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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六年（1867年）是曾国藩谈古论今、臧否人物、判断时局最频繁的时期。此时的曾国藩常常与他的下属和幕僚谈论时事，其中他最看重的是一个青年才俊——赵烈文。二人后来以师徒相称，感情非常真挚。赵烈文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在历史大变局下，用极具冷静的视角对晚清的政局的变数和历史的趋势做出了准确而深刻的判断。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
曾国藩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大批当时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能人，比如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等。这些人后来都曾独当一面，也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都是值得一书的人物。赵烈文与他们相比，则显得籍籍无名，一生的作为和成就都跟曾国藩有所关联。
与曾国藩的初识
曾国藩与赵烈文认识极早，咸丰五年（1855年）是曾国藩最难熬的日子，跟随的幕僚大都弃他而去。赵烈文姐夫周腾虎推荐他入幕。曾国藩为此还拿出了二百两银子的聘请费用。
初识赵烈文，曾国藩感觉这个人书生气太浓，纸上谈兵的话太多了，加之赵烈文当时年纪很小（赵烈文生于1832年，此时23岁），因而对其并不十分信任。曾国藩命初到的赵烈文先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想让他先见识一下。没想到，赵烈文一来就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听罢很不高兴，因为曾国藩最不待见说大话的书生。赵烈文可能也看出了曾国藩的态度。碰巧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生病，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怎么挽留就准许了。
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驻樟树的湘军部队大败的消息。曾国藩开始对赵烈文刮目相看。之后赵烈文母亲病故，赵烈文回到老家守丧，一待就是五年。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青年，咸丰十一年的时候，曾国藩专折奏调他进入军营。此时，赵烈文才真正开始了在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工作。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
两年后，也就是同治二年，由于兵法对策的出色，就连在攻打南京城的曾国荃都曾多次向曾国藩索要赵烈文辅助他。赵烈文在日记写了这样一件事：“示知沅帅（曾国荃）欲烈赴其营，前面请之，昨又屡函来说，相国（曾国藩）问烈意如何。”赵烈文当时回答说：“我赋性疏拙，不谙世务，到那里恐怕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是不去为好。”曾国藩却坚持要他去，赵烈文只好以缓几天再答复为借口，告辞而出。过了两天，赵烈文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请欧阳兆熊向曾国藩转达此意。想不到第二天欧阳兆熊回话说：“曾公还是想请你去一趟。曾公还说：到金陵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或者往返金陵和安庆两处，也无不可。”意思是赵烈文可以“身兼二职”，同时做曾家兄弟的秘书和“高参”，由此可见曾氏兄弟对赵烈文是如何器重了。
在此后一年半左右，赵烈文见证了曾国荃围困天京（今南京）的所有细节，期间也与曾国荃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尤其在湘军大破天京城后，赵烈文眼见有些官军统领在城内肆意杀戮掠夺，十分痛心，感叹“此地不可居矣”。曾国荃处理完几件大事之后，害怕赵烈文向曾国藩反映问题，赶紧约见赵烈文，并“色甚忸怩，有读书太少，义理不能制血气”的道歉话，在那么忙乱的时候还不忘张罗着请赵烈文吃饭，可以想见，赵烈文在曾国藩那里是何等的受重视。
