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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戒》是确立汪曾祺小说风格的作品，他所特有的语言编码在这篇小说中发挥到淋漓精致。本文就以叙事学与符号学为研究方法对小说《受戒》中的叙事与象征进行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叙事学；符号学；叙事；象征
东方的传说与歌谣，西方的神话和史诗，都是在文字出现之后才能流传千年。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音义关系的结合。而文字的出现实现了言语成为现实的可能，那些被文字固定下来的表达开始穿越时空，传情达意。只要拥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音义关系，口耳相传的讲述形式就可以进行。由于文字符号的多样性组合使得作家笔下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对于这些不同样式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谓的“叙事学”，而对于这些文字组合的探讨才是我们所说的“符号学”。
文学风格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它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上，因而作家遣词造句的个性成为读者辨别他们的关键。在文学活动中，作品所流露出来的独特之处需要由文字传达到读者的终端，文字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就是作家风格的形成过程。那些曾在文学史上镌刻下姓名的作家，几乎都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编码，读者也正是基于对这些编码的解释才能确定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在批评家眼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文字的编码上有了更多的尝试与创新。而作家们也开始注重文学语言的表现，开始理解文学形式的意义。语言文字的符号学意义和叙事学功能首先在小说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现代派小说的荒诞，寻根小说的古朴，先锋小说的陌生以及新写实小说的冷漠，使得一度僵硬的现代汉语在作家的笔下再次绚丽多彩。
对于语言的自觉使得作家开始发掘现代汉语的审美意义，在绚丽的语言表演中却暗含着一种自然的文字演绎，它立足于民间立场，贴近生活，叙述着平凡的生命故事，象征着和谐的生活状态。自文坛解禁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不断地涌入国内，新奇的文艺思想挑战着我们传统的审美观念，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自觉地走入了那个“交叉小径的花园”。而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以其自然天成的文字又将我们的审美习惯从西式的文化精神中拉回到中国固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凝视中。虽然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的汪曾祺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但是他语言编码的独特之处似乎还有新的解释的可能。
词近、旨远、言约、意丰是汪曾祺语言编码的已知规则，在这不露声色尽得风流的语言背后，操纵着的不一定只是写意的笔法。那种散文化的小说追求也许会有叙事学得考量，那些恬淡自然的世间想象也许也是符号的象征。如，“这”、“这个”、“那”、“那些”等方位词语，往往被汪老应用在小说的开篇或段落的开头。对于这些方位词的作用，已有的评论认为是烘托作家的讲述姿态。而就叙事学中“时距”的概念来看，汪老的这些带有明显的方位指示作用的词语是为了拉开故事叙事的时间距离，它们暗示着故事的发生时间远远地在叙事时间之前，作家讲述的是一个“回忆的故事”，想象的是一个“久远的梦”。简单的词语所表现出的叙事的从容与象征的自然，使得那些故意涂抹着艺术色彩的时空转换显得笨拙起来。
小说《受戒》纷繁杂叙地为我们呈现了很多事件，而就其叙事功能而言，只有“核心事件”和“卫星事件”。核心事件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在小说中本应浓墨重彩地渲染与烘托，然而，众所周知，汪老以“闲笔”手法叙写了大量的非核心事件。就小说的主旨而言，海明和英子的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事件。从海明出家，到两人相遇；从海明描画，到田里干活；从海明受戒；再到二人归来。这六件核心事件之间的叙事逻辑并不明显，推动着事件向前发展的因素似乎只有时间，因为其中只有“出家”和“受戒”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维系这种因果联系的条件只有时间。在向前发展的时间轴上，作者安排了很多非核心事件，如荸荠庵的院落结构，三位师傅的来历品行，以及没有“清规”的生活状态，还有庵赵庄的风土人情，英子一家的纯朴热情，善因寺的恢弘气势等等，它们围绕在核心事件的周围，却又处于叙事逻辑之外。卫星事件的任务是补充、丰富、完成核心事件，使其丰满具体。而《受戒》中的卫星事件却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的空间描绘，为核心事件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状态，还原本真的生活成为人物行为，情节推动的最真实依据。看似漫无边际，作者实则想说：在这无谓清规戒律的世俗之地，一切的选择（比如海明与英子的相爱）都是情有可原的自然天性。
