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四年了，可是，试验场区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件往事，不时涌上我的心头。
　　
　　我搭上了张爱萍上将的车
　　
　　1964年8月的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在一○三外场测量点装完探头底座已是下午1点多了，下一站到一○八站。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等车，来时携带的水已喝完。忽听到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车轮扬起的尘土使人看不清车身，但从响声判断是辆小车，也就没有招手拦车。不料汽车在我身旁突然停下了，车门打开了。“小鬼到哪里去?”转身一看，是张爱萍上将。他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也是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前线总指挥。我们虽然在场区常见面，可没有说过话。这次相遇有些使我有点儿不知所措，急忙回答：“到一○八去。”“咱们是一路，上车吧。”“不用了，后面有车。”我不好意思地回答道。虽然在场区搭张副总长车的人不少，但我总觉着难为情，况且我还背着一大包零件和工具。大概他看出了我的心事，便说：“上车吧!没关系!快，帮他把东西拿上来。”见首长这么热情，我只好服从了。
　　坐到车里后，我显得有些拘束，张副总长首先和我说话了，“噢?你也是三个花花(我当时是上士军衔)，咱们一样啰!”我笑了，车上的人也都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了。随后又问我的工作单位和搞的项目。还问我进场多长时间。拉肚子没有，站上拉肚子的人多不多?当时，我们帐篷10个人中就有4个人拉肚子，因为我们饮用的水，是从很远处拉来的，又苦又咸，不喝不行，喝多了又闹肚子。水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场区指挥部的首长们。张副总长说：“解决淡水问题困难很大，让后勤部弄些‘酸梅精’放到水里会好喝些。”接着又说，“等试验成功了，咱们去马兰(生活基地)好好喝上顿淡水。”车在茫茫的沙漠中行进，很快就到了一○八测量点。此时，我该下车了。张副总长又转身嘱咐我，回去代问大家好，并转告大家现在晚上很冷，要盖好被子，后半夜别着了凉。
　　
　　戈壁滩上的生活
　　
　　核试验场区在罗布泊的腹地，方圆数百里无人烟，不下雨，也没有水，不长草，也没有生灵，死一般的寂静。酷热、奇寒、缺水、风暴是罗布泊的“特产”。在这里，水不仅是苦咸，大家叫它“矿泉水”(指水中还含有不少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且奇缺，从数百里之外运来。场区不仅有科技、工兵、通讯、防化、警卫、运输等人员用水，还要保证建筑施工用，因此生活用水是限量的，经常是早晨仅有的一点洗脸水留在盆里，中午擦脸，晚上洗脚，叫“一水多用”。我们从4月份进场到10月份试验成功，回收任务完成，才洗了一次澡。平时只能“干洗”(用手搓)。那时谁要是痛痛快快喝上顿马兰的淡水，大家会当新闻传。那里的风沙很厉害，刮起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叫“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我们居住的帐篷，样子与火车卧铺车厢相似。每天早上起来先得往外清沙。最难堪的是深夜狂风袭来，床上碗里都是沙子。由于干燥加上风吹日晒，我们的手脸裂得像哈蜜瓜皮。最苦的是坐车，进出场区不论冬夏男女，一律坐在“解放”牌卡车的车厢里，路早被车轮捣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坑，叫“搓板”路，一台车上坐20来人，风吹日晒，400多公里，十几个小时下来，人都颠的快要散架了。
　　试验场里对保密要求很严，在进场前各自的项目是互相保密的，要求每个人守口如瓶，就是进场后要进入测量室还须换三次“通行证”，每道门上都有警卫守着。我是1963年上半年从空军调到国防科委参与这项工作的，到1964年进场后，才知道是搞原子弹试验测量温度的。有一对夫妻都在科研单位工作，妻子上半年“出差”杳无音信，下半年丈夫也出差(进场)，在场区偶然遇见了妻子，互相感叹不已。实际上他们早已从事着共同的核试验测量工作了，只是彼此严格向对方保密。
　　我们研究室的孙瑞蕃主任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室里的人都尊称他为老头子，只要人家送给他一壶淡水，他总要计每个人都喝上一口。张副总长不知从哪里弄来点苹果，分给我们室两个，大家让来让去最后决定送给住院的同志。
　　
　　零时的喜悦
　　