拜师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湘军军中大部分幕僚都希望凭借军功被推荐做官。曾国藩心里也斟酌着赵烈文的人生选择去向。同治四年三月的一天，赵烈文与曾国藩聊天，谈到将来打算，赵烈文坦诚地说：“余云烈出处之计，本无成算，荷相国及少帅盛意，未敢牢拒。然仍愿追随相国……”此前，赵烈文已经被曾氏兄弟奏保“以直隶州仍留浙江补用”。一个月后，曾国藩要北上，赵烈文要求从行，然而曾国藩希望他不再鞍马劳顿，跟随自己再次受罪，希望他能够出仕，赵烈文此时依旧没有答应。
送别曾国藩的这一天，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奉命给赵烈文送来一副曾国藩的书法，落款称他为：“弟余其相爱，可谓诚挚。”感动处，赵烈文再也忍不住，就跑去找曾国藩拜师。赵烈文说：过去我也想拜您为师，可是害怕别人说我“徒以功名之会”，所以不敢跟您太过昵近，现在我们要分别了，这些嫌疑没有了，我平素之愿可以说出来了。曾国藩感动地答应了，离别的时候赵烈文非常伤感，曾国藩亦面有凄色。
离开曾国藩的日子，赵烈文回到老家赋闲，开始在故乡虞山脚下筹建自己的书屋。过去，他跟随湘军四处漂泊之时，不忘到处购买书籍，至彼时已蔚为大观。他给这个书屋取名“天放楼”。两年后，赵烈文收到曾国藩的信，让他继续来这里工作，于是赵烈文又一次来到了他十分想念的老师身旁，也就是在同治六年，他们师生二人的感情极其亲切，朝夕共处的这段日子，开始了毫无保留的谈话。在他的日记里，多见到的是“涤师（即曾国藩，曾国藩号涤生，其弟子及下属均尊称他涤师。后同）来久谈”等等字句。有时候曾国藩心情不好总要找他倾诉，遇到问题也跟他讲。这段日子里，赵烈文成了曾国藩的精神依靠，虽为师生，情同父子。
预见
细心研读《能静居日记》会发现，曾国藩与赵烈文彼此价值观非常契合，聊天中，往往由曾国藩开头，然后赵烈文再与之对答。从传统文化到宗教哲学，从时政军事到臧否人物，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于互相认可，谈话都是发自内心，毫无掩饰、敷衍，属于典型的性情聊天。这在曾国藩的交际圈里弥足珍贵，赵烈文成了曾国藩最激赏最珍惜的弟子。有时候谈至感动之时，赵烈文会潸然泪下，连曾国藩也会被感动得“师亦为之闵然”。
一日，曾国藩心情忽然抑郁起来，于是来找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说：“昨天收到严厉的旨意，说捻贼到处流窜，全无堵截，各帅都被斥责，曾国荃也被摘去了顶戴，交部议处。”圣旨的措辞极其严厉，过去从来都没有，曾国藩担心带兵的将帅们不能很好克制，恐生兵变。曾国藩“神气凄怆”地说，恐怕还要北上，可是现在他精力颓唐，也不再是能掌控大局之人，现在只能期望早点死去。说完，赵烈文一时竟找不到安慰的话，只是劝老师安心休养几日，不要以境遇累心。接着赵烈文又劝慰了一番，看到老师艰难，赵烈文回到屋里竟然为此失眠一夜。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曾国藩这大半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一回曾国藩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他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在众人看来，曾国藩的功绩自然是依靠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而得来的，或以为这就是其精力花得最多之处，却不懂他与世俗文法战的消耗其实是“十之五六”。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政治系统、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官场和军中的各种潜规则。可见，当时的赵烈文目光已经触及到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
更令曾国藩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以曾氏为首的湘军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国藩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
几日后，师生二人聊天，谈及了一个最重大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清朝兴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曾国藩再一次蹙着眉头问赵烈文。
赵烈文平静地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时至今日“天下”治理已经发生了太多败坏问题。只是由于皇上在民间仍是权威的代表，中央政府才得以勉强维系，尚未分崩离析。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此番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
