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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后一步天地宽
——喜看慈云镇“三制联动”新变化
○ 潘黔川凌 荣刁 静
７月１７日，江津市慈云镇凉河村２组蔬菜种植户杨志坤没有想到，镇党委书记陈开超会利用周末，冒着烈日，走了好几公里山路，来到他家拉家常。
“陈书记，你还记得我呀！以前，我曾当面顶撞过你。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哟！要不是你给我打气，鼓励我加入专业合作社，我还是‘瞎子点灯——白忙活’。”
“没关系，你要是不说真话，我们的干部还找不到‘药引子’呢！现在怎么样了，老伙计？”陈开超关切地问。
“好多喽！按你说的，我把后山上荒了多年的那块长有梨树桩桩的地，改造后种上了蔬菜。我还加入了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帮忙，这一季，我就收入了千把块钱。”
两人越聊越亲热。谁能想到，以前他们还曾闹过矛盾呢。
今年２月２０日，陈开超在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时，发现杨志坤家有一块地废弃着。“你咋个不把梨树搞起来呢？”指着掩映在荒草丛中的梨树桩桩，陈开超着急地问。“算了，算了，你们当干部的就莫指手画脚了，你不说还好，说起来我就有气。”“气什么？”“这梨树还不是前些年，你们干部要我们栽的。说是要发展梨子产业，梨子能帮我们致富，结果呢，梨子树倒栽活了，可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梨子树得病，没人管，叶子落得光秃秃的；就是结些果子也卖不脱……我一气之下，就把树子砍了。”
原来，在几年前，慈云镇政府曾经组织干部到永川黄花梨基地参观学习，看到成片成片的梨树林，实在眼热，镇政府决定发展梨子产业。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的前提下，就匆忙购进１０多万株梨树苗，要求每个村发展４００亩，实行镇、村、组三级补贴，把黄花梨树苗发给农民栽。没想到农民并不买账。一次，镇干部刁治华把一车梨树苗送到雁桥３组。他一离开，农民就把树苗送回镇政府的坝坝上。谈起往事，刁治华连连摇头说：“农民不愿干的事，还是莫要强求干。干好了没人说，干砸了就怨声载道。当时，发下去是分散种植，跟踪服务又没有到位，又没有订单保障，农民当然不干喽！”
“老杨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陈开超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充满感触。
发展梨子产业的教训，深深地触动了慈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神经。
“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不能当事无巨细的‘管家婆’。政府在职能定位上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公共职能，不为的是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慈云镇镇长韩踊从中总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陈开超说：“我们必须立即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僵化思想，政府不再当教练员，退出来当裁判员，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去闯市场。”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慈云镇党委、政府掀起了一场重新进行职能定位的变革，在全镇推出“三制联动”新模式。所谓“三制”，就是行业协会制、专业经济合作社制和业主制。
思路一变，工作重点和方法也随之改变。慈云镇党委、政府不再埋头拉车不看路，事无巨细抓生产，而是广泛发动农民，按照农民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全镇建起了养蜂协会、花卉苗木协会和柑橘专业合作社、粮食专业合作社等十几个农民中介组织，全镇农民纷纷加入其中。
“三制联动”，让中介组织唱主角，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４月１０日，在凉河村村委会办公室前，《优质粮返利分红表》的大红喜报格外引人注目。村民正排着长龙似的队伍领钱，个个喜笑颜开。原来，这是粮食专业合作社将出售优质粮后的部分盈利拿出来，向农民进行“二次分配”。
粮农晋云一次返利分红５０１元，他数着钞票乐呵呵地说：“以前粮食卖给小商贩，价钱被压得很低。如今，通过合作社卖出的优质粮，每公斤不仅要比市场价高出８分钱，而且还能分红，比以前划算多了。”以前，慈云镇党委、政府曾经费力发展优质粮，农民就是不“听话”，没想到现在通过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农民一下子搞成了１万亩优质粮基地。这个专业合作社，吸纳了１５８０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哪来这么大的号召力？原来，在农民眼里，专业合作社就是他们自己办的“企业”。农民以１０元的身份股入社后，就可以享受合作社提供的比市场价格低的农用物资，享受返利分红，享受技术指导服务。最重要的是，专业合作社实行的是订单农业，产品不愁销路。而这些，党委、政府是不敢打包票的。
走过绿树掩映的羊肠山道，在大岩碥山花烂漫的青石山下，我们被“嗡嗡”作响的一群群蜜蜂挡住了去路。
“‘赵蜂王’在吗？”随着同行的半坡村村支书刁孝忠一声叫喊，一位老翁矫健地从蜂群中走来。
