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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身博士》是史蒂文森于1885年创作于病重的得意之作。故事中充斥着貌似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然而，杰基尔医生和恶棍海德并非是单纯的善恶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本文以解构主义理论为依据，对《化身博士》中的二元对立结构进行解构，以求得出对文本新的理解。
关键词：解构主义；颠覆；重建；《化身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2
1. 解构主义与《化身博士》
解构主义发迹于1966年雅克·德里达发表的《结构、符号、人类科学话语中的游戏》，是指文学批评中阅读作品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方法，它质疑并主张“颠覆”或“破坏”这样一种理论[1]，是对结构主义的质疑与发展。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制定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定式，还规定了一种等级观念。而解构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等级秩序”。德里达通过颠倒等级、消解中心破除了这种统治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思想，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大厦，促使人们在生活中对各种事物进行重构[2]。
《化身博士》是史蒂文森1885年于病重所作的一部经典小说。小说主人公杰基尔医生发明了一种药剂，喝下之后可以使自己变为另一个人——海德，进而释放自己内心的黑暗欲望，以另一种身份为非作歹。曾经一度，他可以凭借药剂实现在杰基尔与海德之间的自由转换，然后由于杰基尔医生体内恶的因子越来越多，他再也无法控制将海德变为杰基尔。最后事情败露，杰基尔医生服毒自杀，真相大白。
本文運用解构主义批评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化身博士》进行了重新解读，发现了史蒂文森在这篇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概念进行了颠覆，否认了传统意义上的“非黑即白”的认知，使得这篇文章不仅仅是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还展现出其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艺术魅力。
2. 对《化身博士》中二元对立的解构
在下文中，笔者将着重分析解构两对表面上成立的二元对立结构，分别是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以此找出隐藏在这种结构之下的文本的真正意义。
2.1 善与恶的解构
《化身博士》是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侦探小说，甫一出版便大受读者欢迎。许多批评家和读者都认为《化身博士》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善恶对立，并且根据2001年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这部小说中的杰基尔与海德代表了善恶双重人格。但是如果仅仅把杰基尔/海德看作是善/恶的对立，这实际上是把小说的复杂性简单化了[3]，而且故事本事也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便是杰基尔是否代表了“善”，而海德是否代表了“恶”。正如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所说，哲基尔“是一个复合式的人，是一个善与恶的混合体”[4]。此处，考虑到小说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并且“‘维多利亚时期’——或更多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特点——这一术语的使用在现代常常带有贬义，意味着思想狭隘、对性的古板态度、维护女性‘清白’（即性别愚昧）的决心、心胸狭窄、强调在社会上的体面”[1]，史蒂文森本人对其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这一点在其生平经历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史蒂文森从小家境优渥，他遵从父亲的旨意在大学学习了土木工程，但最终抵不过自己对文学的喜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他还爱上了比自己年长的寡妇范妮，为了爱情漂洋过海，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然而在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中，四个主要人物表面上都是貌似跟其本人毫不相似的人物，这些在文中的描写可见一斑。以律师厄塔森为例，其人行事规规矩矩，“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一个人的时候他只喝杜松子酒，这样做是为了缓解一下心中那渴望琼浆玉液的酒瘾。他热爱戏剧，但二十年来他却连剧院的门都没进过”[5]。这是史蒂文森对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社会精英的一板一眼生活的赤裸裸的讽刺。然而对自己苛求至此的厄塔森律师在追思自己过去的时候，也“想到了许多他差点动手却又悬崖勒马的事”[5]。显然，厄塔森律师也不是白璧无瑕，纤尘不染的，在他的内心也曾经有过坏念头，只不过是他及时遏制住了自己的危险行为，并且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一种又惊又喜的感恩心情不禁油然而生”[5]。由此说来，厄塔森律师代表的也不是单纯的善。和厄塔森相比，杰基尔医生也是如此，只是他没有遏制住自己的危险行为。