　　全体参试人员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临近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10月16日15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的零时。16早晨6：30分大家已吃过饭，然后我们项目组的同带上标定好的探头奔赴各个测量点，进行安装。大约在14时，我们安装完探头撤到一个预定的小山丘上(指定的参观点)。这里已是人山人海，有解放军总部机关，新疆自治区党政首长，以及场区的工作人员。大家都交头接耳的议论着什么。这天早上天空有些薄云，可到中午时天空愈加晴朗，万里无云。大约在14时30分，扩音喇叭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等乐曲，接着女播音员用清脆的声音宣布：“经过全体参试人员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颗自行研究设计制造的原子弹，已经安装调试完毕，马上就要引爆试验了。经党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整，请大家对好表。今天‘720’总控制室里有张爱萍副总长、张震寰等首长……”。接着对参观人员提出了注意事项和要求。之后现场很安静，喇叭却开着，隐约听到了张蕴钰司令员、李觉部长在铁塔上嘱咐安装员，“不要紧张，小鬼。就像你平时演习时那样动作，安装之后咱们一起撤退。”大家明白，这时首长们正在铁塔上陪着技术人员把引爆雷管装进原子弹里，直到把电闸合上才离开。每个人都屏住气，好像还想听些什么。突然喇叭里传出命令：“请大家背向爆心卧倒闭上眼睛”。大家意识到具有历史意义的庄严时刻就要到来。参观区一片寂静，只能听到钟表的嘀哒声，接着一个响亮的报数声：“987……321起爆!”我虽然闭着眼睛，还是感到眼前亮了许多，当我爬起来转身观望时，爆心仿佛成了一座火的山丘，红色的火光从黑烟里往外翻滚。渐渐形成一个巨大火球，它的光芒把的太阳都遮住了，把天空和大地照得一片通红。很快是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震耳欲聋，又被连绵的天山雪峰反射回来，隆隆的雷声滚过人们的头顶，好像要把天幕撕裂了。冲击波裹挟的狂飙横扫着无边无际的戈壁滩。巨大的火球继续翻滚着，慢慢地升向高空，席卷着残云、烟雾，不断向外膨胀，缓缓地变幻着颜色：桔红、桔黄……最后凝聚在天空中，形成拔地而起的参天的磨菇云。大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欢呼!跳跃，拥抱“成功了!成功了!”大家眼里都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正好对着我们，将我们摄进了历史的镜头。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测量项目的探头回收任务摆在了我的面前。如果说参观爆炸是百里以外的事，那么现在的任务就是进入爆心。也就 是磨菇云升起的地方。宏观上观察爆炸是成功的，产品是否达到了预想的设计水平，还要靠测量的成果分析计算出来的数据。我们的项目还是“速报”项目，也就是当天就可计算出“当量”(相当于多少吨TNT炸药的量)。另外17时前就要进入爆心的各测试点。我们光冲量测量小组共3个人，那两位是女同志，任务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但咱是共产党员，又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人，回想起来那时确实作好了赴汤蹈火的思想准备。大热的天气，上身穿着很重的防护衣服，下身穿着橡胶皮的连袜裤子，头戴全封闭的防毒面具，脚蹬特制的“鞋”，形似月球上着陆的宇航员。带着专用车跑遍了全场十几个测量点。到了爆心一看地面全烧焦了，模拟的铁路成了麻花状，效应用的军舰、坦克也被冲击波吹得翻倒在一边，汽车和飞机烧焦后又被吹得老远。原来放原子弹的铁塔安装在一个较高的土台上，现在土台没有了，只看到一个巨大的坑，铁塔也被熔化……。我们项目的探头底座是用大型的“工”字钢焊成的，可有的在光辐射和冲击波的作用下变了形，带来卸探头的专用工具使不上，只能用钢锯锯开，忙得满头大汗，原先的惧怕一点也没有了。忙碌了3个多小时，布下的探头全部回收了。我回到驻地已是满天星斗，受到焦急等候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夹道欢迎。那年部队党委给我记了功。
　　
　　我们庆祝了三天
　　
　　爆炸后，我们庆祝了三天，从4月份进场已有半年没休息。记得就是10月16日这天，《新闻联播》发布了两条消息：一条是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和北京庆祝的盛况；另一条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消息。真是喜上加喜，因为我们研究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存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拿走资料．撤走专家加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历史背景下，广大科技人员和全国各条战线克服重重困难，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研制成功的。当时赫鲁晓夫骂我们，说如果中国制造原子弹恐怕要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了。庆功会上，很多老红军、老八路、老教授和参试的科技人员激动得泪流满面，高兴得手舞足蹈。是啊!他们应该高兴，老同志出生入死闹革命，还不是为了祖国强大，人民扬眉吐气!老专家放弃了国外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阻力从异国他乡怀着一腔报效国家的热血回到了祖国，隐姓埋名地辛劳，还不是为了这一天。张副总长端着酒杯，走遍全场，向大家敬酒，为大家庆功。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现在还历历在目。当年我24岁。
　　(责任编辑／孙开颜)