７１岁的“蜂王”赵国芳，就是慈云镇养蜂协会的会长。赵国芳虽已是古稀之年，但谈吐不凡：“养蜂是一个很好的增收致富项目。养蜂成本低，蜂蜜价格又高！”自从今年镇里引导农民成立慈云镇养蜂协会以来，目前，已经有１００户农民自愿加入养蜂协会。通过实行规模化养殖，协会会员已经产出蜂蜜０．８万公斤。协会与广东一家蜂蜜制品企业“联姻”后，蜂农收入达３０多万元，平均每户蜂农增收３０００多元。半坡村有个出名的光棍组，全组有１２个单身汉，因为穷，山外的姑娘不愿嫁到山里来。自从养蜂协会为村民免费送蜂种，提供技术服务，包销蜂蜜后，单身汉们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３５岁的单身汉万忠禄，今年上半年，在养蜂协会的支持下，他养的十几桶蜜蜂，在一个旺季，就赚了万把块钱。６月１６日，在江津城万忠禄举行的新婚宴席上，他还特意邀请“赵蜂王”当他的证婚人。万忠禄激动万分地告诉我们：“没有养蜂协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３０多岁还能够找到‘堂客’（妻子），离不开蜜蜂，离不开赵老师，离不开协会！”
５月３０日，江津首个柑橘产业化外资农业开发企业——重庆恒河果业公司负责人、澳门客商朱铁能，在慈云镇考察了解晚熟优质柑橘基地时，对慈云镇的柑橘专业合作社连连称赞：“在国外，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都是与农业协会联系的。真没想到，你们慈云镇居然有这么多农民自己的协会组织，这真是与国际接轨呀！”
政府“让位”，“三制联动”，各个中介组织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退后一步天地宽。中介组织活跃起来后，镇党委、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中介组织和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今年上半年，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２５亿元，增加值７５４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５４０元，净增３１２元。
湖北：从“以钱养人”到
“以钱养事”
○ 何红卫章新国
一场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乡村事务社会化改革，正在荆楚大地上蓬勃展开。把农村公共事业、公益服务交给社会来办，湖北省各地探索出三种服务“三农”的新模式——
委托服务型。将原来乡镇站所转制为经营实体，既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职能，又承担经营性服务。公益性职能由乡镇政府出钱，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委托给这些转制实体，实行“以钱养事”。
定岗招聘服务型。将原有站所全部转制为企业，职工身份全部置换，全员参加养老保险。乡镇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由乡镇或县市业务主管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资质的人员，从事公益性服务。对招聘人员实行“三卡”管理，即农民签字卡、村干部签字卡、乡镇签字卡，保证服务质量。
派驻人员服务型。县市业务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从具有资质的人员中公开招录，签订聘用合同，派驻乡镇专门从事公益性服务。服务项目由乡镇政府提出，乡镇和县直主管部门共同对派驻人员进行考核，对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以钱养事”显示巨大活力。咸宁市咸安区农技站改制为农技服务中心后，区政府按每亩１元农技服务费核算，拿出４０万元承包给３６名有资质的农技人员。政府花钱买服务，调动了农技人员的积极性，他们自筹资金购买农业机械，为农民提供机耕、机收和病虫害防治等服务，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农技人员把自身利益和农民利益捆在一起，积极推广各项实用新技术，仅水稻轻型栽培一项，去年全区就推广１０万亩，是过去５年推广面积的总和，农民增收１２００万元。
山东莱州市：小协会大作为
○ 姜建彬陈修尘
近年来，山东省莱州市的乡镇将引导农业经济发展的部分职能交给协会，把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有效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目前，全市共发展农村经济协会５８个，涉及苗木、石材、渔业等２０多个行业和领域，累计吸纳农户１７万户，转移农村劳动力２５万人。
“套餐服务”是莱州市柞村镇窝洛子村果业协会为果农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窝洛子村果业协会利用专业人才和技术优势，为果农编发《优质无公害果品生产标准》等材料，积极传播先进种植经验。同时，他们还主动为果农牵线搭桥，拓宽销售渠道，每年为果农协调销售出口苹果１００多万公斤。
莱州市粮食产业协会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订单收购”的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经协会协调，粮食收储中心每年以订单的形式与农户签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小麦收购合同，并以高于市场价１０％的价格收购，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稳定了企业粮源。今年，莱州市２万多名手握订单的种粮户喜获丰收，沙河种粮大户曲召洪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收成好了却卖不上好价钱。加入粮食协会后，种植、销售都由协会帮着办，粮食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既增产又增收。”今年以来，全市已收购合同优质小麦６万吨，带动农民增收３８００多万元。
