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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念过书的人大约都知道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纽约市立大学(CUNY)的一个校区，以金融投资课程著称，乃由华尔街传奇人物犹太人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所创立。巴鲁克在证券市场中的大起大落，被人称为“投机大师”，甚至还有人讽叹说，整个证券市场所包含的投机因素也不及巴鲁克一个人来得丰富。
巴鲁克生于1870年，初入道时在纽约的一家小经纪行中干些打杂的活儿，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被迅速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后，他倾其所有，购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不出30岁便成了百万富翁。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东山再起，可是到了1910年，就已经和摩根等一道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想当年，他在证券界的炙手可热绝不输于今日之巴菲特和索罗斯之流。
据说邱吉尔1929年访美时，巴鲁克带他去纽交所参观。看到行情的涨涨跌跌，邱吉尔不由手痒，决定投上几百块小试。谁知屡买屡套，输得够惨。好在巴鲁克早有先见之明，用邱吉尔名义另外开了个帐户，凡是老邱买进什么，那个帐户就卖出什么，居然挽回了老邱的亏损。这也算是个早期的“对冲基金”罢。
然而，巴鲁克本人却并不喜欢“投机大师”的雅号。他以为，初出茅庐时人们说他是个赌徒，当财力达到一定规模时人们又改称他作投机客，随着业务的壮大人们又尊其为银行家，实际上他本人一直干着同样的事情。巴鲁克认为要区分投资和投机是相当主观的，他本人则更倾向于认定自已是一个投资家。
其实对于投资和投机的理解，历来误解就多。有人认为长线持有是投资，而快速换手就沦为投机。但是瞅准机会进行“短线投资”和被套牢后被迫的“长线投机”在实战中却又比比皆是，也有的认为低位买入是投资，高位买入则算投机，这自然也经不起推敲，还有的以为资产组合是投资，资产集中是投机，殊不知把鸡蛋放在几只破篮里并不会比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结实的篮子更牢靠，还有人认为投资是一种成功的投机，而投机是一种不成功的投资，这犹如在说“赚了钱的才是正派人”之类的空话。
投资学先驱格雷厄姆对投资和投机有这样的定义：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使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更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就是投机。按照这个定义，投资有以下几个要素：(1)详尽的分析；(2)尽可能情况使本金免遭损失； (3)满意的回报，即指富有常理的(或有限风险容忍度的)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回报，(包括当前的利息和股息，以及资本增值和利润。)笔者以为，凯因斯对两者的的界定是最为精到的。凯因斯指出，所谓投资(investment)，是对投资对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所能带来的收益的测算活动，假设它的现有运作状况将永久存续下去的话，而投机(speculation)则是对市场的心理状态进行预测并期望它会使投资对象的评价基准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偏移的一类活动。以此来看，投资偏重于对事物发展本身的测度，而投机则是对其他投资人的判断的揣度甚至操纵。资产价值以前者为基础，而受后者的强烈扰动。人们介入证券市场的目的既然是以赢利为旨归，就不得不既要考虑前者又得顾及后者。
由此来分析巴鲁克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可以看出他在操作中投资和投机的成分是并重的。事实上他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大都相当慎重。巴鲁克提出应该注意投资对象的三个方面：第一，它要拥有真实的资产，其次，它最好有经营的特许优势．这样可以减低竞争，其产品或服务的出路比较有保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投资对象的管理能力。巴鲁克告诫道，宁肯投资一家没什么资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也别去碰一家资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巴鲁克也相当注意对风险的控制。他认为必须经常在手里保留一定的现金。建议投资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看一看情况变化后股价是否还能达到原来的预期。他又提醒投资者要学会止损．犯错势在难免，失误后唯一的选择便是要在最短时间内止损。巴鲁克对所谓的超额回报并不以为然，他告诫不要试图买在底部、卖在顶部。他说：“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他也提醒投资者要谨防所谓内幕消息或者道听途说．投资的错误往往由此而铸成。
