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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与撒切尔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在欧美抬头,弗里德曼、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旗手的思想成为美英等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在傳媒领域,以美国1996年《电信法》的通过为标志,一场席卷全球的媒体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大型上市公司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实力重组传媒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家族报业难以和市值达数百亿美元的企业巨头抗衡,不得不改换门庭。而那些仍然为家族掌握的报纸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比如《纽约时报》的小阿瑟·苏兹伯格在1992年刚刚成为发行人后,就向下属表示,他希望《纽约时报》公司的毛利润每年在17.18%左右,而阿瑟·奥茨只希望能够盈余1.2%即可。①
所有权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报业的生态环境,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固然也存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之争,但许多由家族创办经营的报刊却有超越商业利润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这些优秀的家族报纸高度重视报纸的品质,“刊登适宜刊登的新闻”,不以经济利润为价值追求,对来自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两方的压力保持高度警觉,宁可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也不愿损害报纸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逐渐使新闻专业主义萌芽生长。
然而,当家族报业慢慢远去,报刊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后,报刊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仅仅关注资产负债表、利润率、广告额,在他们眼中,新闻和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区别,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是最优选择。与家族报业不同,激励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不是新闻职业理想或专业主义追求,而是来自华尔街那些手持股票的投资者的压力,一旦利润率下降,公司股票价格立刻下滑,经营者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驱动新闻业”应运而生,这种新闻业和以往的新闻业截然不同。
产权变迁对新闻业的影响
美国学者麦克马纳斯指出,媒介企业内部存在两种规范,一种是新闻部门形成的新闻规范,可以把它称为新闻生产的新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重要性,即新闻价值,以及认为这一事件是重要事件的读者人数。而另一种规范是市场规范,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与发现新闻、报道新闻的成本成反比,与事件对投资者、赞助者各方的损害成反比,而与新闻所吸引的广告商出资规模成正比。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报纸所有者重视编辑记者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内部新闻自由。记者编辑不仅可以抵制来自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压力,甚至连报纸老板也不能强迫记者编辑的判断和选择。然而,当MBA逐渐掌控报业之后,这种情形便不再出现了,而相反的事件却屡见不鲜。1992年5月1日,《温尼伯自由报》的巴里·穆林在他的专栏里批评自己的报纸在前一天对洛杉矶暴乱的报道,他说,美洲大陆的重要新闻事件被埋没在早晨版的后页不起眼的地方,头版报道如一对本地英雄和有关生物溶解的高尔夫球座的消息。随后,出版商命令穆林与总编面谈,最终穆林离开报社。②市场规范严重地消解了原本就孱弱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报刊业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第一,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在家族报业时期,作为委托人的发行人把报纸的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交给新闻部门,把经营管理工作交给经营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把世俗的“国家”和神圣的“教堂”隔离开来。比如《芝加哥论坛报》在办公大楼的东门、西门各设有一部电梯,而通往广告部的电梯不能在四楼停下,因为四楼是编辑部的所在地。在“国家”和“教堂”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报业家族往往更愿意站在编辑部这一边。如《财富》发行人说,“我们是不能接受将利润的原则凌驾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之上的,比如事实、诚信等。我更不会让广告、美元来左右编辑部的立场。”然而,当报业成为华尔街的俘虏后,报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委托人不再是心怀理想的报业家族,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报纸成为社会公器、第四等级,委托人变成了手中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尤其是占有较大股票市值的华尔街机构投资者,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要求代理人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这种要求往往与新闻部门的专业追求格格不入。
第二,报业组织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文化。在家族报业时代,“国家”和“教堂”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平衡,家族报业并不轻视世俗的经济收益,但更看重报刊的社会价值。《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说,“一个伟大成功的报纸,一定会是一个伟大成功的企业……一个报纸必须在经济上站得住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得到大众的信托和信赖。”但伴随着大量接受过工商管理训练的MBA进入报业,市场规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和“教堂”之间的墙被推倒了,正如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要面对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
当MBA进入新闻业之后,新闻采编开始反映媒体中那些持有MBA学位、只管理公司运营的经理人的意向。在MBA们看来,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缩减新闻部门成本,减少新闻报道开支。同时,让新闻部门和经营部门联合起来,实现市场营销学的“整合营销传播”,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洛杉矶时报》就曾因此吃过苦头。1995年,华尔街出身的马克·威利斯执掌《洛杉矶时报》,他坚决主张打破编辑部与经营部各自为营的状态,让版面编辑和产品经理一起决定版面内容,这种经营方式到1999年终于给报社带来灾难。报纸的广告部门与洛杉矶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署了利润分享协议,但编辑部并不知情,编辑部对该体育场进行了大幅报道,这一事件被其他媒体披露后,成为当时重大的丑闻,大量记者离开报社,而报社也被论坛报业集团收购。③有人就此事件评论说,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④
