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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不多的唱多中国的美国经济学家中，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资深研究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资深讲师斯蒂芬·罗奇是颇为旗帜鲜明的一个。
2012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对经济增长温和放缓发出警告之际，罗奇撰文指出，中国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很快迎来硬着陆，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只会自讨没趣。
2015年11月17日晚，在耶鲁大学开始变得静谧的校园里，罗奇在一个小型俱乐部里作主旨演讲，他指着一张中国经济走势图解释说，他看好中国经济，而从他公布立场之后，中国经济掉头向下，一路下行。在全场笑声中，这个多年以来位居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列、轻易不苟言笑的学者，也露出了笑意，他当晚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硬着陆：事实还是虚构》（China’s Hard Landing： Fact or Fiction）。
在演讲前一个半小时，罗奇在他充满中国记忆的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在他办公室一进门的墙上，挂着镜框裱好的摄影师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摄影展的宣传海报——在行进的火车上，人们从车窗中探出头看风景。王福春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跟踪记录了从1978年到2014年30多年间，在火车车厢里的中国人的人生百态。罗奇则以他独特的对中国的观察，研究中国经济的火车过去数十年的运行，并像海报上的人们一样，预判这列火车会驶向何方。
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罗奇认为，放在中国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背景下，放在全球货币体系的上下文中，看待人民币入篮才显得更有意义。
在罗奇看来，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重要性，比中国加入WTO相去甚远，WTO使中国正式进入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中，那时正逢全球贸易开始腾飞，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而目前国际金融和全球贸易并未处在与WTO类似的发展关头，但中国需要更多的改革。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的数月或数年后，它会给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带来动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
改变货币体系是必要的，但罗奇认为它并不足以对竞争力产生持久影响。毕竟，还有很多全球其他储备货币也面临着竞争力的问题，成为SDR储备货币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是中国的重要课题，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部分。
没有所谓的被纳入SDR的最佳时机，但人民币的被纳入和中国改革历程上的其他一些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通过加入这样的国际体系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改革
《财经》：IMF11月30日批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才会生效，你怎么看人民币被纳入SDR的时机？
罗奇：其实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目前中国处在改革进程的关键期，在转型期间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人民币纳入SDR与其说是重大突破，不如说有更多的象征性意义，它不会对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即刻产生很多影响，但这和中国改革历程上的其他一些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通过加入这样的国际体系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改革。
《财经》：你是说人民币加入SDR可以和中国加入WTO相提并论吗？
罗奇：不，我不认为它的重要性堪比中国加入WTO，但确实在有些方面可以进行类比。WTO至关重要，它使中国正式进入基于西方规则的贸易体系之中，而那时正逢全球贸易开始腾飞，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目前国际金融和全球贸易并没有处在WTO类似的发展关头，但中国需要更多的改革。中国政府、领导层以及国内外的经济建言者都在敦促中国实行更多改革。我的经验是，改革的发生不仅仅因为改革是正确的道路，更因为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压力促使其发生，压力也意味着机遇。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中国内部改革派的胜利，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非常值得自豪。这些因素叠加会促进日后进一步的金融改革。
《财经》：所以这更多是对人民币在全球政治层面的认可，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认可？
罗奇：我不想夸大它的直接影响。SDR只是一个会计工具而非实际货币。因此最初不会扩大中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实际地位。如果人民币占到SDR货币篮子15%的权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大概也只会增加1%。实际影响非常小，但象征性意义不可低估。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做什么调整？
罗奇：如果中国真的想要实现汇率市场化，就应当让市场力量主导人民币，而不是直接进行干预。
《财经》：你反复强调中国需要改革，2010年人民币没能成功加入货币篮子，因为IMF说它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那么走到今天，中国的哪些改革举措起到关键作用？
罗奇：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的推出很重要。离岸人民币市场虽然基数小，但增长非常迅速，这对人民币更国际化的角色非常重要。还有沪港通的落地和平稳运行。8月份的外汇体制市场化改革也很重要，政府在汇率波动上仍然起主导作用，但理论上这是一个双向波动的市场体系。这些都是金融改革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好消息。