《受戒》因其结构的特别而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也因为内容上的别致被誉为“风俗人情小说”。其实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结构上的散漫来自于内容上的游离，而内容上的闲笔杂述又使得结构松散不定。面对纷繁复杂，毫无秩序的人生现象，结构主义者往往会通过理论模式来掌握内部的结构，而像汪老这样的乐天自然派只需经验的概括而达到和谐的统一。“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老用他的《受戒》告诉我们“和谐”也是一种形式创造。
然而就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看，小说中的闲笔之处将会是打破文本“和谐”的张力所在。小说中闲笔的随意性使得它們仿佛是游离于小说之外的“缝缀文本”，然而就是这些缝缀上的小型文本使得《受戒》成为一种暗含了丰富对话性的语言文本。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它的象征依据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理，用巴尔特的话说，象征符码规划出一种“特定的对立”，而其中他最重视的是性的对立。然而罗钢先生又将其扩大到叙事作品中人物、事件、意象等的象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这种对话性文本的张力所在。
在《受戒》中写到了两个寺庙，一个是海明出家的荸荠庵，一个是海明受戒的善因寺。它们一个是小庵，一个是大庙；一个陈设简陋，一个布置繁华；一个自然随便，一个庄严肃穆；一个的和尚“不务正业”，一个的和尚晨钟暮鼓；总之，一个无所谓清规，也没人提起，一个却戒律严明，禁止喧哗。如此对照鲜明的两个文本分别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遥遥相望间又显露出几分对话的姿态。荸荠庵的生活自然随意，僧侣不受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生还是一派天然的状态。而善因寺却是深处密林有恶狗把守，气象庄严而纪律严明，僧人的行为已经纳入到佛门的清规戒律。小说末尾，两个少年在芦花飞荡的水田中做出的天真浪漫的约定使得这样一组对话的文本转变成一种对立的象征。围绕着荸荠庵，我们可以看见美丽的自然，感受淳朴的人情，听见动情的山歌，见证两人的爱情。而在气势逼人的善因寺，面对严苛的戒律，海明也不得不沉默地面对英子的告别。在此，荸荠庵象征的自然生活与善因寺代表的清规戒律，社会秩序的威严和自然人生的活泼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激烈地碰撞着。两位主人翁虽然将小船划进了芦苇荡，回到了他们童真的天堂，但是英子对海明的那一声“我走啦！”却还是意味深长。面对既定的道德规范，他们两小无猜的爱情是否会不说再见，成为了我们永远的牵挂。
参考文献：
[1]罗钢著.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孙郁.汪曾祺的魅力[J].当代作家评论，1990（6）.
[5][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作者简介：杨徐嵘（1987-），男，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叙事学；符号学；叙事；象征
东方的传说与歌谣，西方的神话和史诗，都是在文字出现之后才能流传千年。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音义关系的结合。而文字的出现实现了言语成为现实的可能，那些被文字固定下来的表达开始穿越时空，传情达意。只要拥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音义关系，口耳相传的讲述形式就可以进行。由于文字符号的多样性组合使得作家笔下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对于这些不同样式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谓的“叙事学”，而对于这些文字组合的探讨才是我们所说的“符号学”。
文学风格是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力稳定的标志，它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语言形式上，因而作家遣词造句的个性成为读者辨别他们的关键。在文学活动中，作品所流露出来的独特之处需要由文字传达到读者的终端，文字的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就是作家风格的形成过程。那些曾在文学史上镌刻下姓名的作家，几乎都拥有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编码，读者也正是基于对这些编码的解释才能确定作家的文学史价值。在批评家眼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在文字的编码上有了更多的尝试与创新。而作家们也开始注重文学语言的表现，开始理解文学形式的意义。语言文字的符号学意义和叙事学功能首先在小说创作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现代派小说的荒诞，寻根小说的古朴，先锋小说的陌生以及新写实小说的冷漠，使得一度僵硬的现代汉语在作家的笔下再次绚丽多彩。
对于语言的自觉使得作家开始发掘现代汉语的审美意义，在绚丽的语言表演中却暗含着一种自然的文字演绎，它立足于民间立场，贴近生活，叙述着平凡的生命故事，象征着和谐的生活状态。自文坛解禁以来，西方文艺理论不断地涌入国内，新奇的文艺思想挑战着我们传统的审美观念，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自觉地走入了那个“交叉小径的花园”。而复出文坛的汪曾祺以其自然天成的文字又将我们的审美习惯从西式的文化精神中拉回到中国固有的精神秩序，拉回到仅仅属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人生的超时空凝视中。虽然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的汪曾祺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但是他语言编码的独特之处似乎还有新的解释的可能。