曾国藩一惊之后，继续深入探讨：“然则当南迁乎？”
此番询问也有来由：中国历代政权绝大多数都是在黄河流域建都的。但也有政权因为战乱，迁都南方，留得半壁江山。
赵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意思是，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接着赵烈文又详细地说出了一些看法，最后曾国藩愈加绝望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寄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
翌年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直隶总督之职位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终于曾国藩说出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此时的曾国藩彻底相信了赵烈文的判断。此系后话。
出仕
曾国藩对赵烈文人生走向极其关心，由于赵烈文家族庞大，生活压力和经济来源全都来自于赵烈文幕府工资，曾国藩为赵烈文生活艰难多次“蹙眉”，他深知一旦自己年迈，赵烈文恐无保障，所以想让他出来做官，以此彻底摆脱这种幕僚的不稳定状况，并企图说服他：“否则竟去做官，家世令长，且惟此可以历练人才。足下天分绝顶，世间学问事理有虚实二宗，无虚则实，有时而窒碍不行；无实则虚，又无所附丽。论虚处则足下当世无敌，惟实处讨探未尽，再能勉力，便为全才。”曾国藩对赵烈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外人看来，赵烈文身份虽然卑微，在曾国藩的眼里，他的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君子，是“天分绝顶”，也是有可能成为全才的人。
然而，赵烈文却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做官未必能了负累，我现在一个幕府人员，可是请我办事的人还这么多，更何况做官？爱钱无以对知己，不爱钱无以了一身，更何况我一旦当官，大家都知道我会打着您的威望旗号，就算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意见，可是跟我同辈中的人能不侧目吗？所以用做官去谋划生计，真非我所想。
两年后，曾国藩北调直隶总督，赵烈文跟着北上，几经劝勉后，赵烈文勉强出仕。
同治八年，曾国藩保举赵烈文署理广平府属之磁州。获悉之后的第二天，赵烈文亲自去找曾国藩，力陈磁州属肥缺非初任所宜，不适合自己去担任，希望找一个偏远贫乏的地方去给百姓办点实事，以此报答老师。曾国藩坚持不同意。在此之后的几年里，赵烈文又转任易州知州。
在他并不漫长的仕途时间里，他对百姓非常爱护，为政清廉，查案、断案迅速公平，是一个典型的晚清良知官员。在同治九年的三月里，他在为官所在地带领民众开凿水利，深得民心；他劝当地游手好闲的人要勤耕作、戒赌博，通常一直忙到午后才找个地方休息、吃午饭。吃的都是自己带的干饭小菜，有的村民给他送来一壶热水，他都要付钱。赵烈文这些为政品德，在晚清官员大多糜烂腐坏的时代显得非常可贵，果如曾国藩曾经所预料的那样“伊必一好官，能做事。”自此赵烈文与曾经的师友多以书信来往，全力安心工作。
同治九年，赵烈文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话“涤师复任两江，李合肥（即李鸿章）移督畿辅，可为怪事。并闻江都马新贻被刺（曾轰动一时的“刺马案”）而死，尤为可诧。”
几天后，李鸿章见到赵烈文。在称赞了赵烈文的工作能力后，李鸿章说：“足下文学优雅，然我向以足下为办事之才，今事理明白如此，我见果不谬，可惜往年不肯至我处，若早来，彼此有益多矣。我自愧幕中未有造就一人，皆我无才德之故。”赵烈文听了这话自是表示谦逊感谢。李鸿章接着又说：“磁州大道首站差使如何？足下初仕，曾老夫子即畀（给予）以盘错之任，想有所见，然亦大胆矣……”通过这段对话，李鸿章似乎透露出一种嫉妒的意味，并且对曾国藩如此“重用提拔”赵烈文有所腹诽。紧接着用其“听取汇报”式的问话跟赵烈文沟通了几个问题。赵烈文对答后，遂向李鸿章问起曾国藩南下日期。于是就有了曾国藩与赵烈文二人最后一次短促的会面。
与曾国藩诀别
次日，赵烈文起了大早，匆忙去追赶曾国藩一行。见到曾国藩后，赵烈文先是表达了对曾国藩六十寿诞的祝贺，继而便以为官一年无所政绩表示惭愧。曾国藩却称赞说：官声极好，足见有才。接下来，曾国藩叮嘱赵烈文说：“素性高尚又最多情，做此小官，既不能展抱负，而我又要南下，不能履行过去你我约定，现在竟然不能为足下摆脱奈何？” 在别人眼里赵烈文这个职务极其耀眼，让很多人嫉妒，在曾国藩眼里，赵烈文做的是“小官”，不能真正施展他的才华，可见他对赵烈文的看重。