中介组织也可唱大戏
○ 唐华丽
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结构中的基础层级，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特别是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处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乡镇政府需要配置什么样的职能，这是乡镇机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江津市慈云镇的故事，确实发人深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裁判规则，并监督裁判执行好规则。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为农村市场提供服务的竞争日益多元化，如果乡镇政府紧紧把抓生产的任务抓在手里，把事业单位“抱在怀里”，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不利于公平竞争。慈云镇的做法，收到了既让农民增收，又增强市场主体竞争力，同时让政府抽出身来搞好公共服务，可谓一举数得。
慈云镇的故事说明，中介组织是完全能够唱大戏的。然而现在的难点是：乡镇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还缺乏政治认同，而民众没有对社会中介组织普遍建立起信任与依托。因此，从全市来看，在乡镇，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数量很少，作用十分有限，远远没有唱好大戏。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从具体的生产性的事务中退出来，让中介组织唱大戏，政府当好裁判员和服务员，这是大势所趋。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入，乡镇政府“越位”的职能越来越身临绝境。从越位到正位，由此涉及的宽领域、深层次的改革才刚刚破题。如何加快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责权明确、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服务型、法制型政府，履行好“贯彻法律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
——喜看慈云镇“三制联动”新变化
○ 潘黔川凌 荣刁 静
７月１７日，江津市慈云镇凉河村２组蔬菜种植户杨志坤没有想到，镇党委书记陈开超会利用周末，冒着烈日，走了好几公里山路，来到他家拉家常。
“陈书记，你还记得我呀！以前，我曾当面顶撞过你。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哟！要不是你给我打气，鼓励我加入专业合作社，我还是‘瞎子点灯——白忙活’。”
“没关系，你要是不说真话，我们的干部还找不到‘药引子’呢！现在怎么样了，老伙计？”陈开超关切地问。
“好多喽！按你说的，我把后山上荒了多年的那块长有梨树桩桩的地，改造后种上了蔬菜。我还加入了蔬菜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帮忙，这一季，我就收入了千把块钱。”
两人越聊越亲热。谁能想到，以前他们还曾闹过矛盾呢。
今年２月２０日，陈开超在田间地头调查研究时，发现杨志坤家有一块地废弃着。“你咋个不把梨树搞起来呢？”指着掩映在荒草丛中的梨树桩桩，陈开超着急地问。“算了，算了，你们当干部的就莫指手画脚了，你不说还好，说起来我就有气。”“气什么？”“这梨树还不是前些年，你们干部要我们栽的。说是要发展梨子产业，梨子能帮我们致富，结果呢，梨子树倒栽活了，可我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梨子树得病，没人管，叶子落得光秃秃的；就是结些果子也卖不脱……我一气之下，就把树子砍了。”
原来，在几年前，慈云镇政府曾经组织干部到永川黄花梨基地参观学习，看到成片成片的梨树林，实在眼热，镇政府决定发展梨子产业。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的前提下，就匆忙购进１０多万株梨树苗，要求每个村发展４００亩，实行镇、村、组三级补贴，把黄花梨树苗发给农民栽。没想到农民并不买账。一次，镇干部刁治华把一车梨树苗送到雁桥３组。他一离开，农民就把树苗送回镇政府的坝坝上。谈起往事，刁治华连连摇头说：“农民不愿干的事，还是莫要强求干。干好了没人说，干砸了就怨声载道。当时，发下去是分散种植，跟踪服务又没有到位，又没有订单保障，农民当然不干喽！”
“老杨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触动。”陈开超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充满感触。
发展梨子产业的教训，深深地触动了慈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神经。