故事第十章，史蒂文森以杰基尔的口吻向读者坦白了杰基尔的内心活动。杰基尔生而有钱有才，是众人羡慕的对象，然而他却是无法适应自己的这种状态，在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自己的邪恶念头。但是他自身性格的狂妄自大又使得杰基尔不满于现状，想冲破世俗的禁锢。这一想法进而促使他进行了危险的科学实验，创造出使自己变成海德的药剂。从这一层面来说，尽管变身之前，杰基尔并未如海德一般为非作歹，但是他内心已经存了恶的念头，并非是单纯的善的化身。他本人也坦白道，“药剂本身毫无偏见，魔鬼和天使都不是它的主人，它只不过打开了束缚我天性的牢狱之门，如同腓律比囚徒一样，关进去的早晚得放出来。[5]”
杰基尔间或做过许多恶事，某日在他出去冒险之后，归家服下变为杰基尔的药剂，结果一觉醒来却是变成了海德。这使得杰基尔心惊胆寒，他终于意识到海德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海德。在海德戕害了无辜的卡鲁爵士之后，杰基尔有一段时间再也不敢让海德出现。并且为了弥补他所犯下的过错，杰基尔迫使自己做下许多好事以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何等的讽刺，杰基尔与人为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如此，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掩护自己就是海德的真相。在杰基尔刚刚决定洗心革面之际，他体内恶的因子又在蠢蠢欲动，终于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再一次变成了海德。
而对于海德身上的“恶”而言，一方面它是“善”的对立面；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恶却又是一种自由反叛的象征。《化身博士》描绘的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发生的事，故事中的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禁锢，杰基尔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外表光鲜的医生，饱受社会赞誉。然而他的本能却驱使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教条进行反叛，从这种层面来说，海德的成功化身又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礼教的藐视与反叛，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恶”。在这种情况下，将《化身博士》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善恶相对的二元对立结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2 理性与非理性的解构
在《化身博士》这部小说中，除了善恶这对看似稳定的二元对立结构，还有理性与非理性这一也可以轻易被颠覆的结构。
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和情欲。并认为意志、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应服从理性，理性是灵魂的主宰，而意志和情欲则是灵魂的附属物。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直接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但他又把非理性归入到理性之中，并把理性绝对化和定于一尊”[6]。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看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且理性高于非理性。
然而在《化身博士》这部小说中，从表面上来说，杰基尔代表着理性，而海德代表了非理性。从杰基尔医生的自我坦白中可看出，他在“时刻隐藏着追求快乐的欲望”，并且“已被紧紧束缚于极端的双重性格之中”。看似理性的杰基尔内心却似禁锢着一只野兽，稍不留意就会释放开来，为害社会。在杰基尔第一次变成海德之际，他这样形容道，“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但并非纯洁无邪的心灵的自由”[5]。杰基尔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代表，拥有正常人人人羡慕的东西，名声和金钱，正是他的理性促使他恪守清规戒律，不作出出格的行为，进而赢得社会的赞誉，毋庸否认，这是杰基尔理性的一面。
然而如若杰基尔本人代表了纯粹的理性，那么他又为什么不满足于现状，而去发明一种变身药剂，变成恶人去做恶事呢？同样在杰基尔看来，只需要一杯药剂，他便可以摆脱束缚自己的杰基尔的肉体，进而以海德的姿态为非作歹。杰基尔的理性促使他在众人面前保持着光鲜亮丽的外表，而他的非理性部分则正是他选择变身为海德的原因。