但另一方面，股市泡沫的累积和破灭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信贷中介系统的多样化。中国的银行业占的权重巨大，资本市场需要更多样的融资渠道，特别是股票和债券。债券市场近年来有所发展，但仍然不够。股票市场则非常滞后。今年上半年出现了巨大的投机泡沫，大量的IPO募得了大量资金。现在泡沫破裂，证券市场融资多元化前景受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这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挫败。
短期内，人民币的估价比以往更接近合理值。如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因为货币升值非常有利于消费经济的发展 《财经》：前几个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金融市场非常活跃。人民币加入SDR后，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倾向于让人民币对美元逐渐贬值？
罗奇：难说。如果真的是市场化货币，并且在经常账户如今比五六年前更接近平衡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将取决于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在全球增长相对缓慢，特别是全球贸易疲弱的当下，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过迅速成长之后出现下行压力，很多人担心各国会利用货币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就会出现竞争性贬值，引发“货币战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亚洲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如果意图明确地要使人民币贬值，那会影响亚洲、全球贸易以及中国的稳定，可能会招致一些反华贸易言论。美国正值选举年，在未来11个半月里我们会选出下一任总统。如果人民币在这个政治周期贬值，很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财经》：实际上欧盟央行和很多央行都在实行宽松政策。
罗奇：是的，因为他们已无法使用降息这样的传统工具，只能进行量化宽松。这对货币造成很大压力。
《财经》：但你仍然相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会升值？
罗奇：是的。短期内，人民币的估价比以往很长时间都更接近合理值。但如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那么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因为货币升值非常有利于消费经济的发展。
《财经》：中国经济放缓并不令人惊讶，但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附带损失程度之广却令人惊讶。我知道你不认为中国会硬着陆。你是否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周期性问题？
罗奇：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经济放缓是因为中国在调整结构，将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变成更可持续、更平衡、增速较慢、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国必须这么做。中国放缓带来的附带影响在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资源型国家需要中国保持原样。现在随着中国慢慢发生改变，巴西、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出现供给严重过剩，导致巨大问题。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为了自身的发展要在未来七八年里改变结构，而对于希望中国保持原样的那些国家而言，这将是一个问题。
《财经》：中国不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罗奇：中国很明确表示想要更加平衡、更可持续地发展。回到老路上就意味着回到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不可接受的。对中国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可行的，但对长期发展是不可行的。
《财经》：IMF估计中国企业债25%存在违约风险，有人批评十多年来中国依靠债务拉动增长，这个问题有多大？
罗奇：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大量放贷实现增长。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特别是表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避免这样的风险，但这要求在经济发展和维持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上作出艰难的选择。可以和日本进行对比。虽然中国大量举债，但也有相当的偿债能力，负债水平还没有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财经》：美联储很可能12月会加息，这可能导致大量的美元需求，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有什么风险？
罗奇：一年半前美联储暗示可能加息的时候，出现了“削减恐慌”。但现在市场的反应更为平静，新兴市场比前几年处境更加艰难，自然会担心加息可能造成波动。美联储现在试图传递的重要信息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零调回到目标值，是利率正常化的过程，也将是漫长缓慢的过程。可能每三、五个月上调一次。这会让新兴市场有更长的时间去理解和适应。
《财经》：包括你在内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在近期的直接影响有限。如果说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感兴趣的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早已有所行动，所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人民币的使用不会导致净资本流入，那至少是否可以抑制中国的资本外流？
罗奇：今年的确出现一些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从最高点下降了4500亿美元。在货币可以双向浮动的经济体，如果资本账户持续开放，那么国内投资者有更多机会转向离岸资产。如果资产选择有限的话，那仍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资本外流。我不认为SDR会对资本流动的这个趋势有任何影响。
《财经》：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中国外汇持续减少或货币持续贬值会极大束缚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罗奇：我并不是说整体的外流会继续。资本外流也可能只是一次性的暂时现象。现在看起来似乎稳定一些，但很难说。
《财经》：短期内人民币加入SDR是否会提高市场波动性？
