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它的历史虽算不上悠久，却在数百年的时间内为世界贡献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孕育了无数艺术大师和经典艺术作品。就艺术作品而言，仅仅从分布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一“东”一“西”两座城市的四个博物馆，就可以窥见那藏于茫茫雪原下的艺术土壤是何等深厚。
一、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莫斯科的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后简称“普希金博物馆”）于1912年开馆，收藏有近70万件艺术品，包括油画、雕塑、素描、工艺品、服装、古代钱币、摄影等。普希金博物馆脱胎于莫斯科大学艺术系，因此拥有一整套代表世界艺术史发展各个基本阶段的石膏像、模塑、建筑模型、复制油画等。藏品中对中国人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数百幅杨柳青年画了。这些年画曾经是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私人藏品，徐悲鸿在俄罗斯讲演、办展的时候曾受邀欣赏，为此大为惊叹。
普希金博物馆最令人称道的是一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绘画作品。19世纪末的欧洲画坛是印象派的天下。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西涅克、塞尚、凡·高、高更等印象派及后印象派的大师的作品，光是看到这些名字就足够令人心动了吧？
说起印象派，最绕不开的就是它的“鼻祖”莫奈，毕竟“印象派”就得名于他的那幅《日出·印象》。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莫奈1866年探索时期的《草地上的午餐》，而接下来的收藏则记录了莫奈由“青涩”到“成熟”的全过程：1873年的《嘉布遣会林荫大道》、1884年的《干草垛》、1886年的《礁石》（图1）、1894年的《鲁昂大教堂》（图2）、1899年的《白色睡莲》（图3），以及1904年表现伦敦雾霾的《伦敦议会大厦，清晨》。
说了莫奈，就不能不说雷诺阿，他们是“铁哥们儿”，常在一起画画。将雷诺阿作于1869年的《在塞纳河游泳的人》（图4）和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图5）进行比较，是不是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关系很“铁”呢？当然，哥们儿归哥们儿，艺术追求归艺术追求。比如雷诺阿的世界级的经典作品《萨玛丽夫人》（图6）就用了他颇具个人风格的碎笔触，甚至不惜取消了所有的阴影，目的是将画中人物营造在一个五彩斑斓的光色氛围中。要问雷诺阿为什么喜欢表现这样的画面气氛，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老雷“出身”不太好，当年是个陶瓷画工，用的都是半透明的颜料，这对其后来使用色彩的习惯大有影响。其实，雷诺阿心里并不太喜欢“印象”画法，但是他很爱“偷懒”，常常不经调色就将不同的颜色点直接画在画布上。这个做法可谓巧妙，颜色点相当于“像素点”，观者必须离画面有一定距离才能看清形象，这样既保护了油画作品，又因色彩点“自动”在观者的眼睛里调和而省去了画家调色的功夫，一箭双雕。
和出身卑微的雷诺阿相比，塞尚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了。因为家里有钱，他生性“任性”，总爱琢磨自己的一套。比如印象派是将色彩放在第一位，可是塞尚却说“色彩丰富到一定程度，形也就成了”。先看他的静物画《糖罐、水杯与水果》（图7），静物摆放得很不合“规矩”，随便散落在桌布上，而背景里居然有条斜线。不管画面上的内容是什么，塞尚统统将它们视作画面要素，而他要表现的就是画面要素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意义的视觉体验”。他说：“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都只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再看他的风景画《圣维克多山》（图8），色彩倒是很直接，黄的黄，绿的绿，蓝天白云也都有，可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在清晰度上基本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成了“块块”。老塞还振振有词，说这样干是要“将印象派变得像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怎么“坚固而恒久”呢？他又说了：“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