而海德又是非理性的代表，根据文中所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由其恶的本性驱使。从一开始的践踏小姑娘到了后来残忍杀害了卡鲁爵士，海德残忍的行为在表面上看来均毫无理性可言。虽然表面上海德代表了非理性，其所作所为都充斥着暴虐凶残。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德体内还是有着理性因子。在海德恣意践踏路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的时候，周围的人将他围起，而他作为赔偿的支票却是属于杰基尔，在大家看来，“杰基尔医生的名字本身就是信用保证”[3]。海德之所以可以轻易逃脱更重的惩罚，其实是受到了杰基尔的庇护。并且通读全篇之后可以发现，其实杰基尔和海德居住地其实在一处。然而尽管在同一所住宅，“朝东的高贵的正门是杰基尔住宅的一扇门，它面向广场。然而在同一街区的另一侧，在与它相对的偏街上是海德出入的神秘的旁门。[5]”杰基尔与海德各有各出入之门，这代表着二人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公诸于世的。从海德践踏小女孩到他杀死卡鲁爵士文中几次描写海德的出场都是在夜里。这样的出场是别有深意的。海德在夜色的保护下，行凶之后也可以很容易脱身。这一点也代表了杰基尔和海德两者内心中的理性因素。假如名利双收的杰基尔暴露出自己就是臭名昭著的海德，那么他在人前所享有的一切都會灰飞烟灭；倘若海德揭穿了自己便是杰基尔的事实，那么他可以尽情作恶的保护伞将不复存在。海德的体内仍然存留了一丝理性，就是这仅存的理性促使他行恶后小心翼翼地活着，以防被人抓到。这样说来，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也是不稳定的。
3. 结语
以解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化身博士》，笔者发现，故事中的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界限分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表面上稳定的二元对立结构其实是不成立的。故事中的大量描写似乎是表明杰基尔与其变身后的海德差异之大，然而读者应该意识到这二者其实是一体，二人之间看似相对的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实质上是可以轻易被颠覆的。并且在文学作品中，许多表面上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其实并不可靠，并不是善就高于恶，理性就高于非理性这样简单。只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才能透过小说的表面，看到其蕴含在文本深处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1，659.
[2]朱 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03.
[3]陈榕. 野性的规训——解读 R.L.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5）：78-82.
[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1：251.
[5]史蒂文生. 金银岛 化身博士[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95-266.
[6]李云增.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D].黑龙江大学，2004.
关键词：解构主义；颠覆；重建；《化身博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2
1. 解构主义与《化身博士》
解构主义发迹于1966年雅克·德里达发表的《结构、符号、人类科学话语中的游戏》，是指文学批评中阅读作品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方法，它质疑并主张“颠覆”或“破坏”这样一种理论[1]，是对结构主义的质疑与发展。源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制定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定式，还规定了一种等级观念。而解构主义的目的之一就是“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等级秩序”。德里达通过颠倒等级、消解中心破除了这种统治西方几千年的形而上学思想，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大厦，促使人们在生活中对各种事物进行重构[2]。
《化身博士》是史蒂文森1885年于病重所作的一部经典小说。小说主人公杰基尔医生发明了一种药剂，喝下之后可以使自己变为另一个人——海德，进而释放自己内心的黑暗欲望，以另一种身份为非作歹。曾经一度，他可以凭借药剂实现在杰基尔与海德之间的自由转换，然后由于杰基尔医生体内恶的因子越来越多，他再也无法控制将海德变为杰基尔。最后事情败露，杰基尔医生服毒自杀，真相大白。
本文運用解构主义批评理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化身博士》进行了重新解读，发现了史蒂文森在这篇小说中有意无意地对传统的二元对立概念进行了颠覆，否认了传统意义上的“非黑即白”的认知，使得这篇文章不仅仅是简单的善与恶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还展现出其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的艺术魅力。
2. 对《化身博士》中二元对立的解构