“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不能当事无巨细的‘管家婆’。政府在职能定位上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的是公共职能，不为的是市场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慈云镇镇长韩踊从中总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陈开超说：“我们必须立即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僵化思想，政府不再当教练员，退出来当裁判员，引导农民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去闯市场。”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慈云镇党委、政府掀起了一场重新进行职能定位的变革，在全镇推出“三制联动”新模式。所谓“三制”，就是行业协会制、专业经济合作社制和业主制。
思路一变，工作重点和方法也随之改变。慈云镇党委、政府不再埋头拉车不看路，事无巨细抓生产，而是广泛发动农民，按照农民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在全镇建起了养蜂协会、花卉苗木协会和柑橘专业合作社、粮食专业合作社等十几个农民中介组织，全镇农民纷纷加入其中。
“三制联动”，让中介组织唱主角，这个办法还真管用。
４月１０日，在凉河村村委会办公室前，《优质粮返利分红表》的大红喜报格外引人注目。村民正排着长龙似的队伍领钱，个个喜笑颜开。原来，这是粮食专业合作社将出售优质粮后的部分盈利拿出来，向农民进行“二次分配”。
粮农晋云一次返利分红５０１元，他数着钞票乐呵呵地说：“以前粮食卖给小商贩，价钱被压得很低。如今，通过合作社卖出的优质粮，每公斤不仅要比市场价高出８分钱，而且还能分红，比以前划算多了。”以前，慈云镇党委、政府曾经费力发展优质粮，农民就是不“听话”，没想到现在通过粮食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农民一下子搞成了１万亩优质粮基地。这个专业合作社，吸纳了１５８０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哪来这么大的号召力？原来，在农民眼里，专业合作社就是他们自己办的“企业”。农民以１０元的身份股入社后，就可以享受合作社提供的比市场价格低的农用物资，享受返利分红，享受技术指导服务。最重要的是，专业合作社实行的是订单农业，产品不愁销路。而这些，党委、政府是不敢打包票的。
走过绿树掩映的羊肠山道，在大岩碥山花烂漫的青石山下，我们被“嗡嗡”作响的一群群蜜蜂挡住了去路。
“‘赵蜂王’在吗？”随着同行的半坡村村支书刁孝忠一声叫喊，一位老翁矫健地从蜂群中走来。
７１岁的“蜂王”赵国芳，就是慈云镇养蜂协会的会长。赵国芳虽已是古稀之年，但谈吐不凡：“养蜂是一个很好的增收致富项目。养蜂成本低，蜂蜜价格又高！”自从今年镇里引导农民成立慈云镇养蜂协会以来，目前，已经有１００户农民自愿加入养蜂协会。通过实行规模化养殖，协会会员已经产出蜂蜜０．８万公斤。协会与广东一家蜂蜜制品企业“联姻”后，蜂农收入达３０多万元，平均每户蜂农增收３０００多元。半坡村有个出名的光棍组，全组有１２个单身汉，因为穷，山外的姑娘不愿嫁到山里来。自从养蜂协会为村民免费送蜂种，提供技术服务，包销蜂蜜后，单身汉们找到了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３５岁的单身汉万忠禄，今年上半年，在养蜂协会的支持下，他养的十几桶蜜蜂，在一个旺季，就赚了万把块钱。６月１６日，在江津城万忠禄举行的新婚宴席上，他还特意邀请“赵蜂王”当他的证婚人。万忠禄激动万分地告诉我们：“没有养蜂协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３０多岁还能够找到‘堂客’（妻子），离不开蜜蜂，离不开赵老师，离不开协会！”
５月３０日，江津首个柑橘产业化外资农业开发企业——重庆恒河果业公司负责人、澳门客商朱铁能，在慈云镇考察了解晚熟优质柑橘基地时，对慈云镇的柑橘专业合作社连连称赞：“在国外，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都是与农业协会联系的。真没想到，你们慈云镇居然有这么多农民自己的协会组织，这真是与国际接轨呀！”
政府“让位”，“三制联动”，各个中介组织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退后一步天地宽。中介组织活跃起来后，镇党委、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中介组织和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今年上半年，全镇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２５亿元，增加值７５４５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５４０元，净增３１２元。
湖北：从“以钱养人”到
“以钱养事”
○ 何红卫章新国
一场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乡村事务社会化改革，正在荆楚大地上蓬勃展开。把农村公共事业、公益服务交给社会来办，湖北省各地探索出三种服务“三农”的新模式——
委托服务型。将原来乡镇站所转制为经营实体，既承担政府委托的公益性职能，又承担经营性服务。公益性职能由乡镇政府出钱，采取政府采购的形式，委托给这些转制实体，实行“以钱养事”。
定岗招聘服务型。将原有站所全部转制为企业，职工身份全部置换，全员参加养老保险。乡镇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由乡镇或县市业务主管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资质的人员，从事公益性服务。对招聘人员实行“三卡”管理，即农民签字卡、村干部签字卡、乡镇签字卡，保证服务质量。
