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作家赵树理去世后，好多年门前冷落车马稀。有那么一年，赵家突然接到通知，新任宣传部部长要来看望赵树理遗孀及家人。一连几天赵家抓紧准备，清水洒街满屋擦拭喜迎领导关怀。来了来了，赵家公子赵二湖肃立门首迎接，房门打开，部长照例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上前亲切握手，二湖心潮澎湃，正准备热泪盈眶，一队人马蜂拥而入，白炽灯噼里啪啦一阵爆响，房间一明一灭若干个来回，不待开口说话，一架摄像机中厅架起，细碎的轮转声震慑出新闻联播式的威严。二湖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的山西电视台那一条宣传部部长到职的新闻。顿时笑不出来，眼里的热泪也就倒咽了回去。
　　这情景和我们看到的许多节日“送温暖”极其相似。我看过许多报道，领导带着白面粮油走进贫困户，农户受宠若惊。随员立即布置场面，贫民怀抱小袋白面，手捧塑料油桶，和领导合影，一家人被摆成了僵硬死板的造型。领导笑容可掏，穷人形容呆滞，大约这会儿搁谁也是难以笑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笑不出来？傻子也能看出来，领导“送温暖”，用意并不在让你温暖，不过是为了自己在媒体露一露脸，宣传一下自己的亲民形象。带着浩浩荡荡的拍摄队伍“送温暖”，醉翁之意不在济民。
　　我们不是时常强调领导即服务吗？为什么领导上门，却更像一种商品交换？你得救济，我收获感恩，甚至是一种强索的感恩。场面已经摆好，你若不感谢，下不了台。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大救星思维。政府领导就是大救星，他做了工作，你必须感动，必须感谢。“大救星”思维和救世主心态，造成了“送温暖”的尴尬场面。
　　本来，任何地方只要政府职能正常运转，就要消灭贫困。扶贫济闲是政府履行正常职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感谢的地方。调节收入，削富济贫，以强助弱，本来是政府职能，没有理由特别要求别人感谢你。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工农群体收入低，是社会不公正带来的，这感谢就更没道理。比方城乡差别待遇壁垒，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长期政策欠账，社会保障不到位。工人因为下岗失业贫困，还有新一轮通货膨胀剥夺，产生一批新生的贫困户等。底层的贫困，根子多由社会管理制度缺失造成。一个访贫问苦掩盖了贫困问责，还要老百姓感谢一回？
　　一届政府治下有穷人是谁的耻辱？偏偏有人进一次穷人的窑洞，就以为多大的恩德。
　　我们还应该看到富有和贫穷的转化。没有永远的富有，也没有永远的贫穷。贫富永远处在变化中间。只要社会在公平、正义的大原则下运行，一时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憎恶的是对贫穷的歧视和羞辱。在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公民地位一律平等。贫困当然不算光荣，却也有免却羞辱的权利。我们在影视里曾经多次看到过满面阳光的流浪汉，他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们听到过那个著名的国王走进贫民窟，需要请求主人允许的故事。那是那个穷人的家，他有权拒绝你趾高气扬。他果然理直气壮地回绝：走开，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生倶来的平等观念。国王怎么啦？如果进我的家有可能羞辱我，我选择拒绝。
　　康德有句名言：“永不拿别的个人当手段。”一句话直指公民社会的问题的核心。人是目的，永远不要把人当成手段。政府领导的所有公务服务，都应该是为了社会成员的发展进步，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访贫问苦，为了救济，为了扶贫，还是为了政绩，为了出镜，为了显摆？如果是后者，那么所有的下乡出行，所有的宽慰鼓励，都不过是假惺惺表演。所有的救济对象，都不过是官员风光露脸的道具而已。造访的没有诚意，年复一年的访贫问苦，势必沦为一场制度性羞辱。
　　这两年，一种称为正派社会的理念，正在成为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关注点。和正义社会相比，正派社会是一种更为现实的社会理想，它提倡从公共生活小处做起，不排斥、不羞辱、不伤害弱者，就是重要的一条。在一个正派的社会里，人们重视一切制度伤害的严重后果。一旦制度伤害，后果是社会成员饱受屈辱，人格受损就会抬不起头来。尊重每一个人包括穷人，是正派社会的修养品格。善待每一个人，在正派社会，既是政治理想，也是道德建设。反思这些年所有的“送温暖”，一旦领导离去，贫苦户得到更多的不是尊重，恰恰是羞辱。放下架子，真心实意去送温暖，事情不大，趁着节日，我们的领导先把这个小事做好如何？
　　人心换人心。真心送温暖才能送去温暧。你没有携带阳光，那茅屋瓦舍当然是冰冷冰冷的。
　　摘自陕西人民出版社《走过带伤的岁月：星星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