赵烈文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去我跟随老师您，都是因为追随您的杖履是种人生乐趣，没有奢望老师还有南下任职的机会。现在学生既然有了工作职责，过去一年工作压力很大，内外贡献都不大。当初老师奏调学生为政，也是勉励我整饬吏治，现在一点成绩也没有，看到老师南下我就要南下，这样会让别人以为结党营私成为笑话，而且在仕途上也没有这样的政体，我现在因老师为我个人的融入让老师多次为难，这也不是我当初的愿望。
师生对答间，彼此一番感动。几天后，看着恩师曾国藩远去南下的背影，赵烈文写下了“十六年来馀别泪，三千里外抵归程”的感伤诗句。
同治十一年二月的一天对于赵烈文来说无异于是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他得知恩师曾国藩在江都官署病逝。
赵烈文在当天日记这样形容自己感受“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这个噩耗对于赵烈文来说实在太突然了。
由于相隔千里，公务在身又不能亲身前往悼念，接下来的几天中，赵烈文因为过度悲伤成疾。这段日子，赵烈文打听问询着老师去世详情。在得知曾国藩去世前并未遭受痛苦，“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后深得安慰。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回忆着与涤师最后分别时的场景：“忆前年送行，师尊于车马纵横之中，送烈至门，坚辞不可，怆然而别。情景犹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
十月之后，赵烈文已经苦于官政，要辞职，于是向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报告，李没同意。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让赵烈文更震荡灰心的事情。同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午刻至督署上谒，则已接凶问，于初五酉刻上宾矣。疏远小臣，无涕可挥，惟觉心中震荡不宁而已。”当他再次求见李鸿章时，李鸿章正闭门谢客，听说是赵烈文来了，就让他到内室说话。当时李鸿章非常不安，赵烈文安慰了他几句后，又提出辞职，李鸿章非常真诚的加以挽留。赵烈文坦率地跟他说：“余云烈辈在世，譬一草芥，自揣无益于人，胡为久恋栈豆……”在此之后的不长时间，赵烈文终于获准辞职，飘然回乡，经历了大格局之后，他知道距离大清王朝“陆沉”的时间越来越近，目睹了所有希望都破灭后，他终于飘然回到江南，开始回归书屋、旅行、照顾家人……
历史苍茫如雪，透过并不显赫的人物，从一个小人物视角，窥看处于乱世中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片段历程，也许会对历史有一种不一样的体察。这其中有当时那些重要人物在这个变局中的焦虑与无奈，还有一段关于幕僚与政客之间、师友之间平实而真挚的情谊，可供后人回味。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
曾国藩的身边始终围绕着一大批当时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能人，比如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等。这些人后来都曾独当一面，也对晚清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都是值得一书的人物。赵烈文与他们相比，则显得籍籍无名，一生的作为和成就都跟曾国藩有所关联。
与曾国藩的初识
曾国藩与赵烈文认识极早，咸丰五年（1855年）是曾国藩最难熬的日子，跟随的幕僚大都弃他而去。赵烈文姐夫周腾虎推荐他入幕。曾国藩为此还拿出了二百两银子的聘请费用。
初识赵烈文，曾国藩感觉这个人书生气太浓，纸上谈兵的话太多了，加之赵烈文当时年纪很小（赵烈文生于1832年，此时23岁），因而对其并不十分信任。曾国藩命初到的赵烈文先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想让他先见识一下。没想到，赵烈文一来就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听罢很不高兴，因为曾国藩最不待见说大话的书生。赵烈文可能也看出了曾国藩的态度。碰巧在这个时候，赵烈文的老母生病，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怎么挽留就准许了。