罗奇：就这件事本身，不会的。但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其他事情的发生会增加波动性，比如经济突然减弱、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改革之路受挫等。可能把这些外在原因引发的波动归咎于人民币加入SDR更方便，但我认为事实不是这样。
随着为满足加入SDR的条件而更加放开金融体系，这些体系开放和市场开放做法的本身可能让金融市场处在更加波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为成功加入SDR而采取的行动本身可能导致更大的波动性。
人民币的加入并未出现挑战现有体系的新概念，今后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贸易增加，不会让人感到突然
《财经》：你如何评价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罗奇：整体上来说，由于起点基数小，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迅速，虽然最近有所放缓。最初在香港，现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已扩大到伦敦，这是中国致力于提高人民币全球使用的重要例子，也是加入SDR的两大重要标准之一。
《财经》：2011年-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年均增速是7%，今年只有0.5%，这是因为起点的基数小吗？
罗奇：是的。在某一特定的年份里很难知道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因素。随着外汇体系调整——人民币从十年来的升值变成贬值，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今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放缓可能反映了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这可能对离岸人民币市场增速放缓产生影响。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否会加速呢？ 罗奇：增速一直以来都比较快，可能会加速，不好说。我个人不认为会有非常大的增速。
《财经》：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开始使用时，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迅速的增长，但90年代后势头就减弱了。
罗奇：在我记忆中，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大幅升值，日元的势头就减弱了，这对日元的市场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财经》：中国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吗？
罗奇：有很多可以借鉴。中国对日本的经验教训学得非常仔细。我在耶鲁大学有一门课就叫《日本的教训》。过去的二十三四年日本处境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系列政策的失误，也未能推行公司改革，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企业。在改变货币政策使日元走弱后，日本政府将利率压得过低，忽视了金融不稳定加剧的风险。中国从中学到的教训是：首先，不要让其他国家主导自己的货币改革道路;第二，不要忽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中国有关方面吸取了这些教训，但不得不说，我对近来中国股市的情形非常失望。它体现了中国官员忽视金融波动的潜在风险，任由巨大的股市泡沫发酵。他们不仅让股票市场膨胀，同时未能在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时加大监管控制。融资余额与场外配资加剧了问题。
从日本可以学到的是，如果不改革经济结构，任由资产泡沫和杠杆泡沫发展，将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但愿后果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裂时那样。我对中国的情况更乐观。这些都是重要的教训。
《财经》：除了日元，所有的国际货币从美元到欧元、英镑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人民币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过渡期挑战是什么？
罗奇：主要的挑战是继续坚持更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坚持让市场决定货币的价值，而不是进行干预或者主导货币的浮动。这将会是最大的挑战。
《财经》：你对此有信心吗？
罗奇：我挺有信心，但并非百分百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放慢，但我比大多数人对中国经济更要乐观。现在的增速可能让很多人担心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或通缩威胁等等，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有很多工具，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有空间采取行动支持经济。货币也是一种工具，其他国家也曾利用货币刺激出口，但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让人民币大幅贬值，那我会比较担心。
《财经》：美元仍是主导多数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未来中国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有更多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计价？
罗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的答案是很有可能。毕竟至少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大宗商品特别是基本金属贸易增长中占到极大比例。改变大宗商品的定价结构，使其与全球对大宗商品需求的来源相一致，这不无道理，因此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贸易增加，不会让人感到突然。但这也是逐渐的过程。石油不会用人民币计价。但一些金属是有可能的。
《财经》：让人民币用于国际支付和贸易，这是不是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的长期战略目标之一？
罗奇：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讲的是多样化。中国目前持有太多美元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管理过严的自然结果。中国目前处于逐渐放松对货币的管理的阶段，这与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目标相一致。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成为处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心的主要经济体，这个过程会需要更多样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方式，这意味着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是不可避免的。