凡·高和高更在美術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这两位“相爱相杀”的大师的作品摆在一起欣赏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各自的个性同样张扬而充满生命力。凡·高有着颤抖的条状笔触，而高更则偏爱大块面的色彩平涂。而说到相互影响，则可以一边欣赏普希金博物馆里高更的《阿尔勒咖啡馆》（图9），一边回忆凡·高同期的画作《夜间咖啡馆》（图10）。
二、特列恰科夫画廊
说完了普希金博物馆，再来说说同样位于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画廊。画廊？没错，就是画廊。但是这个画廊的规模恐怕比一般的博物馆、美术馆要大得多。
1851年，一位酷爱艺术的企业家特列恰科夫购买了一处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典型俄罗斯贵族风格的建筑作为寓所。五年后的5月22日，特列恰科夫购买了两幅年轻画家的新作，将它们摆放在客厅。没想到，来访的朋友们都非常欣赏，建议他不要将画作收起来，而是放在客厅供大家欣赏。从此，特列恰科夫对艺术品收藏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不断收购当时名画家和青年画家的作品。1872年，特列恰科夫在寓所旁盖了第一批展厅。1881年，他的私人画廊对外开放，免费供人参观。后来，参观的人数和收藏品越来越多，画廊不断扩建，最终建成了有60个展厅的超级“画廊”。现在的画廊大门是1900年至1904年间改建时由画家瓦斯涅佐夫设计的，成为特列恰科夫画廊的象征。
特列恰科夫喜爱俄罗斯的艺术作品，他把圣像画看作俄罗斯美术的典范。鲁布廖夫的《圣三位一体》（图11）就是“画廊”的“镇馆之宝”之一。因为特列恰科夫特别支持当时非主流的“巡回展览派”画家的创作，所以画廊展品中最丰富的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油画，以及苏联时期的优秀作品。
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图12）描绘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后期俄罗斯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她穿戴着上流社会的服装，乘坐着华贵的敞篷马车。和她对视，观者可以感觉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有研究者说，这是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形象；也有研究者从背景里隐约可见的剧院建筑，猜测这是一位演员。克拉姆斯柯依在肖像画创作上实践了一种新的表现风格，即用某种主题性的情节来描绘肖像。克拉姆斯柯依自己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谈及肖像画：肖像的刻画“需要有像喇叭一样响亮的声音。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同时，更重要的是，没有生气蓬勃的、表情深刻的描绘，就没有图画，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是徒劳的”。
来到特列恰科夫画廊，绝对不能错过的是“巡回展览派”代表画家——以表现历史题材而闻名的苏里柯夫的作品。苏里柯夫有哥萨克氏族家庭的背景，因此他的作品里总透出一种哥萨克式的“彪悍”。苏里柯夫的代表作是《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彼得大帝实行政治改革时发生的事件。17世纪的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相比非常落后。1689年，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改革初见成效，使俄罗斯很快跨入了欧洲强国的行列。但彼得大帝的改革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他赋予国外“专家”的特权打击了许多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但画家在创作时并没有“爱憎分明”，而是站在“人”的角度去刻画这一历史时刻。画面中有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彼得大帝，也有将被处决但仍怒视帝王的近卫军士兵，更有抱头饮泣的家属和抚慰亲人的士兵。