就在赵烈文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驻樟树的湘军部队大败的消息。曾国藩开始对赵烈文刮目相看。之后赵烈文母亲病故，赵烈文回到老家守丧，一待就是五年。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这个青年，咸丰十一年的时候，曾国藩专折奏调他进入军营。此时，赵烈文才真正开始了在曾国藩门下的幕僚工作。这一年他刚满三十岁。
两年后，也就是同治二年，由于兵法对策的出色，就连在攻打南京城的曾国荃都曾多次向曾国藩索要赵烈文辅助他。赵烈文在日记写了这样一件事：“示知沅帅（曾国荃）欲烈赴其营，前面请之，昨又屡函来说，相国（曾国藩）问烈意如何。”赵烈文当时回答说：“我赋性疏拙，不谙世务，到那里恐怕对他没有多大帮助，所以还是不去为好。”曾国藩却坚持要他去，赵烈文只好以缓几天再答复为借口，告辞而出。过了两天，赵烈文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请欧阳兆熊向曾国藩转达此意。想不到第二天欧阳兆熊回话说：“曾公还是想请你去一趟。曾公还说：到金陵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或者往返金陵和安庆两处，也无不可。”意思是赵烈文可以“身兼二职”，同时做曾家兄弟的秘书和“高参”，由此可见曾氏兄弟对赵烈文是如何器重了。
在此后一年半左右，赵烈文见证了曾国荃围困天京（今南京）的所有细节，期间也与曾国荃发生过一些不愉快，尤其在湘军大破天京城后，赵烈文眼见有些官军统领在城内肆意杀戮掠夺，十分痛心，感叹“此地不可居矣”。曾国荃处理完几件大事之后，害怕赵烈文向曾国藩反映问题，赶紧约见赵烈文，并“色甚忸怩，有读书太少，义理不能制血气”的道歉话，在那么忙乱的时候还不忘张罗着请赵烈文吃饭，可以想见，赵烈文在曾国藩那里是何等的受重视。
拜师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湘军军中大部分幕僚都希望凭借军功被推荐做官。曾国藩心里也斟酌着赵烈文的人生选择去向。同治四年三月的一天，赵烈文与曾国藩聊天，谈到将来打算，赵烈文坦诚地说：“余云烈出处之计，本无成算，荷相国及少帅盛意，未敢牢拒。然仍愿追随相国……”此前，赵烈文已经被曾氏兄弟奏保“以直隶州仍留浙江补用”。一个月后，曾国藩要北上，赵烈文要求从行，然而曾国藩希望他不再鞍马劳顿，跟随自己再次受罪，希望他能够出仕，赵烈文此时依旧没有答应。
送别曾国藩的这一天，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奉命给赵烈文送来一副曾国藩的书法，落款称他为：“弟余其相爱，可谓诚挚。”感动处，赵烈文再也忍不住，就跑去找曾国藩拜师。赵烈文说：过去我也想拜您为师，可是害怕别人说我“徒以功名之会”，所以不敢跟您太过昵近，现在我们要分别了，这些嫌疑没有了，我平素之愿可以说出来了。曾国藩感动地答应了，离别的时候赵烈文非常伤感，曾国藩亦面有凄色。
离开曾国藩的日子，赵烈文回到老家赋闲，开始在故乡虞山脚下筹建自己的书屋。过去，他跟随湘军四处漂泊之时，不忘到处购买书籍，至彼时已蔚为大观。他给这个书屋取名“天放楼”。两年后，赵烈文收到曾国藩的信，让他继续来这里工作，于是赵烈文又一次来到了他十分想念的老师身旁，也就是在同治六年，他们师生二人的感情极其亲切，朝夕共处的这段日子，开始了毫无保留的谈话。在他的日记里，多见到的是“涤师（即曾国藩，曾国藩号涤生，其弟子及下属均尊称他涤师。后同）来久谈”等等字句。有时候曾国藩心情不好总要找他倾诉，遇到问题也跟他讲。这段日子里，赵烈文成了曾国藩的精神依靠，虽为师生，情同父子。
预见
细心研读《能静居日记》会发现，曾国藩与赵烈文彼此价值观非常契合，聊天中，往往由曾国藩开头，然后赵烈文再与之对答。从传统文化到宗教哲学，从时政军事到臧否人物，谈话内容十分广泛。由于互相认可，谈话都是发自内心，毫无掩饰、敷衍，属于典型的性情聊天。这在曾国藩的交际圈里弥足珍贵，赵烈文成了曾国藩最激赏最珍惜的弟子。有时候谈至感动之时，赵烈文会潸然泪下，连曾国藩也会被感动得“师亦为之闵然”。
一日，曾国藩心情忽然抑郁起来，于是来找赵烈文聊天。曾国藩说：“昨天收到严厉的旨意，说捻贼到处流窜，全无堵截，各帅都被斥责，曾国荃也被摘去了顶戴，交部议处。”圣旨的措辞极其严厉，过去从来都没有，曾国藩担心带兵的将帅们不能很好克制，恐生兵变。曾国藩“神气凄怆”地说，恐怕还要北上，可是现在他精力颓唐，也不再是能掌控大局之人，现在只能期望早点死去。说完，赵烈文一时竟找不到安慰的话，只是劝老师安心休养几日，不要以境遇累心。接着赵烈文又劝慰了一番，看到老师艰难，赵烈文回到屋里竟然为此失眠一夜。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曾国藩这大半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有一回曾国藩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他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在众人看来，曾国藩的功绩自然是依靠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而得来的，或以为这就是其精力花得最多之处，却不懂他与世俗文法战的消耗其实是“十之五六”。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政治系统、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官场和军中的各种潜规则。可见，当时的赵烈文目光已经触及到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