《财经》：由于工资迅速增长、新一轮的美元强势周期，中国失去了经济上的一些竞争优势，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后，对中国的金融服务和贸易带来的便利是否会弥补失去的竞争优势呢？
罗奇：不会，我不认为可以通过金融工程而对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致力于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更注重创新和更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些是持久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增长的方法。改变货币体系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对竞争力产生持久影响。毕竟，还有很多全球其他储备货币也面临着竞争力的问题，成为SDR储备货币并不意味着就能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是中国的重要课题，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部分。
《财经》：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是？
罗奇：是其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一个复杂精密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本，进行更高效的投资。一个设计得当的金融体系，是有效配置资本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中国需要改革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现代化，改善资本分配效率，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对国际货币体系会有影响吗？
罗奇：不会。SDR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人民币的加入并未出现挑战现有体系的新概念，而是在已有的结构下，增加参与者而已。
《财经》：有言论认为，IMF将中国的货币加入SDR，是为了自身的长期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罗奇：不是这样。任何机构都有自己的选择。IMF非常明确地列出了货币加入SDR的标准：出口增加、货币流通量增加。对哪些货币可以纳入篮子的标准一直很透明，如果要改变规则是很麻烦的。中国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进步，而在出口方面则是一种赋予，现在人民币在全球的接受度及被接受的速度上也有进展。如果IMF不想接受人民币加入SDR，就要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是否意味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有机会进入SDR？是否意味着全球力量的平衡在改变？
罗奇：不，我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加入SDR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打开了大门，中国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走到今天。
《财经》：所以即便新兴市场在努力打造货币多极化，即便有了AIIB、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还是一切照旧？我们是否在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罗奇：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而进一步扩大SDR货币篮子却还遥远。中国近些年主导了一些新机制的建立，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计划。发展中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表性也不满。布雷顿森林体系现有的权力结构不愿或不能放开自身，接纳中国等其他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这些逐渐成长壮大的经济体将开始寻求自己的机制，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2012年春天，温家宝总理对经济增长温和放缓发出警告之际，罗奇撰文指出，中国不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很快迎来硬着陆，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只会自讨没趣。
2015年11月17日晚，在耶鲁大学开始变得静谧的校园里，罗奇在一个小型俱乐部里作主旨演讲，他指着一张中国经济走势图解释说，他看好中国经济，而从他公布立场之后，中国经济掉头向下，一路下行。在全场笑声中，这个多年以来位居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列、轻易不苟言笑的学者，也露出了笑意，他当晚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硬着陆：事实还是虚构》（China’s Hard Landing： Fact or Fiction）。
在演讲前一个半小时，罗奇在他充满中国记忆的办公室接受了《财经》记者专访。在他办公室一进门的墙上，挂着镜框裱好的摄影师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摄影展的宣传海报——在行进的火车上，人们从车窗中探出头看风景。王福春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跟踪记录了从1978年到2014年30多年间，在火车车厢里的中国人的人生百态。罗奇则以他独特的对中国的观察，研究中国经济的火车过去数十年的运行，并像海报上的人们一样，预判这列火车会驶向何方。
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罗奇认为，放在中国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背景下，放在全球货币体系的上下文中，看待人民币入篮才显得更有意义。
在罗奇看来，人民币加入SDR篮子的重要性，比中国加入WTO相去甚远，WTO使中国正式进入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中，那时正逢全球贸易开始腾飞，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而目前国际金融和全球贸易并未处在与WTO类似的发展关头，但中国需要更多的改革。在人民币加入SDR之后的数月或数年后，它会给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带来动力，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
改变货币体系是必要的，但罗奇认为它并不足以对竞争力产生持久影响。毕竟，还有很多全球其他储备货币也面临着竞争力的问题，成为SDR储备货币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是中国的重要课题，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部分。