在下文中，笔者将着重分析解构两对表面上成立的二元对立结构，分别是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以此找出隐藏在这种结构之下的文本的真正意义。
2.1 善与恶的解构
《化身博士》是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侦探小说，甫一出版便大受读者欢迎。许多批评家和读者都认为《化身博士》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善恶对立，并且根据2001年版的《新牛津英语词典》，这部小说中的杰基尔与海德代表了善恶双重人格。但是如果仅仅把杰基尔/海德看作是善/恶的对立，这实际上是把小说的复杂性简单化了[3]，而且故事本事也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应当考虑的问题便是杰基尔是否代表了“善”，而海德是否代表了“恶”。正如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所说，哲基尔“是一个复合式的人，是一个善与恶的混合体”[4]。此处，考虑到小说背景是维多利亚时期，并且“‘维多利亚时期’——或更多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特点——这一术语的使用在现代常常带有贬义，意味着思想狭隘、对性的古板态度、维护女性‘清白’（即性别愚昧）的决心、心胸狭窄、强调在社会上的体面”[1]，史蒂文森本人对其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深恶痛绝的，这一点在其生平经历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史蒂文森从小家境优渥，他遵从父亲的旨意在大学学习了土木工程，但最终抵不过自己对文学的喜爱，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他还爱上了比自己年长的寡妇范妮，为了爱情漂洋过海，不惜与父母断绝关系。然而在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中，四个主要人物表面上都是貌似跟其本人毫不相似的人物，这些在文中的描写可见一斑。以律师厄塔森为例，其人行事规规矩矩，“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一个人的时候他只喝杜松子酒，这样做是为了缓解一下心中那渴望琼浆玉液的酒瘾。他热爱戏剧，但二十年来他却连剧院的门都没进过”[5]。这是史蒂文森对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社会精英的一板一眼生活的赤裸裸的讽刺。然而对自己苛求至此的厄塔森律师在追思自己过去的时候，也“想到了许多他差点动手却又悬崖勒马的事”[5]。显然，厄塔森律师也不是白璧无瑕，纤尘不染的，在他的内心也曾经有过坏念头，只不过是他及时遏制住了自己的危险行为，并且他想到自己的这种做法，“一种又惊又喜的感恩心情不禁油然而生”[5]。由此说来，厄塔森律师代表的也不是单纯的善。和厄塔森相比，杰基尔医生也是如此，只是他没有遏制住自己的危险行为。
故事第十章，史蒂文森以杰基尔的口吻向读者坦白了杰基尔的内心活动。杰基尔生而有钱有才，是众人羡慕的对象，然而他却是无法适应自己的这种状态，在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自己的邪恶念头。但是他自身性格的狂妄自大又使得杰基尔不满于现状，想冲破世俗的禁锢。这一想法进而促使他进行了危险的科学实验，创造出使自己变成海德的药剂。从这一层面来说，尽管变身之前，杰基尔并未如海德一般为非作歹，但是他内心已经存了恶的念头，并非是单纯的善的化身。他本人也坦白道，“药剂本身毫无偏见，魔鬼和天使都不是它的主人，它只不过打开了束缚我天性的牢狱之门，如同腓律比囚徒一样，关进去的早晚得放出来。[5]”
杰基尔间或做过许多恶事，某日在他出去冒险之后，归家服下变为杰基尔的药剂，结果一觉醒来却是变成了海德。这使得杰基尔心惊胆寒，他终于意识到海德就是自己，自己就是海德。在海德戕害了无辜的卡鲁爵士之后，杰基尔有一段时间再也不敢让海德出现。并且为了弥补他所犯下的过错，杰基尔迫使自己做下许多好事以求“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是何等的讽刺，杰基尔与人为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如此，而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掩护自己就是海德的真相。在杰基尔刚刚决定洗心革面之际，他体内恶的因子又在蠢蠢欲动，终于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再一次变成了海德。
而对于海德身上的“恶”而言，一方面它是“善”的对立面；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恶却又是一种自由反叛的象征。《化身博士》描绘的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发生的事，故事中的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禁锢，杰基尔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一名外表光鲜的医生，饱受社会赞誉。然而他的本能却驱使他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教条进行反叛，从这种层面来说，海德的成功化身又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礼教的藐视与反叛，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恶”。在这种情况下，将《化身博士》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的善恶相对的二元对立结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2.2 理性与非理性的解构