派驻人员服务型。县市业务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设置一定的服务岗位，定岗不定人，从具有资质的人员中公开招录，签订聘用合同，派驻乡镇专门从事公益性服务。服务项目由乡镇政府提出，乡镇和县直主管部门共同对派驻人员进行考核，对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以钱养事”显示巨大活力。咸宁市咸安区农技站改制为农技服务中心后，区政府按每亩１元农技服务费核算，拿出４０万元承包给３６名有资质的农技人员。政府花钱买服务，调动了农技人员的积极性，他们自筹资金购买农业机械，为农民提供机耕、机收和病虫害防治等服务，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农技人员把自身利益和农民利益捆在一起，积极推广各项实用新技术，仅水稻轻型栽培一项，去年全区就推广１０万亩，是过去５年推广面积的总和，农民增收１２００万元。
山东莱州市：小协会大作为
○ 姜建彬陈修尘
近年来，山东省莱州市的乡镇将引导农业经济发展的部分职能交给协会，把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有效促进了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目前，全市共发展农村经济协会５８个，涉及苗木、石材、渔业等２０多个行业和领域，累计吸纳农户１７万户，转移农村劳动力２５万人。
“套餐服务”是莱州市柞村镇窝洛子村果业协会为果农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窝洛子村果业协会利用专业人才和技术优势，为果农编发《优质无公害果品生产标准》等材料，积极传播先进种植经验。同时，他们还主动为果农牵线搭桥，拓宽销售渠道，每年为果农协调销售出口苹果１００多万公斤。
莱州市粮食产业协会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田间管理，统一订单收购”的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经协会协调，粮食收储中心每年以订单的形式与农户签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小麦收购合同，并以高于市场价１０％的价格收购，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稳定了企业粮源。今年，莱州市２万多名手握订单的种粮户喜获丰收，沙河种粮大户曲召洪深有感触地说：“以前，收成好了却卖不上好价钱。加入粮食协会后，种植、销售都由协会帮着办，粮食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既增产又增收。”今年以来，全市已收购合同优质小麦６万吨，带动农民增收３８００多万元。
中介组织也可唱大戏
○ 唐华丽
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结构中的基础层级，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特别是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以后，处在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乡镇政府需要配置什么样的职能，这是乡镇机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江津市慈云镇的故事，确实发人深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裁判规则，并监督裁判执行好规则。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为农村市场提供服务的竞争日益多元化，如果乡镇政府紧紧把抓生产的任务抓在手里，把事业单位“抱在怀里”，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培育，不利于公平竞争。慈云镇的做法，收到了既让农民增收，又增强市场主体竞争力，同时让政府抽出身来搞好公共服务，可谓一举数得。
慈云镇的故事说明，中介组织是完全能够唱大戏的。然而现在的难点是：乡镇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还缺乏政治认同，而民众没有对社会中介组织普遍建立起信任与依托。因此，从全市来看，在乡镇，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中介组织数量很少，作用十分有限，远远没有唱好大戏。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从具体的生产性的事务中退出来，让中介组织唱大戏，政府当好裁判员和服务员，这是大势所趋。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入，乡镇政府“越位”的职能越来越身临绝境。从越位到正位，由此涉及的宽领域、深层次的改革才刚刚破题。如何加快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责权明确、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服务型、法制型政府，履行好“贯彻法律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职能定位，乡镇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