词近、旨远、言约、意丰是汪曾祺语言编码的已知规则，在这不露声色尽得风流的语言背后，操纵着的不一定只是写意的笔法。那种散文化的小说追求也许会有叙事学得考量，那些恬淡自然的世间想象也许也是符号的象征。如，“这”、“这个”、“那”、“那些”等方位词语，往往被汪老应用在小说的开篇或段落的开头。对于这些方位词的作用，已有的评论认为是烘托作家的讲述姿态。而就叙事学中“时距”的概念来看，汪老的这些带有明显的方位指示作用的词语是为了拉开故事叙事的时间距离，它们暗示着故事的发生时间远远地在叙事时间之前，作家讲述的是一个“回忆的故事”，想象的是一个“久远的梦”。简单的词语所表现出的叙事的从容与象征的自然，使得那些故意涂抹着艺术色彩的时空转换显得笨拙起来。
小说《受戒》纷繁杂叙地为我们呈现了很多事件，而就其叙事功能而言，只有“核心事件”和“卫星事件”。核心事件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在小说中本应浓墨重彩地渲染与烘托，然而，众所周知，汪老以“闲笔”手法叙写了大量的非核心事件。就小说的主旨而言，海明和英子的故事是小说的核心事件。从海明出家，到两人相遇；从海明描画，到田里干活；从海明受戒；再到二人归来。这六件核心事件之间的叙事逻辑并不明显，推动着事件向前发展的因素似乎只有时间，因为其中只有“出家”和“受戒”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而维系这种因果联系的条件只有时间。在向前发展的时间轴上，作者安排了很多非核心事件，如荸荠庵的院落结构，三位师傅的来历品行，以及没有“清规”的生活状态，还有庵赵庄的风土人情，英子一家的纯朴热情，善因寺的恢弘气势等等，它们围绕在核心事件的周围，却又处于叙事逻辑之外。卫星事件的任务是补充、丰富、完成核心事件，使其丰满具体。而《受戒》中的卫星事件却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不同的空间描绘，为核心事件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状态，还原本真的生活成为人物行为，情节推动的最真实依据。看似漫无边际，作者实则想说：在这无谓清规戒律的世俗之地，一切的选择（比如海明与英子的相爱）都是情有可原的自然天性。
《受戒》因其结构的特别而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也因为内容上的别致被誉为“风俗人情小说”。其实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结构上的散漫来自于内容上的游离，而内容上的闲笔杂述又使得结构松散不定。面对纷繁复杂，毫无秩序的人生现象，结构主义者往往会通过理论模式来掌握内部的结构，而像汪老这样的乐天自然派只需经验的概括而达到和谐的统一。“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老用他的《受戒》告诉我们“和谐”也是一种形式创造。
然而就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看，小说中的闲笔之处将会是打破文本“和谐”的张力所在。小说中闲笔的随意性使得它們仿佛是游离于小说之外的“缝缀文本”，然而就是这些缝缀上的小型文本使得《受戒》成为一种暗含了丰富对话性的语言文本。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它的象征依据是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原理，用巴尔特的话说，象征符码规划出一种“特定的对立”，而其中他最重视的是性的对立。然而罗钢先生又将其扩大到叙事作品中人物、事件、意象等的象征功能。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这种对话性文本的张力所在。
在《受戒》中写到了两个寺庙，一个是海明出家的荸荠庵，一个是海明受戒的善因寺。它们一个是小庵，一个是大庙；一个陈设简陋，一个布置繁华；一个自然随便，一个庄严肃穆；一个的和尚“不务正业”，一个的和尚晨钟暮鼓；总之，一个无所谓清规，也没人提起，一个却戒律严明，禁止喧哗。如此对照鲜明的两个文本分别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遥遥相望间又显露出几分对话的姿态。荸荠庵的生活自然随意，僧侣不受佛门清规戒律的束缚，人生还是一派天然的状态。而善因寺却是深处密林有恶狗把守，气象庄严而纪律严明，僧人的行为已经纳入到佛门的清规戒律。小说末尾，两个少年在芦花飞荡的水田中做出的天真浪漫的约定使得这样一组对话的文本转变成一种对立的象征。围绕着荸荠庵，我们可以看见美丽的自然，感受淳朴的人情，听见动情的山歌，见证两人的爱情。而在气势逼人的善因寺，面对严苛的戒律，海明也不得不沉默地面对英子的告别。在此，荸荠庵象征的自然生活与善因寺代表的清规戒律，社会秩序的威严和自然人生的活泼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激烈地碰撞着。两位主人翁虽然将小船划进了芦苇荡，回到了他们童真的天堂，但是英子对海明的那一声“我走啦！”却还是意味深长。面对既定的道德规范，他们两小无猜的爱情是否会不说再见，成为了我们永远的牵挂。
参考文献：
[1]罗钢著.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孙郁.汪曾祺的魅力[J].当代作家评论，1990（6）.
[5][法]皮埃尔吉罗著，怀宇译.符号学概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6][法]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88.
（作者简介：杨徐嵘（1987-），男，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