因此也有人为巴鲁克叫屈，认为他之被称作“投机大师”的原因之一，是其貌似孤注一掷的风格。其实，巴鲁克的果决正是他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的成功特质，尤其表现在他能够咬紧其他投资者慢半拍的时机。有一则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巴氏的投资风格。他在2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旅途的无意中听说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被美国海军歼灭，这意味着美西战争将随即结束。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若能在翌日黎明前赶回办公室操作，准能大发一笔。苦于当时的班车在夜间不运行，他便急中生智，赶到火车站，包租下一列专车，连夜疾驰，终于在黎明前赶到办公室。在其他投资者尚未能醒悟时，巴鲁克倾全力果断出击，结果赚了个钵满盆盈的。
最能证明巴鲁克实力的，莫过于他能够在1929年大危机到来前夕顺利逃顶。美国三千年代的股市崩塌对全世界投资者的震撼是久久难以磨灭的，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2200点急挫到250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了。连投资术大师格雷厄姆也曾在大萧条中惨遭灭顶之灾，他的告诫，只有在股票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即有了足够大的安全缓冲带之后才可买进股票，显然是深受着股灾阴影的笼罩。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曾回忆，直至五十年代他的家人仍然心有余悸，力劝他不要从事金融投资，因为它无异于赌博和欺诈。
也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madness of crowd)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直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虽然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还记得上文中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吗？
也正是由于其特立独行的投资冈格，巴鲁克获得了“独狼”(lone wolf)的外号。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 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事实上，“群众永远是锚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人们常常惊异巴鲁克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他认为，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要比较一下“投机大师”和“投资大师”。在对大众的心理的认识方面，巴菲特和巴鲁克如出一辙。巴菲特不也常说在大众贪婪时你要缩手，在大众恐惧时你要进取吗？的确，二位大师在投资理念上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在采取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观点也都基本一致。
不过，二人在投资风格上还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巴鲁克的投资方法更加灵活多变，他提倡坚决止损。他说投资者如果有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的话，也会成为富翁。他咛嘱投资者要有二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对于已制定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选股方式。如此看来，巴菲特象是位内力深厚的太极高手，而巴鲁克更象名一剑封喉的剑客。
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三十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巴菲特或许也能躲过大危机这一劫。而巴鲁克则在最后关头前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并获得与威尔逊共赴凡尔赛会议的殊荣。但是由于整个20年代国情太顺利的缘故吧，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大萧条的降临，以及纳粹危机的出现，他对国策的建议越来越受到关注。巴鲁克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一百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巴鲁克学院不过是他在投资传奇之外留给世人的诸多贡献之一罢了。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巴菲特是否能更高明些7他的晚节还有待观察呢。