第三,报纸从提供新闻变为提供娱乐,受众从公民转为消费者和商品。家族报业把新闻看作实现民主的手段,认为公民获知新闻事件能够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而在上市公司看来,新闻仅仅是一种商品,加拿大汤普森报业集团总裁汤普森曾说,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意集团,只不过碰巧是在做报纸的生意罢了。在这种观点看来,新闻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然后把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种观念中,受众仅是一种商品,报纸不再提供新闻,而是千方百计提供刺激感官的娱乐。如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一味鼓吹,“读者爱看什么,我就给读者什么,我们不是卖杂志,是卖共鸣,卖感觉。”然而,只有广告商需要的受众才是有效受众,而广告商的需要决定了媒介的内容。
第四,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公信力的追求。公信力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本,但是,美国Roper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从1973—2000年,美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选择对媒体有“较多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10%,而“几乎没有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1%升至2000年的41%。⑤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是多方面原因产生的,但上市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损害公信力。如果认为媒体的总收益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共同构成,经济利益可以立即体现为股票价格的上升,而社会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报业产生正面作用。经济利益往往会和报业社会影响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化的报业将会倾向于经济利益,因为它可以立即带来回报,而需要长期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报业社会影响则旁落一边。
解决思路
媒体产权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首先,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实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管理。美国报业是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运作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在由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权力结构中,股东是上市报业公司的所有人,有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成员,但股东的权力是有限的,股东无法决定支付给他们的股利,在投资或收购决策中也没有发言权,他们不雇用经理或决定经理报酬,在一系列对报业经营有重要关系的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直接决策权。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可以用脚投票,抛出手中股份。因此,在报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不应只以股东马首是瞻,应该完善董事会制度,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让不在公司任职、与报业没有利益往来的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报业董事,承担起监督公司运作是否符合社会责任的工作。企业界的实践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对规范公司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报业应该引进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思想来源于对企業责任的反思。传统观点认为,股东是企业所有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服务。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真正拥有企业的是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而不能只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报业在服务于股东利益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等方面的利益,报业不应仅追求经济利润,还应该履行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即报业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动,而且行为必须合乎社会伦理道德,服务公民、社区、社会道德,改善社区生活质量、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等。
其次,增进报业内部新闻自由。内部新闻自由关注新闻编辑部的专业自主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⑥一是新闻从业者在其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如采访权、报道权、确定编辑政策及与发行人共同决定言论取向的权利。二是作为劳动者所要求的人事、薪水、福利等方面的决定权。随着家族报业被公司报业取代,报社内部新闻自由也在逐渐下降,约翰斯通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在70年代有半数以上记者认为在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方面拥有完全自由,而且新闻稿被删的次数并不多,但1986年韦弗用同样指标进行研究却发现,1982—1983年间,记者所拥有的自主权比十年前要少。⑦
要改变市场规范对新闻规范带来的损害,编辑记者应该在报业体系内争取更大的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应该首先得到保障,人事、薪水、福利等物质条件是新闻记者追求专业目标的前提条件,而专业范围内的工作自主权则是内部新闻自由的核心。⑧因为这一权利是新闻从业者构建职业意识、履行职业使命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部新闻自由是恢复报业内部组织机构权利失衡的手段,被上市公司破坏的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权利失衡,可以在内部新闻自由的扩展中重新恢复平衡。