更令曾国藩没有想到，也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以曾氏为首的湘军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国藩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
几日后，师生二人聊天，谈及了一个最重大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清朝兴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初鼓后，涤师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曾国藩再一次蹙着眉头问赵烈文。
赵烈文平静地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时至今日“天下”治理已经发生了太多败坏问题。只是由于皇上在民间仍是权威的代表，中央政府才得以勉强维系，尚未分崩离析。但据他估计，今后的大祸是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此番局面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
曾国藩一惊之后，继续深入探讨：“然则当南迁乎？”
此番询问也有来由：中国历代政权绝大多数都是在黄河流域建都的。但也有政权因为战乱，迁都南方，留得半壁江山。
赵烈文的看法是：“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意思是，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接着赵烈文又详细地说出了一些看法，最后曾国藩愈加绝望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寄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希望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
翌年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直隶总督之职位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终于曾国藩说出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此时的曾国藩彻底相信了赵烈文的判断。此系后话。
出仕
曾国藩对赵烈文人生走向极其关心，由于赵烈文家族庞大，生活压力和经济来源全都来自于赵烈文幕府工资，曾国藩为赵烈文生活艰难多次“蹙眉”，他深知一旦自己年迈，赵烈文恐无保障，所以想让他出来做官，以此彻底摆脱这种幕僚的不稳定状况，并企图说服他：“否则竟去做官，家世令长，且惟此可以历练人才。足下天分绝顶，世间学问事理有虚实二宗，无虚则实，有时而窒碍不行；无实则虚，又无所附丽。论虚处则足下当世无敌，惟实处讨探未尽，再能勉力，便为全才。”曾国藩对赵烈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外人看来，赵烈文身份虽然卑微，在曾国藩的眼里，他的形象是令人尊敬的君子，是“天分绝顶”，也是有可能成为全才的人。
然而，赵烈文却说出了以下的一番话：做官未必能了负累，我现在一个幕府人员，可是请我办事的人还这么多，更何况做官？爱钱无以对知己，不爱钱无以了一身，更何况我一旦当官，大家都知道我会打着您的威望旗号，就算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意见，可是跟我同辈中的人能不侧目吗？所以用做官去谋划生计，真非我所想。
两年后，曾国藩北调直隶总督，赵烈文跟着北上，几经劝勉后，赵烈文勉强出仕。
同治八年，曾国藩保举赵烈文署理广平府属之磁州。获悉之后的第二天，赵烈文亲自去找曾国藩，力陈磁州属肥缺非初任所宜，不适合自己去担任，希望找一个偏远贫乏的地方去给百姓办点实事，以此报答老师。曾国藩坚持不同意。在此之后的几年里，赵烈文又转任易州知州。
