友先释放了，女教师先离开了“牛棚”。但她仍关心我的处境，想方设法避开监视，冒险给我递小纸条，传递外界的消息来宽慰我。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我被派往三十七楼，住在学生宿舍接受监管。记得我住在三十七楼时，章含之曾来找过我。那是因为学校发还了我被扣两年的工资，是我通知她来取银行存折的。我们在宿舍走廊里見了面，我把存折交给她，她就走了。当时因为有红卫兵在场监督，夫妻间也未交谈，这是我在北大受难期间，章唯一一次到北大。
　　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走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不久事情传到章的耳中，她气冲冲地责问我，说我丢了她的脸，跟我吵架。我理直气壮地说：“是啊，现在我和你一样也有了外遇。不过你做在先，我做在后；你做的是暗的，我做的是明的。咱们扯平了，谁也不欠谁。”说得她哑口无言。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强维持着。
　　1971年章含之随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我也有几位燕大老同学在外交部工作，所以章与乔部长的事很快传到我耳中。我听后一点不吃惊。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
　　1973年3月，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