最后,应该树立媒体的长远发展观。家族报业往往倾向于从长远眼光看待媒体发展,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诸如“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为报社带来经济回报,但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却会给报业带来长久的伤害。在公司化之后,报业公司也应该从报社的长远发展出发,树立经营百年老店的方针,放弃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通过构建媒体公信力来赢得长期的持续回报。因为“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支持报纸实现其商业目标,而非对此加以阻挠。商业目标的实现,要通过获得公众信任和社会影响这样的途径,这样做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公共使命的实现,因而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⑨[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西安一小时生活圈建设与传媒产业发展互动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编号:09XWC16),受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
注 释:
①陈颖:《保持西方主流媒体地位的典范——奥茨家族时代的〈纽约时报〉》,《青年记者》,2005(6)。
②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9。
③④许知远:百年《洛杉矶时报》的衰落与复兴,《经济观察报》,2001年10月22日,第4版。
⑤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127。
⑥⑧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3。
⑦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8。
⑨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新华出版社,2007.5。
(作者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
所有权的变迁深刻地改变了报业的生态环境,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固然也存在普利策和赫斯特的黄色新闻之争,但许多由家族创办经营的报刊却有超越商业利润的价值追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这些优秀的家族报纸高度重视报纸的品质,“刊登适宜刊登的新闻”,不以经济利润为价值追求,对来自政治势力和商业利益两方的压力保持高度警觉,宁可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也不愿损害报纸的长远发展。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才逐渐使新闻专业主义萌芽生长。
然而,当家族报业慢慢远去,报刊逐渐成为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后,报刊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仅仅关注资产负债表、利润率、广告额,在他们眼中,新闻和其他商品没有任何区别,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是最优选择。与家族报业不同,激励上市公司经营者的不是新闻职业理想或专业主义追求,而是来自华尔街那些手持股票的投资者的压力,一旦利润率下降,公司股票价格立刻下滑,经营者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驱动新闻业”应运而生,这种新闻业和以往的新闻业截然不同。
产权变迁对新闻业的影响
美国学者麦克马纳斯指出,媒介企业内部存在两种规范,一种是新闻部门形成的新闻规范,可以把它称为新闻生产的新闻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主要取决于自身的重要性,即新闻价值,以及认为这一事件是重要事件的读者人数。而另一种规范是市场规范,一个事件是否能成为新闻与发现新闻、报道新闻的成本成反比,与事件对投资者、赞助者各方的损害成反比,而与新闻所吸引的广告商出资规模成正比。在传统的家族报业时代,报纸所有者重视编辑记者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内部新闻自由。记者编辑不仅可以抵制来自政治和商业方面的压力,甚至连报纸老板也不能强迫记者编辑的判断和选择。然而,当MBA逐渐掌控报业之后,这种情形便不再出现了,而相反的事件却屡见不鲜。1992年5月1日,《温尼伯自由报》的巴里·穆林在他的专栏里批评自己的报纸在前一天对洛杉矶暴乱的报道,他说,美洲大陆的重要新闻事件被埋没在早晨版的后页不起眼的地方,头版报道如一对本地英雄和有关生物溶解的高尔夫球座的消息。随后,出版商命令穆林与总编面谈,最终穆林离开报社。②市场规范严重地消解了原本就孱弱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对报刊业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第一,委托—代理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司治理结构看,在家族报业时期,作为委托人的发行人把报纸的日常编辑出版工作交给新闻部门,把经营管理工作交给经营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有一堵无形的“墙”,把世俗的“国家”和神圣的“教堂”隔离开来。比如《芝加哥论坛报》在办公大楼的东门、西门各设有一部电梯,而通往广告部的电梯不能在四楼停下,因为四楼是编辑部的所在地。在“国家”和“教堂”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报业家族往往更愿意站在编辑部这一边。如《财富》发行人说,“我们是不能接受将利润的原则凌驾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之上的,比如事实、诚信等。我更不会让广告、美元来左右编辑部的立场。”然而,当报业成为华尔街的俘虏后,报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委托人不再是心怀理想的报业家族,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报纸成为社会公器、第四等级,委托人变成了手中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尤其是占有较大股票市值的华尔街机构投资者,作为委托人的投资者要求代理人实现经济利润最大化,这种要求往往与新闻部门的专业追求格格不入。
第二,报业组织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文化。在家族报业时代,“国家”和“教堂”之间维持着相对的平衡,家族报业并不轻视世俗的经济收益,但更看重报刊的社会价值。《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说,“一个伟大成功的报纸,一定会是一个伟大成功的企业……一个报纸必须在经济上站得住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得到大众的信托和信赖。”但伴随着大量接受过工商管理训练的MBA进入报业,市场规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和“教堂”之间的墙被推倒了,正如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要面对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
当MBA进入新闻业之后,新闻采编开始反映媒体中那些持有MBA学位、只管理公司运营的经理人的意向。在MBA们看来,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缩减新闻部门成本,减少新闻报道开支。同时,让新闻部门和经营部门联合起来,实现市场营销学的“整合营销传播”,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洛杉矶时报》就曾因此吃过苦头。1995年,华尔街出身的马克·威利斯执掌《洛杉矶时报》,他坚决主张打破编辑部与经营部各自为营的状态,让版面编辑和产品经理一起决定版面内容,这种经营方式到1999年终于给报社带来灾难。报纸的广告部门与洛杉矶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署了利润分享协议,但编辑部并不知情,编辑部对该体育场进行了大幅报道,这一事件被其他媒体披露后,成为当时重大的丑闻,大量记者离开报社,而报社也被论坛报业集团收购。③有人就此事件评论说,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④