作为历史题材画家，苏里柯夫总是用敏锐的目光诠释俄罗斯历史上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缅希柯夫在贝廖佐夫镇》（图13）就是这样一幅作品。缅希柯夫是彼得大帝时期一位从“士兵”爬到元帅的大官，当然，此“士兵”非彼“士兵”。比彼得大帝小一岁的缅希柯夫从小就是彼得的马童，时常陪他一起玩军事游戏，结果一直到做了元帅。然而，彼得二世称帝后，缅希柯夫因贪污获罪，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途中，他的妻子去世了，缅希柯夫和三个儿女在严密的监视下，住在西伯利亚一个小镇自建的小木屋中，这幅作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这一次，画家仍然秉承非“爱憎分明”的表现方式。主人公们挤在狭小的木屋中，没有炉火。在小木屋的“映衬”下显得身体庞大的缅希柯夫与蜷缩在他周围的子女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身上华丽的裘皮服装显示出他们曾经的“辉煌”。处处强烈的反差对比，让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的观众也能“悟”出个“八九不离十”，但画家确实将一切“解释”与“评判”的权力都留给了观者。
能够和苏里柯夫比肩的是“巡回展览派”的“老大”列宾。画廊收藏了两幅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库尔斯克省的教会行列》（图17）描绘的是一队宗教行列，画家通过对画中人物衣着打扮、行为姿态的精心刻画，表现了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的人物特点，甚至有俄罗斯历史学家说这幅作品“简直是俄罗斯的缩影”。画家自己认为：“在绘画上我的主要原则是，要按原样画素材。对我来说，色彩笔触、笔法技巧等已不是问题，我所执着追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对象的本来面貌。”正因为如此，我们欣赏他的《不期而至》（图15）时就像在欣赏话剧中的一个场景：“主人公”不期而至，引发了画中人物的各种动态和表情。背对观众的应该是“主人公”的妻子，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姿势明显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靠桌子坐的两个孩子自然是“主人公”的儿女了，哥哥因为对老爸的当年有印象，所以露出了如此的表情，而妹妹却一脸狐疑，这说明以她的年龄，对来人毫无印象。透过这一点，画家也巧妙地提示“主人公”被捕离家的大致时间。这幅作品本身也充满故事。1883年，列宾创作了第一幅《不期而至》，回家的是一位女“主人公”。而画廊收藏的这幅是1884年创作的第二幅。可是列宾仍不满意，并为作品已被收藏而不能继续修改而“耿耿于怀”，于是在1885年又创作了第三幅。故事还没有结束，1887年，列宾趁特列恰科夫不在，逮个机会又给第二幅作品上“主人公”的脸做了修改，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巡回展览派”中最爱画风景的一位画家——列维坦的作品。作品《弗拉基米尔之路》（图14）的画面“平凡”到只有一条布满车辙的大道。然而正是这样一幅“乏善可陈”的景色，会让很多曾经惨遭流放的人士潸然泪下。这条路就是押送《不期而至》的“主人公”那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的道路。列维坦的另一幅作品《深渊旁》则取材于民间故事：磨坊主的女儿与青年农民相爱，门不当、户不对的状况令磨坊主极为不满，他买通当局，将青年抓了“壮丁”。姑娘深感绝望，跳下深渊。据说，触动画家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傍晚，画家从住所的阳台上向远处眺望，正好看到远处的水潭，暮色蒙眬中，他隐约看到那黑沉沉的水潭上有幽灵浮现，而几根粗大的圆木架起的木桥正好跨过水潭，伸向对岸浓密的灌木丛，神秘而令人生畏……