巴鲁克生于1870年，初入道时在纽约的一家小经纪行中干些打杂的活儿，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被迅速提升为公司的合伙人后，他倾其所有，购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不出30岁便成了百万富翁。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东山再起，可是到了1910年，就已经和摩根等一道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想当年，他在证券界的炙手可热绝不输于今日之巴菲特和索罗斯之流。
据说邱吉尔1929年访美时，巴鲁克带他去纽交所参观。看到行情的涨涨跌跌，邱吉尔不由手痒，决定投上几百块小试。谁知屡买屡套，输得够惨。好在巴鲁克早有先见之明，用邱吉尔名义另外开了个帐户，凡是老邱买进什么，那个帐户就卖出什么，居然挽回了老邱的亏损。这也算是个早期的“对冲基金”罢。
然而，巴鲁克本人却并不喜欢“投机大师”的雅号。他以为，初出茅庐时人们说他是个赌徒，当财力达到一定规模时人们又改称他作投机客，随着业务的壮大人们又尊其为银行家，实际上他本人一直干着同样的事情。巴鲁克认为要区分投资和投机是相当主观的，他本人则更倾向于认定自已是一个投资家。
其实对于投资和投机的理解，历来误解就多。有人认为长线持有是投资，而快速换手就沦为投机。但是瞅准机会进行“短线投资”和被套牢后被迫的“长线投机”在实战中却又比比皆是，也有的认为低位买入是投资，高位买入则算投机，这自然也经不起推敲，还有的以为资产组合是投资，资产集中是投机，殊不知把鸡蛋放在几只破篮里并不会比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结实的篮子更牢靠，还有人认为投资是一种成功的投机，而投机是一种不成功的投资，这犹如在说“赚了钱的才是正派人”之类的空话。
投资学先驱格雷厄姆对投资和投机有这样的定义：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使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更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就是投机。按照这个定义，投资有以下几个要素：(1)详尽的分析；(2)尽可能情况使本金免遭损失； (3)满意的回报，即指富有常理的(或有限风险容忍度的)投资者所能接受的回报，(包括当前的利息和股息，以及资本增值和利润。)笔者以为，凯因斯对两者的的界定是最为精到的。凯因斯指出，所谓投资(investment)，是对投资对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所能带来的收益的测算活动，假设它的现有运作状况将永久存续下去的话，而投机(speculation)则是对市场的心理状态进行预测并期望它会使投资对象的评价基准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偏移的一类活动。以此来看，投资偏重于对事物发展本身的测度，而投机则是对其他投资人的判断的揣度甚至操纵。资产价值以前者为基础，而受后者的强烈扰动。人们介入证券市场的目的既然是以赢利为旨归，就不得不既要考虑前者又得顾及后者。
由此来分析巴鲁克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可以看出他在操作中投资和投机的成分是并重的。事实上他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大都相当慎重。巴鲁克提出应该注意投资对象的三个方面：第一，它要拥有真实的资产，其次，它最好有经营的特许优势．这样可以减低竞争，其产品或服务的出路比较有保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投资对象的管理能力。巴鲁克告诫道，宁肯投资一家没什么资金但管理良好的公司，也别去碰一家资金充裕但管理糟糕的公司的股票。巴鲁克也相当注意对风险的控制。他认为必须经常在手里保留一定的现金。建议投资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投资，看一看情况变化后股价是否还能达到原来的预期。他又提醒投资者要学会止损．犯错势在难免，失误后唯一的选择便是要在最短时间内止损。巴鲁克对所谓的超额回报并不以为然，他告诫不要试图买在底部、卖在顶部。他说：“谁要是说自己总能够抄底逃顶，那准是在撒谎”。他也提醒投资者要谨防所谓内幕消息或者道听途说．投资的错误往往由此而铸成。
因此也有人为巴鲁克叫屈，认为他之被称作“投机大师”的原因之一，是其貌似孤注一掷的风格。其实，巴鲁克的果决正是他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的成功特质，尤其表现在他能够咬紧其他投资者慢半拍的时机。有一则小故事可以很好地说明巴氏的投资风格。他在28岁那年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旅途的无意中听说西班牙舰队在圣地亚哥被美国海军歼灭，这意味着美西战争将随即结束。巴鲁克立刻意识到若能在翌日黎明前赶回办公室操作，准能大发一笔。苦于当时的班车在夜间不运行，他便急中生智，赶到火车站，包租下一列专车，连夜疾驰，终于在黎明前赶到办公室。在其他投资者尚未能醒悟时，巴鲁克倾全力果断出击，结果赚了个钵满盆盈的。
最能证明巴鲁克实力的，莫过于他能够在1929年大危机到来前夕顺利逃顶。美国三千年代的股市崩塌对全世界投资者的震撼是久久难以磨灭的，你只要想象一下，如果上证指数从2200点急挫到250点，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了。连投资术大师格雷厄姆也曾在大萧条中惨遭灭顶之灾，他的告诫，只有在股票价格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即有了足够大的安全缓冲带之后才可买进股票，显然是深受着股灾阴影的笼罩。著名的基金经理彼得·林奇曾回忆，直至五十年代他的家人仍然心有余悸，力劝他不要从事金融投资，因为它无异于赌博和欺诈。