在他并不漫长的仕途时间里，他对百姓非常爱护，为政清廉，查案、断案迅速公平，是一个典型的晚清良知官员。在同治九年的三月里，他在为官所在地带领民众开凿水利，深得民心；他劝当地游手好闲的人要勤耕作、戒赌博，通常一直忙到午后才找个地方休息、吃午饭。吃的都是自己带的干饭小菜，有的村民给他送来一壶热水，他都要付钱。赵烈文这些为政品德，在晚清官员大多糜烂腐坏的时代显得非常可贵，果如曾国藩曾经所预料的那样“伊必一好官，能做事。”自此赵烈文与曾经的师友多以书信来往，全力安心工作。
同治九年，赵烈文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非常值得回味的话“涤师复任两江，李合肥（即李鸿章）移督畿辅，可为怪事。并闻江都马新贻被刺（曾轰动一时的“刺马案”）而死，尤为可诧。”
几天后，李鸿章见到赵烈文。在称赞了赵烈文的工作能力后，李鸿章说：“足下文学优雅，然我向以足下为办事之才，今事理明白如此，我见果不谬，可惜往年不肯至我处，若早来，彼此有益多矣。我自愧幕中未有造就一人，皆我无才德之故。”赵烈文听了这话自是表示谦逊感谢。李鸿章接着又说：“磁州大道首站差使如何？足下初仕，曾老夫子即畀（给予）以盘错之任，想有所见，然亦大胆矣……”通过这段对话，李鸿章似乎透露出一种嫉妒的意味，并且对曾国藩如此“重用提拔”赵烈文有所腹诽。紧接着用其“听取汇报”式的问话跟赵烈文沟通了几个问题。赵烈文对答后，遂向李鸿章问起曾国藩南下日期。于是就有了曾国藩与赵烈文二人最后一次短促的会面。
与曾国藩诀别
次日，赵烈文起了大早，匆忙去追赶曾国藩一行。见到曾国藩后，赵烈文先是表达了对曾国藩六十寿诞的祝贺，继而便以为官一年无所政绩表示惭愧。曾国藩却称赞说：官声极好，足见有才。接下来，曾国藩叮嘱赵烈文说：“素性高尚又最多情，做此小官，既不能展抱负，而我又要南下，不能履行过去你我约定，现在竟然不能为足下摆脱奈何？” 在别人眼里赵烈文这个职务极其耀眼，让很多人嫉妒，在曾国藩眼里，赵烈文做的是“小官”，不能真正施展他的才华，可见他对赵烈文的看重。
赵烈文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去我跟随老师您，都是因为追随您的杖履是种人生乐趣，没有奢望老师还有南下任职的机会。现在学生既然有了工作职责，过去一年工作压力很大，内外贡献都不大。当初老师奏调学生为政，也是勉励我整饬吏治，现在一点成绩也没有，看到老师南下我就要南下，这样会让别人以为结党营私成为笑话，而且在仕途上也没有这样的政体，我现在因老师为我个人的融入让老师多次为难，这也不是我当初的愿望。
师生对答间，彼此一番感动。几天后，看着恩师曾国藩远去南下的背影，赵烈文写下了“十六年来馀别泪，三千里外抵归程”的感伤诗句。
同治十一年二月的一天对于赵烈文来说无异于是最痛苦的日子。这一天他得知恩师曾国藩在江都官署病逝。
赵烈文在当天日记这样形容自己感受“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这个噩耗对于赵烈文来说实在太突然了。
由于相隔千里，公务在身又不能亲身前往悼念，接下来的几天中，赵烈文因为过度悲伤成疾。这段日子，赵烈文打听问询着老师去世详情。在得知曾国藩去世前并未遭受痛苦，“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后深得安慰。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回忆着与涤师最后分别时的场景：“忆前年送行，师尊于车马纵横之中，送烈至门，坚辞不可，怆然而别。情景犹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
十月之后，赵烈文已经苦于官政，要辞职，于是向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报告，李没同意。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让赵烈文更震荡灰心的事情。同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午刻至督署上谒，则已接凶问，于初五酉刻上宾矣。疏远小臣，无涕可挥，惟觉心中震荡不宁而已。”当他再次求见李鸿章时，李鸿章正闭门谢客，听说是赵烈文来了，就让他到内室说话。当时李鸿章非常不安，赵烈文安慰了他几句后，又提出辞职，李鸿章非常真诚的加以挽留。赵烈文坦率地跟他说：“余云烈辈在世，譬一草芥，自揣无益于人，胡为久恋栈豆……”在此之后的不长时间，赵烈文终于获准辞职，飘然回乡，经历了大格局之后，他知道距离大清王朝“陆沉”的时间越来越近，目睹了所有希望都破灭后，他终于飘然回到江南，开始回归书屋、旅行、照顾家人……
历史苍茫如雪，透过并不显赫的人物，从一个小人物视角，窥看处于乱世中晚清那些风雨飘摇的片段历程，也许会对历史有一种不一样的体察。这其中有当时那些重要人物在这个变局中的焦虑与无奈，还有一段关于幕僚与政客之间、师友之间平实而真挚的情谊，可供后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