谢洛夫也是一位不得不提的大人物。在特列恰科夫画廊收藏有他的成名作《女孩与桃子》（图16）。一年初夏，谢洛夫参加了一个沙龙活动，偶然看见银行家的女儿身穿淡粉的衣服，手捧一颗大桃子，坐在靠窗的餐桌旁和家人闲谈，窗外明媚的阳光和绿阴透过窗户与女孩形成强烈的色彩效果。谢洛夫立马支起画架，记录下这美妙的一幕。谢洛夫創作《女孩与桃子》时只有22岁，参加展览时人们都不相信这幅作品出自这样一位小伙子，毕竟，一般年轻人可没有机会参加“巡回展览派”的画展。他们不知道的是，谢洛夫的“背景”非同一般——他可是列宾的“干儿子”，还是契斯恰科夫的学生！
在特列恰科夫画廊，既有时代特色，又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同时也彰显出画家个性特点的20世纪绘画作品数不胜数，比如《前线来信》《又是两分》《红军骑兵来了》《战斗后的休息》《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在塞瓦苏多波尔夏令营》《纸花》……这些作品和它们的作者都对中国近五六十年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未完待续）
一、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
莫斯科的国立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后简称“普希金博物馆”）于1912年开馆，收藏有近70万件艺术品，包括油画、雕塑、素描、工艺品、服装、古代钱币、摄影等。普希金博物馆脱胎于莫斯科大学艺术系，因此拥有一整套代表世界艺术史发展各个基本阶段的石膏像、模塑、建筑模型、复制油画等。藏品中对中国人来说最亲切的莫过于数百幅杨柳青年画了。这些年画曾经是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私人藏品，徐悲鸿在俄罗斯讲演、办展的时候曾受邀欣赏，为此大为惊叹。
普希金博物馆最令人称道的是一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绘画作品。19世纪末的欧洲画坛是印象派的天下。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西斯莱、雷诺阿、西涅克、塞尚、凡·高、高更等印象派及后印象派的大师的作品，光是看到这些名字就足够令人心动了吧？
说起印象派，最绕不开的就是它的“鼻祖”莫奈，毕竟“印象派”就得名于他的那幅《日出·印象》。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莫奈1866年探索时期的《草地上的午餐》，而接下来的收藏则记录了莫奈由“青涩”到“成熟”的全过程：1873年的《嘉布遣会林荫大道》、1884年的《干草垛》、1886年的《礁石》（图1）、1894年的《鲁昂大教堂》（图2）、1899年的《白色睡莲》（图3），以及1904年表现伦敦雾霾的《伦敦议会大厦，清晨》。
说了莫奈，就不能不说雷诺阿，他们是“铁哥们儿”，常在一起画画。将雷诺阿作于1869年的《在塞纳河游泳的人》（图4）和莫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图5）进行比较，是不是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关系很“铁”呢？当然，哥们儿归哥们儿，艺术追求归艺术追求。比如雷诺阿的世界级的经典作品《萨玛丽夫人》（图6）就用了他颇具个人风格的碎笔触，甚至不惜取消了所有的阴影，目的是将画中人物营造在一个五彩斑斓的光色氛围中。要问雷诺阿为什么喜欢表现这样的画面气氛，还得从他的“出身”说起——老雷“出身”不太好，当年是个陶瓷画工，用的都是半透明的颜料，这对其后来使用色彩的习惯大有影响。其实，雷诺阿心里并不太喜欢“印象”画法，但是他很爱“偷懒”，常常不经调色就将不同的颜色点直接画在画布上。这个做法可谓巧妙，颜色点相当于“像素点”，观者必须离画面有一定距离才能看清形象，这样既保护了油画作品，又因色彩点“自动”在观者的眼睛里调和而省去了画家调色的功夫，一箭双雕。
和出身卑微的雷诺阿相比，塞尚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了。因为家里有钱，他生性“任性”，总爱琢磨自己的一套。比如印象派是将色彩放在第一位，可是塞尚却说“色彩丰富到一定程度，形也就成了”。先看他的静物画《糖罐、水杯与水果》（图7），静物摆放得很不合“规矩”，随便散落在桌布上，而背景里居然有条斜线。不管画面上的内容是什么，塞尚统统将它们视作画面要素，而他要表现的就是画面要素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意义的视觉体验”。他说：“画家作画，至于它是一个苹果还是一张脸孔，对于画家都只是一种‘凭借’，为的是一场线与色的演出，别无其他。”再看他的风景画《圣维克多山》（图8），色彩倒是很直接，黄的黄，绿的绿，蓝天白云也都有，可无论是近景还是远景，在清晰度上基本都被拉到同一个平面上，成了“块块”。老塞还振振有词，说这样干是要“将印象派变得像博物馆中的艺术那样坚固而恒久”。怎么“坚固而恒久”呢？他又说了：“要用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来表现自然。”