权重货币与中国改革
没有所谓的被纳入SDR的最佳时机，但人民币的被纳入和中国改革历程上的其他一些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通过加入这样的国际体系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改革
《财经》：IMF11月30日批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2016年10月1日才会生效，你怎么看人民币被纳入SDR的时机？
罗奇：其实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目前中国处在改革进程的关键期，在转型期间面临着诸多重大挑战。人民币纳入SDR与其说是重大突破，不如说有更多的象征性意义，它不会对中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即刻产生很多影响，但这和中国改革历程上的其他一些节点有相似之处，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通过加入这样的国际体系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改革。
《财经》：你是说人民币加入SDR可以和中国加入WTO相提并论吗？
罗奇：不，我不认为它的重要性堪比中国加入WTO，但确实在有些方面可以进行类比。WTO至关重要，它使中国正式进入基于西方规则的贸易体系之中，而那时正逢全球贸易开始腾飞，这对中国来说意义非凡。目前国际金融和全球贸易并没有处在WTO类似的发展关头，但中国需要更多的改革。中国政府、领导层以及国内外的经济建言者都在敦促中国实行更多改革。我的经验是，改革的发生不仅仅因为改革是正确的道路，更因为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压力促使其发生，压力也意味着机遇。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是中国内部改革派的胜利，能实现这个目标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也非常值得自豪。这些因素叠加会促进日后进一步的金融改革。
《财经》：所以这更多是对人民币在全球政治层面的认可，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认可？
罗奇：我不想夸大它的直接影响。SDR只是一个会计工具而非实际货币。因此最初不会扩大中国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实际地位。如果人民币占到SDR货币篮子15%的权重，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大概也只会增加1%。实际影响非常小，但象征性意义不可低估。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中国的汇率政策应该做什么调整？
罗奇：如果中国真的想要实现汇率市场化，就应当让市场力量主导人民币，而不是直接进行干预。
《财经》：你反复强调中国需要改革，2010年人民币没能成功加入货币篮子，因为IMF说它不符合“可自由使用”的标准。那么走到今天，中国的哪些改革举措起到关键作用？
罗奇：在金融领域，利率市场化的推出很重要。离岸人民币市场虽然基数小，但增长非常迅速，这对人民币更国际化的角色非常重要。还有沪港通的落地和平稳运行。8月份的外汇体制市场化改革也很重要，政府在汇率波动上仍然起主导作用，但理论上这是一个双向波动的市场体系。这些都是金融改革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好消息。
但另一方面，股市泡沫的累积和破灭令人失望。我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信贷中介系统的多样化。中国的银行业占的权重巨大，资本市场需要更多样的融资渠道，特别是股票和债券。债券市场近年来有所发展，但仍然不够。股票市场则非常滞后。今年上半年出现了巨大的投机泡沫，大量的IPO募得了大量资金。现在泡沫破裂，证券市场融资多元化前景受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这是资本市场改革的挫败。
人民币长期仍会升值
短期内，人民币的估价比以往更接近合理值。如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因为货币升值非常有利于消费经济的发展 《财经》：前几个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金融市场非常活跃。人民币加入SDR后，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倾向于让人民币对美元逐渐贬值？
罗奇：难说。如果真的是市场化货币，并且在经常账户如今比五六年前更接近平衡的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走向将取决于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在全球增长相对缓慢，特别是全球贸易疲弱的当下，发展中经济体在经历过迅速成长之后出现下行压力，很多人担心各国会利用货币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就会出现竞争性贬值，引发“货币战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亚洲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如果意图明确地要使人民币贬值，那会影响亚洲、全球贸易以及中国的稳定，可能会招致一些反华贸易言论。美国正值选举年，在未来11个半月里我们会选出下一任总统。如果人民币在这个政治周期贬值，很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财经》：实际上欧盟央行和很多央行都在实行宽松政策。
罗奇：是的，因为他们已无法使用降息这样的传统工具，只能进行量化宽松。这对货币造成很大压力。
《财经》：但你仍然相信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会升值？
罗奇：是的。短期内，人民币的估价比以往很长时间都更接近合理值。但如果中国进一步发展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那么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因为货币升值非常有利于消费经济的发展。
《财经》：中国经济放缓并不令人惊讶，但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附带损失程度之广却令人惊讶。我知道你不认为中国会硬着陆。你是否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周期性问题？
罗奇：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经济放缓是因为中国在调整结构，将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变成更可持续、更平衡、增速较慢、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中国必须这么做。中国放缓带来的附带影响在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资源型国家需要中国保持原样。现在随着中国慢慢发生改变，巴西、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出现供给严重过剩，导致巨大问题。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为了自身的发展要在未来七八年里改变结构，而对于希望中国保持原样的那些国家而言，这将是一个问题。