第三,报纸从提供新闻变为提供娱乐,受众从公民转为消费者和商品。家族报业把新闻看作实现民主的手段,认为公民获知新闻事件能够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而在上市公司看来,新闻仅仅是一种商品,加拿大汤普森报业集团总裁汤普森曾说,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意集团,只不过碰巧是在做报纸的生意罢了。在这种观点看来,新闻只不过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然后把注意力卖给广告商。在这种观念中,受众仅是一种商品,报纸不再提供新闻,而是千方百计提供刺激感官的娱乐。如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一味鼓吹,“读者爱看什么,我就给读者什么,我们不是卖杂志,是卖共鸣,卖感觉。”然而,只有广告商需要的受众才是有效受众,而广告商的需要决定了媒介的内容。
第四,对利润的追求超过了对公信力的追求。公信力是媒体安身立命之本,但是,美国Roper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从1973—2000年,美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选择对媒体有“较多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5%下降到2000年的10%,而“几乎没有信任”的人数从1973年的21%升至2000年的41%。⑤媒介公信力的下降是多方面原因产生的,但上市公司制的运作方式必然会损害公信力。如果认为媒体的总收益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共同构成,经济利益可以立即体现为股票价格的上升,而社会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对报业产生正面作用。经济利益往往会和报业社会影响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化的报业将会倾向于经济利益,因为它可以立即带来回报,而需要长期耕耘才能有所收获的报业社会影响则旁落一边。
解决思路
媒体产权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现象,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首先,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实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管理。美国报业是按照现代公司制度运作的企业,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在由股东、董事会、经理层组成的公司权力结构中,股东是上市报业公司的所有人,有权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选举董事会成员,但股东的权力是有限的,股东无法决定支付给他们的股利,在投资或收购决策中也没有发言权,他们不雇用经理或决定经理报酬,在一系列对报业经营有重要关系的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直接决策权。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可以用脚投票,抛出手中股份。因此,在报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不应只以股东马首是瞻,应该完善董事会制度,如建立独立董事制度,让不在公司任职、与报业没有利益往来的社会贤达人士担任报业董事,承担起监督公司运作是否符合社会责任的工作。企业界的实践表明,独立董事制度对规范公司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报业应该引进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思想来源于对企業责任的反思。传统观点认为,股东是企业所有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为股东服务。但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股东并不是企业唯一的所有者,真正拥有企业的是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而不能只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报业在服务于股东利益的同时,还应该考虑消费者、社区、政府、环境等方面的利益,报业不应仅追求经济利润,还应该履行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即报业必须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行动,而且行为必须合乎社会伦理道德,服务公民、社区、社会道德,改善社区生活质量、提高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等。
其次,增进报业内部新闻自由。内部新闻自由关注新闻编辑部的专业自主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⑥一是新闻从业者在其专业范围内的自主权,如采访权、报道权、确定编辑政策及与发行人共同决定言论取向的权利。二是作为劳动者所要求的人事、薪水、福利等方面的决定权。随着家族报业被公司报业取代,报社内部新闻自由也在逐渐下降,约翰斯通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项研究显示,在70年代有半数以上记者认为在决定新闻重点、选择报道题材方面拥有完全自由,而且新闻稿被删的次数并不多,但1986年韦弗用同样指标进行研究却发现,1982—1983年间,记者所拥有的自主权比十年前要少。⑦
要改变市场规范对新闻规范带来的损害,编辑记者应该在报业体系内争取更大的内部新闻自由。作为劳动者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应该首先得到保障,人事、薪水、福利等物质条件是新闻记者追求专业目标的前提条件,而专业范围内的工作自主权则是内部新闻自由的核心。⑧因为这一权利是新闻从业者构建职业意识、履行职业使命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部新闻自由是恢复报业内部组织机构权利失衡的手段,被上市公司破坏的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权利失衡,可以在内部新闻自由的扩展中重新恢复平衡。
最后,应该树立媒体的长远发展观。家族报业往往倾向于从长远眼光看待媒体发展,而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害得失。诸如“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等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为报社带来经济回报,但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却会给报业带来长久的伤害。在公司化之后,报业公司也应该从报社的长远发展出发,树立经营百年老店的方针,放弃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通过构建媒体公信力来赢得长期的持续回报。因为“从长远来看,民主制度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支持报纸实现其商业目标,而非对此加以阻挠。商业目标的实现,要通过获得公众信任和社会影响这样的途径,这样做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公共使命的实现,因而创造出一种良性循环。”⑨[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西安一小时生活圈建设与传媒产业发展互动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青年项目(编号:09XWC16),受西安外国语大学科研基金资助]
注 释:
①陈颖:《保持西方主流媒体地位的典范——奥茨家族时代的〈纽约时报〉》,《青年记者》,2005(6)。
②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9。
③④许知远:百年《洛杉矶时报》的衰落与复兴,《经济观察报》,2001年10月22日,第4版。
⑤张洪忠:《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127。
⑥⑧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3。
⑦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8。
⑨菲利普·迈耶:《正在消失的报纸》,新华出版社,2007.5。
(作者为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