凡·高和高更在美術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将这两位“相爱相杀”的大师的作品摆在一起欣赏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各自的个性同样张扬而充满生命力。凡·高有着颤抖的条状笔触，而高更则偏爱大块面的色彩平涂。而说到相互影响，则可以一边欣赏普希金博物馆里高更的《阿尔勒咖啡馆》（图9），一边回忆凡·高同期的画作《夜间咖啡馆》（图10）。
二、特列恰科夫画廊
说完了普希金博物馆，再来说说同样位于莫斯科的特列恰科夫画廊。画廊？没错，就是画廊。但是这个画廊的规模恐怕比一般的博物馆、美术馆要大得多。
1851年，一位酷爱艺术的企业家特列恰科夫购买了一处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典型俄罗斯贵族风格的建筑作为寓所。五年后的5月22日，特列恰科夫购买了两幅年轻画家的新作，将它们摆放在客厅。没想到，来访的朋友们都非常欣赏，建议他不要将画作收起来，而是放在客厅供大家欣赏。从此，特列恰科夫对艺术品收藏的兴趣便一发不可收，不断收购当时名画家和青年画家的作品。1872年，特列恰科夫在寓所旁盖了第一批展厅。1881年，他的私人画廊对外开放，免费供人参观。后来，参观的人数和收藏品越来越多，画廊不断扩建，最终建成了有60个展厅的超级“画廊”。现在的画廊大门是1900年至1904年间改建时由画家瓦斯涅佐夫设计的，成为特列恰科夫画廊的象征。
特列恰科夫喜爱俄罗斯的艺术作品，他把圣像画看作俄罗斯美术的典范。鲁布廖夫的《圣三位一体》（图11）就是“画廊”的“镇馆之宝”之一。因为特列恰科夫特别支持当时非主流的“巡回展览派”画家的创作，所以画廊展品中最丰富的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罗斯油画，以及苏联时期的优秀作品。
克拉姆斯柯依的《无名女郎》（图12）描绘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后期俄罗斯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她穿戴着上流社会的服装，乘坐着华贵的敞篷马车。和她对视，观者可以感觉到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有研究者说，这是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塑造的小说主人公形象；也有研究者从背景里隐约可见的剧院建筑，猜测这是一位演员。克拉姆斯柯依在肖像画创作上实践了一种新的表现风格，即用某种主题性的情节来描绘肖像。克拉姆斯柯依自己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谈及肖像画：肖像的刻画“需要有像喇叭一样响亮的声音。没有思想就没有艺术。同时，更重要的是，没有生气蓬勃的、表情深刻的描绘，就没有图画，即使有良好的愿望也是徒劳的”。
来到特列恰科夫画廊，绝对不能错过的是“巡回展览派”代表画家——以表现历史题材而闻名的苏里柯夫的作品。苏里柯夫有哥萨克氏族家庭的背景，因此他的作品里总透出一种哥萨克式的“彪悍”。苏里柯夫的代表作是《近卫军临刑的早晨》。这幅作品表现的是彼得大帝实行政治改革时发生的事件。17世纪的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相比非常落后。1689年，彼得大帝开始执政，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改革初见成效，使俄罗斯很快跨入了欧洲强国的行列。但彼得大帝的改革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他赋予国外“专家”的特权打击了许多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但画家在创作时并没有“爱憎分明”，而是站在“人”的角度去刻画这一历史时刻。画面中有骑在高头大马上威风凛凛的彼得大帝，也有将被处决但仍怒视帝王的近卫军士兵，更有抱头饮泣的家属和抚慰亲人的士兵。