《财经》：中国不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罗奇：中国很明确表示想要更加平衡、更可持续地发展。回到老路上就意味着回到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是不可接受的。对中国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可行的，但对长期发展是不可行的。
《财经》：IMF估计中国企业债25%存在违约风险，有人批评十多年来中国依靠债务拉动增长，这个问题有多大？
罗奇：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后，中国依靠大量放贷实现增长。这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特别是表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要避免这样的风险，但这要求在经济发展和维持地方政府财政问题上作出艰难的选择。可以和日本进行对比。虽然中国大量举债，但也有相当的偿债能力，负债水平还没有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财经》：美联储很可能12月会加息，这可能导致大量的美元需求，这对新兴市场来说有什么风险？
罗奇：一年半前美联储暗示可能加息的时候，出现了“削减恐慌”。但现在市场的反应更为平静，新兴市场比前几年处境更加艰难，自然会担心加息可能造成波动。美联储现在试图传递的重要信息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零调回到目标值，是利率正常化的过程，也将是漫长缓慢的过程。可能每三、五个月上调一次。这会让新兴市场有更长的时间去理解和适应。
《财经》：包括你在内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在近期的直接影响有限。如果说对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感兴趣的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早已有所行动，所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人民币的使用不会导致净资本流入，那至少是否可以抑制中国的资本外流？
罗奇：今年的确出现一些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外汇储备从最高点下降了4500亿美元。在货币可以双向浮动的经济体，如果资本账户持续开放，那么国内投资者有更多机会转向离岸资产。如果资产选择有限的话，那仍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资本外流。我不认为SDR会对资本流动的这个趋势有任何影响。
《财经》：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中国外汇持续减少或货币持续贬值会极大束缚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罗奇：我并不是说整体的外流会继续。资本外流也可能只是一次性的暂时现象。现在看起来似乎稳定一些，但很难说。
《财经》：短期内人民币加入SDR是否会提高市场波动性？
罗奇：就这件事本身，不会的。但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其他事情的发生会增加波动性，比如经济突然减弱、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改革之路受挫等。可能把这些外在原因引发的波动归咎于人民币加入SDR更方便，但我认为事实不是这样。
随着为满足加入SDR的条件而更加放开金融体系，这些体系开放和市场开放做法的本身可能让金融市场处在更加波动的状态，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为成功加入SDR而采取的行动本身可能导致更大的波动性。
SDR后的世界
人民币的加入并未出现挑战现有体系的新概念，今后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贸易增加，不会让人感到突然
《财经》：你如何评价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罗奇：整体上来说，由于起点基数小，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迅速，虽然最近有所放缓。最初在香港，现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已扩大到伦敦，这是中国致力于提高人民币全球使用的重要例子，也是加入SDR的两大重要标准之一。
《财经》：2011年-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年均增速是7%，今年只有0.5%，这是因为起点的基数小吗？
罗奇：是的。在某一特定的年份里很难知道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因素。随着外汇体系调整——人民币从十年来的升值变成贬值，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今年的人民币国际化放缓可能反映了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这可能对离岸人民币市场增速放缓产生影响。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是否会加速呢？ 罗奇：增速一直以来都比较快，可能会加速，不好说。我个人不认为会有非常大的增速。
《财经》：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开始使用时，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迅速的增长，但90年代后势头就减弱了。
罗奇：在我记忆中，1985年9月《广场协议》之后大幅升值，日元的势头就减弱了，这对日元的市场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财经》：中国从日元国际化的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吗？
罗奇：有很多可以借鉴。中国对日本的经验教训学得非常仔细。我在耶鲁大学有一门课就叫《日本的教训》。过去的二十三四年日本处境艰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系列政策的失误，也未能推行公司改革，无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企业。在改变货币政策使日元走弱后，日本政府将利率压得过低，忽视了金融不稳定加剧的风险。中国从中学到的教训是：首先，不要让其他国家主导自己的货币改革道路;第二，不要忽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
中国有关方面吸取了这些教训，但不得不说，我对近来中国股市的情形非常失望。它体现了中国官员忽视金融波动的潜在风险，任由巨大的股市泡沫发酵。他们不仅让股票市场膨胀，同时未能在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时加大监管控制。融资余额与场外配资加剧了问题。
从日本可以学到的是，如果不改革经济结构，任由资产泡沫和杠杆泡沫发展，将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但愿后果不会像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票泡沫破裂时那样。我对中国的情况更乐观。这些都是重要的教训。