在《化身博士》这部小说中，除了善恶这对看似稳定的二元对立结构，还有理性与非理性这一也可以轻易被颠覆的结构。
在柏拉图名著《理想国》中，“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和情欲。并认为意志、情欲等非理性的东西应服从理性，理性是灵魂的主宰，而意志和情欲则是灵魂的附属物。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直接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但他又把非理性归入到理性之中，并把理性绝对化和定于一尊”[6]。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看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且理性高于非理性。
然而在《化身博士》这部小说中，从表面上来说，杰基尔代表着理性，而海德代表了非理性。从杰基尔医生的自我坦白中可看出，他在“时刻隐藏着追求快乐的欲望”，并且“已被紧紧束缚于极端的双重性格之中”。看似理性的杰基尔内心却似禁锢着一只野兽，稍不留意就会释放开来，为害社会。在杰基尔第一次变成海德之际，他这样形容道，“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但并非纯洁无邪的心灵的自由”[5]。杰基尔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代表，拥有正常人人人羡慕的东西，名声和金钱，正是他的理性促使他恪守清规戒律，不作出出格的行为，进而赢得社会的赞誉，毋庸否认，这是杰基尔理性的一面。
然而如若杰基尔本人代表了纯粹的理性，那么他又为什么不满足于现状，而去发明一种变身药剂，变成恶人去做恶事呢？同样在杰基尔看来，只需要一杯药剂，他便可以摆脱束缚自己的杰基尔的肉体，进而以海德的姿态为非作歹。杰基尔的理性促使他在众人面前保持着光鲜亮丽的外表，而他的非理性部分则正是他选择变身为海德的原因。
而海德又是非理性的代表，根据文中所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由其恶的本性驱使。从一开始的践踏小姑娘到了后来残忍杀害了卡鲁爵士，海德残忍的行为在表面上看来均毫无理性可言。虽然表面上海德代表了非理性，其所作所为都充斥着暴虐凶残。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海德体内还是有着理性因子。在海德恣意践踏路上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姑娘的时候，周围的人将他围起，而他作为赔偿的支票却是属于杰基尔，在大家看来，“杰基尔医生的名字本身就是信用保证”[3]。海德之所以可以轻易逃脱更重的惩罚，其实是受到了杰基尔的庇护。并且通读全篇之后可以发现，其实杰基尔和海德居住地其实在一处。然而尽管在同一所住宅，“朝东的高贵的正门是杰基尔住宅的一扇门，它面向广场。然而在同一街区的另一侧，在与它相对的偏街上是海德出入的神秘的旁门。[5]”杰基尔与海德各有各出入之门，这代表着二人都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公诸于世的。从海德践踏小女孩到他杀死卡鲁爵士文中几次描写海德的出场都是在夜里。这样的出场是别有深意的。海德在夜色的保护下，行凶之后也可以很容易脱身。这一点也代表了杰基尔和海德两者内心中的理性因素。假如名利双收的杰基尔暴露出自己就是臭名昭著的海德，那么他在人前所享有的一切都會灰飞烟灭；倘若海德揭穿了自己便是杰基尔的事实，那么他可以尽情作恶的保护伞将不复存在。海德的体内仍然存留了一丝理性，就是这仅存的理性促使他行恶后小心翼翼地活着，以防被人抓到。这样说来，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元对立也是不稳定的。
3. 结语
以解构主义的视角分析《化身博士》，笔者发现，故事中的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并非如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界限分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表面上稳定的二元对立结构其实是不成立的。故事中的大量描写似乎是表明杰基尔与其变身后的海德差异之大，然而读者应该意识到这二者其实是一体，二人之间看似相对的善与恶，理性与非理性实质上是可以轻易被颠覆的。并且在文学作品中，许多表面上稳固的二元对立结构其实并不可靠，并不是善就高于恶，理性就高于非理性这样简单。只有意识到这些问题，才能透过小说的表面，看到其蕴含在文本深处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1，659.
[2]朱 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03.
[3]陈榕. 野性的规训——解读 R.L.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5）：78-82.
[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91：251.
[5]史蒂文生. 金银岛 化身博士[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95-266.
[6]李云增.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D].黑龙江大学，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