也正由于大危机，巴鲁克则对群体的盲动(madness of crowd)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他认识到，作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人们通常是明智而富有理性的。但当成群结队、情绪相互影响时，却全变成了一伙笨蛋，老是在股市上涨时过于兴奋，而在它下跌时又过于沮丧。巴鲁克讥刺道，“股市存在的目的不就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制造成傻瓜吗？”直至今日，群体的盲动在股市中仍以各种翻新的形式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譬如网络经济概念股之类，直教我们稍一不慎，便有痛心疾首之憾。巴鲁克于是乎相信，既然群众永远都是错的，那么要想在投资中获利的话，非得与大多数人反向操作才行。在这里，我们也许不得不指出，有些杰出人士虽然在某些方面颇为伟大，但在证券投资上却未必比“群盲”高明多少。还记得上文中巴鲁克以“对冲”来救丘吉尔一把的故事吗？
也正是由于其特立独行的投资冈格，巴鲁克获得了“独狼”(lone wolf)的外号。巴鲁克回忆起大危机前夕的 情形时说，随着股价的飞涨，人们已经忘记了“二加二等于四”这种最基本的东西，甚至华尔街擦皮鞋的小孩都开始向他推荐买进股票，令他不得不相信该是脱手离场的时候了。
事实上，“群众永远是锚的”，是巴鲁克投资哲学的第一要义。他很多关于投资的深刻认识都是从这一基本原理衍生而来的。比如，巴鲁克主张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来鉴别何时算是应该买入的低价和该卖出的高位：当人们都为股市欢呼时，你就得果断卖出，别管它还会不会继续涨，当股票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你应该敢于买进，不要管它是否还会再下跌。
人们常常惊异巴鲁克的判断力，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聪明，但我喜欢思考。大家都看到过苹果从树上落下来，只有牛顿才去问为什么。”他认为，股票市场的任何所谓“真实情况”无不是透过人们的情绪波动来间接地传达的。在任何短时期里，股票价格上升或者下降主要都不是因为客观的、非人为的经济力量或形势和局面的改变，而因为人们对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反应。所以他提醒大家．判断力的基础是了解，假如你了解了所有的事实，你的判断就是对的，反之，你的判断就是错的。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要比较一下“投机大师”和“投资大师”。在对大众的心理的认识方面，巴菲特和巴鲁克如出一辙。巴菲特不也常说在大众贪婪时你要缩手，在大众恐惧时你要进取吗？的确，二位大师在投资理念上还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对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在采取集中投资还是分散投资的策略方面，二人的观点也都基本一致。
不过，二人在投资风格上还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巴鲁克的投资方法更加灵活多变，他提倡坚决止损。他说投资者如果有止损的意识，即使每十次只做对三四次的话，也会成为富翁。他咛嘱投资者要有二手准备，以便随时转身离场。巴菲特似乎更持重守拙，对于已制定的投资计划轻易不做更改，他说，“如果你不能在股价跌去一半后，仍能从容不迫地执行计划，那你是不适合做股票投资的。”能做到这一点，则在于巴菲特慎之又慎的选股方式。如此看来，巴菲特象是位内力深厚的太极高手，而巴鲁克更象名一剑封喉的剑客。
我们不妨来想象一下如果巴菲特回到二、三十时代，会是怎样一个情景。巴菲特或许也能躲过大危机这一劫。而巴鲁克则在最后关头前进行“惊险的一跳”，得以全身退出。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他曾先后成为六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并在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巴鲁克在1916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国家防护理事会顾问委员，并获得与威尔逊共赴凡尔赛会议的殊荣。但是由于整个20年代国情太顺利的缘故吧，他的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大萧条的降临，以及纳粹危机的出现，他对国策的建议越来越受到关注。巴鲁克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建议．包括量入为出的税收计划、产业优先、租金上限、合成橡胶计划等，均被罗斯福政府所采纳，成为促进美国经济恢复的重要政策。战后巴鲁克受杜鲁门总统之命参与联合国原子能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社区公益贡献卓著，被列为一百名最杰出的犹太人之一。巴鲁克学院不过是他在投资传奇之外留给世人的诸多贡献之一罢了。
巴鲁克以95岁的高龄死于1965年，可谓福寿全归。巴菲特是否能更高明些7他的晚节还有待观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