《财经》：除了日元，所有的国际货币从美元到欧元、英镑都经历过类似的曲折，人民币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过渡期挑战是什么？
罗奇：主要的挑战是继续坚持更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体系，坚持让市场决定货币的价值，而不是进行干预或者主导货币的浮动。这将会是最大的挑战。
《财经》：你对此有信心吗？
罗奇：我挺有信心，但并非百分百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在放慢，但我比大多数人对中国经济更要乐观。现在的增速可能让很多人担心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或通缩威胁等等，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有很多工具，特别是在财政政策方面有空间采取行动支持经济。货币也是一种工具，其他国家也曾利用货币刺激出口，但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让人民币大幅贬值，那我会比较担心。
《财经》：美元仍是主导多数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人民币加入SDR之后，未来中国在国际商品贸易中的角色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有更多大宗商品贸易以人民币计价？
罗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的答案是很有可能。毕竟至少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大宗商品特别是基本金属贸易增长中占到极大比例。改变大宗商品的定价结构，使其与全球对大宗商品需求的来源相一致，这不无道理，因此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贸易增加，不会让人感到突然。但这也是逐渐的过程。石油不会用人民币计价。但一些金属是有可能的。
《财经》：让人民币用于国际支付和贸易，这是不是中国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的长期战略目标之一？
罗奇：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讲的是多样化。中国目前持有太多美元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管理过严的自然结果。中国目前处于逐渐放松对货币的管理的阶段，这与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目标相一致。中国正逐渐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成为处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心的主要经济体，这个过程会需要更多样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方式，这意味着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是不可避免的。
《财经》：由于工资迅速增长、新一轮的美元强势周期，中国失去了经济上的一些竞争优势，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后，对中国的金融服务和贸易带来的便利是否会弥补失去的竞争优势呢？
罗奇：不会，我不认为可以通过金融工程而对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致力于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更注重创新和更高附加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创新、创业等，这些是持久创新和提高生产力增长的方法。改变货币体系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对竞争力产生持久影响。毕竟，还有很多全球其他储备货币也面临着竞争力的问题，成为SDR储备货币并不意味着就能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是中国的重要课题，金融改革是其中的一部分。
《财经》：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是？
罗奇：是其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一个复杂精密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本，进行更高效的投资。一个设计得当的金融体系，是有效配置资本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中国需要改革从而实现金融体系现代化，改善资本分配效率，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对国际货币体系会有影响吗？
罗奇：不会。SDR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人民币的加入并未出现挑战现有体系的新概念，而是在已有的结构下，增加参与者而已。
《财经》：有言论认为，IMF将中国的货币加入SDR，是为了自身的长期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罗奇：不是这样。任何机构都有自己的选择。IMF非常明确地列出了货币加入SDR的标准：出口增加、货币流通量增加。对哪些货币可以纳入篮子的标准一直很透明，如果要改变规则是很麻烦的。中国在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进步，而在出口方面则是一种赋予，现在人民币在全球的接受度及被接受的速度上也有进展。如果IMF不想接受人民币加入SDR，就要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财经》：人民币加入SDR后，是否意味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有机会进入SDR？是否意味着全球力量的平衡在改变？
罗奇：不，我不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加入SDR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者发达国家打开了大门，中国自己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走到今天。
《财经》：所以即便新兴市场在努力打造货币多极化，即便有了AIIB、人民币国际化等等，还是一切照旧？我们是否在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罗奇：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而进一步扩大SDR货币篮子却还遥远。中国近些年主导了一些新机制的建立，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计划。发展中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表性也不满。布雷顿森林体系现有的权力结构不愿或不能放开自身，接纳中国等其他越来越重要的经济体，这些逐渐成长壮大的经济体将开始寻求自己的机制，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