作为历史题材画家，苏里柯夫总是用敏锐的目光诠释俄罗斯历史上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缅希柯夫在贝廖佐夫镇》（图13）就是这样一幅作品。缅希柯夫是彼得大帝时期一位从“士兵”爬到元帅的大官，当然，此“士兵”非彼“士兵”。比彼得大帝小一岁的缅希柯夫从小就是彼得的马童，时常陪他一起玩军事游戏，结果一直到做了元帅。然而，彼得二世称帝后，缅希柯夫因贪污获罪，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流放途中，他的妻子去世了，缅希柯夫和三个儿女在严密的监视下，住在西伯利亚一个小镇自建的小木屋中，这幅作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幕。这一次，画家仍然秉承非“爱憎分明”的表现方式。主人公们挤在狭小的木屋中，没有炉火。在小木屋的“映衬”下显得身体庞大的缅希柯夫与蜷缩在他周围的子女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身上华丽的裘皮服装显示出他们曾经的“辉煌”。处处强烈的反差对比，让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的观众也能“悟”出个“八九不离十”，但画家确实将一切“解释”与“评判”的权力都留给了观者。
能够和苏里柯夫比肩的是“巡回展览派”的“老大”列宾。画廊收藏了两幅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库尔斯克省的教会行列》（图17）描绘的是一队宗教行列，画家通过对画中人物衣着打扮、行为姿态的精心刻画，表现了不同阶层和不同身份的人物特点，甚至有俄罗斯历史学家说这幅作品“简直是俄罗斯的缩影”。画家自己认为：“在绘画上我的主要原则是，要按原样画素材。对我来说，色彩笔触、笔法技巧等已不是问题，我所执着追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对象的本来面貌。”正因为如此，我们欣赏他的《不期而至》（图15）时就像在欣赏话剧中的一个场景：“主人公”不期而至，引发了画中人物的各种动态和表情。背对观众的应该是“主人公”的妻子，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的姿势明显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靠桌子坐的两个孩子自然是“主人公”的儿女了，哥哥因为对老爸的当年有印象，所以露出了如此的表情，而妹妹却一脸狐疑，这说明以她的年龄，对来人毫无印象。透过这一点，画家也巧妙地提示“主人公”被捕离家的大致时间。这幅作品本身也充满故事。1883年，列宾创作了第一幅《不期而至》，回家的是一位女“主人公”。而画廊收藏的这幅是1884年创作的第二幅。可是列宾仍不满意，并为作品已被收藏而不能继续修改而“耿耿于怀”，于是在1885年又创作了第三幅。故事还没有结束，1887年，列宾趁特列恰科夫不在，逮个机会又给第二幅作品上“主人公”的脸做了修改，成为现在看到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巡回展览派”中最爱画风景的一位画家——列维坦的作品。作品《弗拉基米尔之路》（图14）的画面“平凡”到只有一条布满车辙的大道。然而正是这样一幅“乏善可陈”的景色，会让很多曾经惨遭流放的人士潸然泪下。这条路就是押送《不期而至》的“主人公”那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的道路。列维坦的另一幅作品《深渊旁》则取材于民间故事：磨坊主的女儿与青年农民相爱，门不当、户不对的状况令磨坊主极为不满，他买通当局，将青年抓了“壮丁”。姑娘深感绝望，跳下深渊。据说，触动画家创作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傍晚，画家从住所的阳台上向远处眺望，正好看到远处的水潭，暮色蒙眬中，他隐约看到那黑沉沉的水潭上有幽灵浮现，而几根粗大的圆木架起的木桥正好跨过水潭，伸向对岸浓密的灌木丛，神秘而令人生畏……
谢洛夫也是一位不得不提的大人物。在特列恰科夫画廊收藏有他的成名作《女孩与桃子》（图16）。一年初夏，谢洛夫参加了一个沙龙活动，偶然看见银行家的女儿身穿淡粉的衣服，手捧一颗大桃子，坐在靠窗的餐桌旁和家人闲谈，窗外明媚的阳光和绿阴透过窗户与女孩形成强烈的色彩效果。谢洛夫立马支起画架，记录下这美妙的一幕。谢洛夫創作《女孩与桃子》时只有22岁，参加展览时人们都不相信这幅作品出自这样一位小伙子，毕竟，一般年轻人可没有机会参加“巡回展览派”的画展。他们不知道的是，谢洛夫的“背景”非同一般——他可是列宾的“干儿子”，还是契斯恰科夫的学生！
在特列恰科夫画廊，既有时代特色，又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同时也彰显出画家个性特点的20世纪绘画作品数不胜数，比如《前线来信》《又是两分》《红军骑兵来了》《战斗后的休息》《列宁在斯莫尔尼宫》《在塞瓦苏多波尔夏令营》《纸花》……这些作品和它们的作者都对中国近五六十年的绘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